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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0 个词,帮你了解美国 50 年前那个“除了爱就没别的了”的夏天(一)

徐雪晴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在旧金山这座城市里,你遇到的人温柔善良。对于那些要去旧金山的人,今年的夏天将充满爱的阳光。”

1967 年的夏天,哼着 Scott McKenzie 的这首《旧金山: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戴花》(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10 万名美国年轻人,告别家乡,坐火车或搭巴士,来到旧金山的 Haight Ashbury 区,赶赴一场名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盛会。

这些年轻人称自己为“花的孩子”,像歌词中描绘的那样,无论男女,都将鲜花别在头上。他们或赤脚游荡在街头,穿梭于廉价的二手商品之间,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看书、聊天。摇滚歌手们为人们免费献唱,街道与陌生人家的地板即是住所,男男女女都披散着头发,吸食着致幻剂或大麻,自由地恋爱。

长发、鲜花、奇装异服、致幻剂、大麻、东方宗教、摇滚乐、群居、自由恋爱……这些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字眼,成为了这个年轻群体的身份标签,也构筑出了“爱之夏”的奇幻景象。

这群古怪的年轻人,被媒体称为“嬉皮士”。与行走在街头,高喊着口号、挥舞着标语的人群不同,他们选择了一种极其另类的和平方式,对抗着周遭的一切。

种族斗争、肯尼迪遇刺、太空竞赛、越战泥淖、性别平权……到了 60 年代中后期,1950 年代的美国繁荣,已被撕出了多道裂口。这些在战后婴儿潮中诞生的年轻人们,享受着更优渥的物质条件,接受了更高的教育,也被曝光在更先进的媒体技术前,已无法再用父母一代灌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比如信奉上帝、勤奋工作、为国家服务,来应对 1960 年代的种种社会矛盾。

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

于是,Haight Ashbury 成为了一座实验场。一切与美国主流文化相悖的观念,都成为了实验道具。

许多新奇的事物像雨后迅速生长的蘑菇一样喷涌而出。

为了对抗物质主义,免费商店、免费午餐、免费音乐会以及免费的住所开始出现。东方宗教取代了上帝,人们诵读佛经、研究禅宗,还披上了飘逸的道袍。在复合口服避孕药的帮助下,更自由的性爱开始了。而为了反抗社会守则,并通过幻觉来探索内心的修养,嬉皮士们服下了致幻剂。在幻觉体验的刺激下,乐手们还制造出了节奏强烈、震耳欲聋、节奏多变的迷幻摇滚。

这些探索自由边界的尝试,带有“垮掉的一代”的深刻印记。追求性自由、支持大麻合法化、反对政府权威、施行摇滚节奏革命等主张,都曾出现在“垮掉派”作家艾伦·金斯堡所著的《什么是垮掉的一代》的引言中。艾伦·金斯堡,还参与了嬉皮士们的一次集会,并走上舞台带领人们诵经。

只是对比“垮掉派”的喧嚣,嬉皮士们要温和许多。他们称自己为“爱的一代”,并喊出了“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的口号。

在动荡不安的 1967 年,Haight Ashbury 被塑造成了一个台风眼。通过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这个区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朝圣之地,也成为了许多人的猎奇场所。

不过就像别在鬓上易枯的花朵一样,“爱之夏”很快画上了终点。鱼龙混杂的人群,滋生出了罪犯与疾病,硬性毒品与饥饿也混入了社区,最终嬉皮士们对爱与自由的探索,被迫中断了。

不过,一切并没有戛然而止。对于嬉皮士而言,“爱之夏”是一个开端。在之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它带给美国婴儿潮一代的影响,已不能用简单的一个“爱”字来概括。

作为美国 60 年代的一个重要切片,当我们去回顾这场嬉皮士发起的文化反叛时,会发现如今美国文化、科技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如行为艺术的流行和个人电脑的研发,都与“爱之夏”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而这,是在“爱之夏” 50 年之际,我们想要重提它的原因——这些“旧事”将通过 10 个词条重述出来,这是前  5 个。

LSD

LSD,是“爱之夏”以及美国的整个 60 年代,绕不开的一个词。

这种半人工致幻剂,有数不清的拥趸。之后我们将提到的所有人物与事件,无论是感恩至死乐队以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还是《全球概览》的创作者斯图尔特·布兰德,或是在硅谷的实验室中埋头苦干研发出个人电脑的科学怪才们,都与这种药物有着紧密的联系。

LSD 与毒品齐名。但它并不是一种毒品,或者说至多只能被视为软性毒品。人们不会对之产生生理依赖,身体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遭到损坏,而只要摄入 100 微克,也就是一粒沙子重量的十分之一,使用者就能获得 6 到 12 小时的感官、知觉、记忆以及自我意识的剧烈变化。

随着剂量的增加,人的感官会发生更剧烈的扭曲,据说,甚至会产生联感体验,比如能在聆听音乐时嗅到音乐的气味。这种体验,成为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拥护 LSD 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无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人类感官世界完整性的质疑。它成为了探索新世界的手段,也变成了逃避残酷现实的方法。

美国军方绘制的九幅图,描绘一个人在服用 LSD 后的八小时内的精神状态

在嬉皮士探寻自由边界、反抗主流文化的过程中,LSD 很自然地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助力。在迷幻的体验中,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枷锁被撬开,人们用一种奇异的视角融入到了周围的世界中。

在 BBC 的“爱之夏”纪录片中,一位服用过 LSD 的女性,用断断续续、迷离的语调,这样描述自己的体验:“我没法和你说,它就在这儿,你能感觉到吗?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绚丽的色彩之中,我可以感受到空气,我可以看见它……”

这种混沌的感觉,频繁地在当时的摇滚歌曲中浮现。杰弗森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白兔》(White Rabbit)是最著名的一首:

“当逻辑和比例

都失去意义,

当白武士倒着说话,

当红皇后高喊着‘砍掉她的脑袋!’

不要忘记睡鼠说过,

填饱你的脑袋!

填饱你的脑袋!”

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原著中,白骑士并没有说话,喊着“砍掉她脑袋!”的不是红皇后而是红心皇后,忘记睡鼠说了什么的,是疯狂的帽匠。而在杰弗森飞机飘忽的乐声中,爱丽丝跌入了新一层的梦境中,开始了另一场冒险。

1967 年,作为杰弗森飞机该年专辑《超现实主义枕头》中的单曲,《白兔》很快风靡开来。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一些 LSD 音乐派对现场,一些嬉皮士会在头上戴个白色的兔耳朵,在酒水中滴入一滴 LSD,撬开迷幻世界的大门。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这种药物在“爱之夏”发生之前,其实已被官方禁止。

1966 年,当时出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宣布 LSD 为非法药物。被他形容为“打扮得像人猿泰山,头发长得像小丫头,闻起来像野兽”的嬉皮士们,立马有了反应。他们开始静坐抗议,并在 1967 年 1 月 14 日,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草坪上,举行了一场奇特的聚会。

这场被命名为 Human Be-In 的集会,在旧金山当地的嬉皮报纸《神谕》的组织下,吸引了两万名年轻人。“垮掉派”作家艾伦·金斯堡与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是最重要的嘉宾。

前者在 1955 年,因爱上杰克·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尼尔·卡萨迪,从纽约横穿美国,来到旧金山;在被对方妻子逐出门后,借着怒气完成了“垮掉派”的诗歌代表作《嚎叫》,在旧金山声名大噪,为包括失业者、同性恋等在内的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树立了一面旗帜。

后者在当时已被哈佛大学开除,原因是向大学生们大肆宣扬 LSD 通往极乐的魔力,却只字不提潜在的危险。不过借着 LSD,他混入了纽约的名流圈,并打造出了“LSD 专家”的名气。

当时的宣传海报
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在 Human Be-In 现场

在抵达旧金山之前,利里对西海岸并无好感。著名小说《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Ken Kesey)曾专门从旧金山前往纽约,与其会面。不过利里对他态度冷淡,因为他以严肃学者自居,视 LSD 体验为深奥的科学实验,而非加州人眼中的“思想解放工具”。

不过面对金门公园草地上密密麻麻的年轻人群,他立刻意识到那将是一个“宣扬 LSD 理想”的绝佳机会。

他走上舞台发表了一场演说,演讲词中穿插了许多精心准备的短语。他在读出这些短语时,特意降低了语速,好让听众们认真消化每一个单词。在演讲的最后,他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三个著名的短语:“Turn on, tune in, drop out.”

在后来的一本自传中,利里曾对这三个短语进行过详细的解释:Turn On 是解放自己的感觉器官,审视内心世界,体会不同层次的知觉意识;Tune In 是关注周围的一切,让自己的意识与周遭环境和谐共处。Drop Out 是不再依靠外力,而是相信蕴藏在自己头脑中的力量,并借着它达到快乐的顶点。

当时参与 Human Be-In 的年轻人们对这三个短语的理解,或许从未上升到利里描绘的哲学高度,不过他们记住了这三个词,并把利里奉为了“精神导师”,开始更频繁地冲破官方的禁忌体验 LSD。

这场声势浩大的“人类大聚会”,引来了不少记者的关注。2 万名年轻人的另类形象,被他们用摄像机、照相机与钢笔记录在了不同的媒介里,迅速地在全美国传播开来。

在长发、赤脚、奇装异服等被标签化的元素之外,人们还记住了嬉皮士脸上的笑容与平和的态度。组织者们向媒体宣布,嬉皮士就是“爱的一代”,而 1967 年的夏天将是“爱之夏”,到时旧金山的街道上,将遍布“花童”(Flower Children),他们将欢迎人们头戴鲜花,前往旧金山和嬉皮士们一起享受生活。

“挖掘者”团体:免费的一切,是否意味着真的自由?

“挖掘者”(The Diggers)的神秘感维持了很多年。他们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公开各自的姓名,组织松散,无明确的活动纲领。人们一度认为他们是一群富家子弟。因为在 1967 年,他们为游荡在 Haight Ashbury 身无分文的嬉皮士们提供了一个夏天的免费食物。

每天下午四点,挖掘者们会在金门公园现身,供应 600 人份的蔬菜浓汤与面包。人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在领取食物之前,跨过一个边长为 6 英尺的正方形橙色框架。挖掘者们将其称为“Free Frame of Reference”(免费参考系)。他们还制作了许多缩小版的框架(边长 1 英寸),用鞋带串起,在分发食物时,将其挂到人们的脖子上。

他们希望人们能举起边框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看看眼前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免费的。

在挖掘者的词汇中,“免费”(free,在英文中也有自由之意)与“自由”是一体的。他们认为“免费”是唯一一个主流社会所无法吸收的标准,而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除非完全抛弃社会对利益和私人财产的定义。

这个由激进分子、即兴演员和行为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从活跃在 17 世纪的“英国掘土派”(English Diggers)关于废除私有制、实现财产平均等主张中获得了灵感,继承了他们的名字,在 400 多年后的美国实践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平等观。

挖掘者试图提供免费的一切。

他们在 Haight Ashbury 开设了免费商店。将捐赠、掏捡甚至偷窃来的物品,摆放在店铺中。身处消费社会的年轻人们,一开始并不能适应这种先锋的经营方式,试图从店中偷窃商品的人并不少见。

他们还开设免费音乐会和免费诊所。感恩至死、詹尼斯·乔普林和杰弗森飞机,以及活跃于旧金山的许多迷幻摇滚乐团及歌手,时常会参加挖掘者们组织的免费演出。而加州大学和洛杉矶医学院的嬉皮士学生们,也会到诊所中帮忙。

这场实验拯救了许多趁着暑假出走到旧金山的青少年。他们没有钱与生存能力,靠着免费的餐食、商品与住所,活了下来。许多老嬉皮士回忆,如果没有挖掘者的帮助,嬉皮士运动或许撑不过一个月。

但这场运动还是终止了。

Human Be-In 集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旧金山,加入 Haight Ashbury 的嬉皮士群体。人人都参照着媒体的指南乔扮成嬉皮士的模样,但不是人人都明白“爱之夏”开始的原因及意义。密集的人群与迷幻的现状,成为了不同组织与个体各取所需的温床。

旅游公司将 Haight Ashbury 变成了一桩生意。他们将旧金山描绘成“唯一能不出美国国土就能‘出国’旅游的地方”。游客们乘着旅游车进入了旧金山,像游览动物园一样,新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嬉皮士们很快对这些猎奇人士感到厌烦,他们举着镜子跟着旅游车奔跑,让游客们只能在车窗外,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图谋不轨的罪犯,进入人群中招揽团伙。硬毒品开始混入到 LSD 等致幻药品之中。政府派出警察介入这片自由之地。

1967 年 10 月 6 日,挖掘者们上演了“嬉皮之死”游行(The Death of Hippie/Birth of Free Parade)。他们化身为一群“送葬者”,头戴面具,身着素衣,抬着一口装满了珠子、鲜花与长发的棺材,从 Haight Ashbury 向金门公园走去。这场游行,被视为是 Haight Ashbury 社区嬉皮年代的终结,以及嬉皮士乌托邦式设想的终结。

当时,“爱之夏”才进行了 4 个月。

葬礼之后,挖掘者们开始劝说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与大学生回家。多年后回忆起这场行为艺术表演,挖掘者的成员 Chuck Could 表示,“嬉皮之死”是为了揭露嬉皮士已变成了一个被谋划、被概念化和被商业化的坏想法。

“爱之夏”结束的数年后,挖掘者们重新走入公众的视线,回顾当年的嬉皮士运动。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嬉皮士,因为嬉皮士更多是一个被媒体塑造出来的概念。而对于当年在 Haight Ashbury 尝试的“免费”运动,他们表示那是一次探究自由究竟可以走多远的尝试。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作为挖掘者创始人之一的 Peter Coyote,做了这样的评价:“Haight Ashbury 是第一座活着的剧院,人们可以挣脱过去的身份,走入一个新的角色,就像最早来到加州的那批淘金者们一样,可以宣称自己是什么然后就成为了自己宣称的一切。”

他说挖掘者在当时想象了一个世界,一个他们想要活在其中的世界,然后通过演绎的方式让其成真。免费的午餐、诊所、商店和音乐会,都是他们建立的“隐形剧院”:“(我们)将人们引入一种颇为先锋的剧院之中,而不让他们意识到这座剧院的存在。”

“反主流文化可能在每一场政治抗争中都失败了,我们没有终结种族主义,没有终结战争,没有终结资本主义,也没有终结帝国主义。但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说,我们赢得了每一场战斗。如今在西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有机食物的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保运动。”他评价道。

1968 年后,挖掘者的成员们分道扬镳,来到不同的城市组建各自的公社,不过彼此之间还保有联系。他们继续用另类的方式,试验着当年的诉求。

如今在一个名为 The Diggers Archive 的网站上,你还能找到当年“免费”商店的线上版“虚拟免费商店”。人们可以捐赠或征集物品。有人想要 60 年代嬉皮士服装、电吉他,有人征集“比尔·克林顿的性器官、记忆、革命者和他们的思想”。许多人都标注自己来自旧金山,或许有不少是当年的老嬉皮士。

寒山,一位被中国人遗忘的“嬉皮祖师”

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寒山。这位生活在盛唐时期的诗人,人生的前三十年极度坎坷,经历三了次科考失败,四次吏部落选以及两次妻离子散。之后,他选择归隐浙江天台山,参禅悟道,在一百余岁时辞世。

1967 年的夏天,如果你在旧金山,却能从围坐在金门公园草地上的嬉皮士口中,听到他的名字。在 Human Be-In 的集会上,金斯堡就在 2 万名美国年轻人面前,诵读过他的诗歌。

寒山的影响在嬉皮士群体中持续了很久。不少嬉皮士诵读着他的诗句,想象着他在山野中的云游生活,选择像“垮掉派”一样四处浪游,用亲身经历体验着这位中国禅僧的人生之路。

寒山写的是白话诗。在中国正统文学史上,他是被主流长期冷落的对象。中国人讨论寒山诗最热烈的时候,是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在白话文运动中,将寒山从角落中重新抬了出来,之后,他很快又回到了角落中,很少再被提及。

上世纪 50 年代,寒山诗从日本传译到西方。因为语言通俗,容易翻译,加上寒山本人的厌世弃俗和狂放不羁,他与他的诗很快得到了“垮掉派”的青睐。“垮掉派”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曾翻译过 24 首寒山诗,发表在美国文学杂志 Evergreen Review上。《人问寒山道》是其中一首(附斯奈德的翻译):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Cold Mountain: there's no through trail.

In summer, ice doesn't melt

The rising sun blurs in swirling fog.

How did I make it?

My heart’s not the same as yours.

If your heart was like mine

You'd get it and be right here.

在“垮掉派”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 1958 年的著作《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又名法丐)里,斯奈德是主人公的原型,他被凯鲁亚克与其所推崇的寒山,融为了同一个人。而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凯鲁亚克还写下过一行小字“献给寒山”。

加里·斯奈德
杰克·凯鲁亚克

在“垮掉派”的积极推动下,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美国掀起了一阵“寒山热”。延续了“垮掉派”价值观的嬉皮士们,很自然地接纳了他,并将其奉为“嬉皮祖师”。

从长期徘徊在中国正统文学典籍边缘,到在美国的翻译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并连续影响了两代人的精神世界,寒山的文学之路走得曲折又传奇。

在凯鲁亚克的笔下,他是一个站在高山云雾间,“能摆脱一切世俗文明的纠缠,自在、自足而冷漠”的人。斯奈德在挑选翻译寒山诗时,关注的也是寒山“出世”的一面;24 首诗歌,吟咏的基本都是与世隔绝的山林生活。但事实上,寒山也写过不少批判社会矛盾的“入世”诗歌。

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语境下,寒山被附赠了许多想象的色彩,以及美国人对东方禅宗的简单化的理解。

1970 年《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简述过禅宗与垮掉派及嬉皮士们的关联:“在佛教的不同宗派中,禅宗是最为西方人所知的。它提倡内省、强调本能、自发以及顿悟的教义,被早期的垮掉派”所接纳,又被如今的许多年轻人所推崇,融入到了美国反主流文化神秘色彩之中。

就像白话文运动中求助于寒山的胡适一样,反抗美国主流文化的嬉皮士们,也需要四处借力。选择信仰东方宗教对于他们而言,本身就已是一种反叛。

蒙特雷流行音乐节:现代音乐节的发端

1967 年的 5 月 16 日到 18 日,或许是加州小城蒙特雷(Monterey)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三天。

比举世闻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还要早两年的蒙特雷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召开,将当时最重要的摇滚乐手们聚集到了一起。

民谣摇滚音乐二重唱组合 Simon & Garfunkel,献上了著名好莱坞电影《毕业生》的配乐《寂静之声》。乡村摇滚乐队 The Mamas & The Papas,演唱了 California Dreamin’(加州之梦),27 年后,这首歌伴着摇头晃脑的王菲,也出现在了电影中,促成了《重庆森林》中难忘的一幕。

还有感恩至死、杰弗森飞机,吉他之神 Jimi Hendrix,以及,从英国专程赶来的谁人乐队(The Who)。

这场音乐节成就了美国女歌手 Janis Joplin。翻唱布鲁斯经典曲目 Ball and Chain 时,为了压倒乐队的声音,她用粗犷的嗓音,将歌词喊叫了出来。现场观众曾这样描写她:

“她不仅是一位歌手,而是一种原始力量。……当她歌唱时,她愤怒地跺脚,不顾一切地甩她的黑发,以致一缕缕头发抽打在她脸上。有时,她浑身颤抖,使用她那粗糙的布鲁斯声音和在表现极度痛苦时迸发出来的激动的高声呼喊和尖叫声,而在她的呻吟和耳语中仍然有着更加强烈的感情表露。很难使人相信,一个在台下外表不怎么样的人,当被她自己歌曲的感情抓住的时候,竟会变得如此引人注意的美丽,或者说,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当歌唱时,竟会显得那么老成、精疲力竭。”

而 Jimi Hendrix 则用一把燃烧过的吉他,将整场音乐节推到了最高潮。

在演奏完 The Troggs 乐队的名曲 Wild Thing 之后,他跪倒在地,将燃烧液缓缓地浇在吉他上,冷静地看着它燃烧。随后,他拿起半毁的吉他,使劲儿地往地上砸,在嬉皮士们的惊呼声中,“爱之夏”被推到了巅峰。

在这场音乐节举办之前,这一切或许都不会发生。

在纪录片《蒙特雷流行音乐节》中,一边观摩着 Janis Joplin 的现场表演,一边惊呼“太厉害”的 The Mamas & The Papas,过去绝对不会去看 Joplin 的演出。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同一场音乐节上出现。当时, 不同的音乐流派有其独立的音乐节,而属于某一流派的乐迷只会专心抱团,基本不会与其他流派有所交流。

蒙特雷流行音乐节,改变了这一切。

各式各样的曲风,和呼喊着“爱与和平”的嬉皮士们,被融合在了一个时空中。而这,为两年后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再往后更多的音乐节,建立了示范。

罗宾·摩根的女权运动:永别了,碎片玻璃般的美国梦魇

1970 年 1 月,美国女作家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地下杂志 Rat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别了,所有那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的文章,斩断了自己与嬉皮运动的联系。

“别了,永别了,伪左派,男性统治的、碎片玻璃般反射而出的美国梦魇。女性才是真左派……我们正在升起,以一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具潜力的狂怒力量升起,这次,我们会收获自由……”

罗宾·摩根

摩根曾是一名活跃的嬉皮士。她积极地参与各种争取社会公平的运动,反对越战,跟随男性领导者们争取公民权利。“嬉皮之死”游行后,她加入了一个名为 Yippies(青年国际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效仿着挖掘者们,用行为艺术去挑战主流社会的规则。

他们曾站到纽交所的楼顶,往街道上散发美元,推举过一只猪做总统候选人,因为“民主党就是这么做的”,并宣称要解放一切。

他们提供免费的饭菜与住所。同时,提供免费的女人。

根据 Yippies 的成员 Judy Gumbo 回忆,男人,特别是那些反主流文化的男人以及出没在 Haight Ashbury 的男人,一直以所谓的“free love”为幌子,猥亵或强暴妇女:“这些事情在当时发生了不少,只是被掩盖了。”

而即使没有对女性施暴的现象,在各个嬉皮士团体中,女性所扮演的不过是“端咖啡的角色”。在《洛杉矶时报》对“爱之夏” 50 周年的报道中,一名当年只有 17 岁的嬉皮士,回忆道:“从很多方面来看,女性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都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在许多公社,她们负责照看孩子、做家务和做饭,这是传统家庭中的情形。”

“爱之夏”结束后,许多嬉皮士离开了 Haight Ashbury,来到偏远的山林中实践公社式的群居生活。曾经被掩盖的“free love”以及性别平权虚伪的一面,被迅速揭开。

父权社会的陋习,在蛮荒之地复苏了。女人被视为男人的财产。男人们拒绝任何避孕措施,理由是那“违背自然”。女人们终于在这时醒悟,开始组建提升女性自觉的互助小组,讨论着发生在自身的一切。

罗宾·摩根在一次讨论中,大胆地承认,自己时常在性爱中假装高潮。令她及其他人都吃惊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抛出了同一个问句“你也这样啊?”

她先是舒了一口气,原来“并不只是我”。不过从这个念头中,她又牵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并不只是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摩根脱离了 Yippies,并在 1968 年成立了一个激进女性团体 W.I.T.C.H。她还设计了如今在女权运动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标识,一个圆圈,下加一个十字,圆圈中心则是一个握紧的拳头。

有趣的是,她反抗男权的方式也很“嬉皮”。W.I.T.C.H 的命名和 Yippies 或 Diggers 一样古怪。它的全称是 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大概可以被翻译成“来自地狱的妇女国际恐怖阴谋”。

她们也玩行为艺术。1968 年,摩根带领着女性激进分子们发动了两场运动。先是对纽交所发动了突袭,并在现场留下了“女巫的魔咒”。几个月后,她们又出现在亚特兰大美国小姐的选美庆典上,效仿着她们所反抗的男性嬉皮士们,将一头羊加冕成美国小姐,拍卖了一具美国小姐的模型,还建立了一个“自由垃圾箱”,将紧身衣、胸罩、围裙和速记本,一股脑儿地扔到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