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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在灾难发生的时代,我们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曾梦龙2020-02-04 16:26:32

切尔诺贝利核爆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灾害事件,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解,我所见证的究竟是过去还是未来?……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恐惧的窠臼。——阿列克谢耶维奇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内容简介

1986 年 4 月 26 日,前苏联治下的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是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技术悲剧之一。上万平民因放射性物质长期受到感染或致命;数万亩土地被污染,切尔诺贝利一夜之间化为废城。 

事故后十年,著名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危险,深入事故发生现场,历时数年,访问了超过 500 位幸存者,用普通个体的声音平贴出时代的全景,书写了一部人类的启示录。在这里,平凡人物的真实经历比小说更惊人。每个人的声音都透视着历史的崩塌、国家机器的隐瞒、俄罗斯人的价值观,以及人们的愤怒、恐惧、勇敢、同情和爱。

作者简介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1948 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 历史上重大的事件。著有《二手时间》《战争中没有女性》《锌制男孩》《切尔诺贝 利的祭祷》等。

曾获得包括瑞典笔会奖、德国莱比锡图书奖、法国“世界见证人”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在内的多项大奖。 2013 年和 2014 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入围最终决选名单, 2015 年获奖。

译者简介

孙越,1959 年生于北京,旅俄作家、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俄罗斯国际笔会会员。中国戈宝权外国文学翻译一等奖获得者。译有《骑兵军》《勃留索夫诗选》《缪斯:莫斯科- 北京》《心灵河湾》等。著有文集《俄罗斯冰美人》《斯拉夫之美》等。

书籍摘录

人民的合唱

克拉夫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巴尔苏克,清理人的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别洛奥卡娅,医生;叶卡捷琳娜·费多罗夫娜·博布罗娃,来自普里皮亚季镇的移民;安德烈·布尔特斯,记者;伊万·瑙莫维奇·韦尔格奇克,儿科医生;叶莲娜·伊利尼奇娜·沃龙科,布拉金镇居民;斯维特兰娜·戈沃尔,清理人的妻子;纳塔利娅·马克西莫夫娜·贡恰连科,移民;塔玛拉·伊利尼奇娜·杜比科夫斯卡娅,纳罗夫利亚镇居民;阿尔伯特·尼古拉耶维奇·扎里茨基,医生;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克拉夫佐娃,医生;埃列奥诺拉·伊万诺夫娜·拉杜坚科,放射学家;伊琳娜·尤里耶夫娜·卢卡舍维奇,助产士;安东尼娜·马克西莫夫娜·拉里翁奇克,移民;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波利修克,水文气象学家;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萨韦利耶夫娜,母亲;尼娜·汉采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我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快乐的孕妇……也很久没见过幸福的妈妈了……

她刚刚生了孩子,刚缓过劲儿来就喊:“大夫,给我看一下孩子!抱过来!”她摸着婴儿的头、前额、娇小的身体和四肢。她用手指在感觉……摸到腿脚,摸到手臂……她要证实孩子没有问题。她想确定一下:“大夫,我的孩子正常吗?一切都没有问题吧?”护士带婴儿去喂食。她担心地说:“我住的地方离切尔诺贝利不远……我被黑雨淋到了……”

她梦到过这样的事情:她生了八条腿的小牛,生了长着刺猬头的小狗……各种可怕的噩梦。妇女们从前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我也没有听说过。

我当助产士已经三十多年了……

***

我一生都生活在一个词里……一个词……

我在中学教俄语和文学。这件事好像发生在六月初,当时学校正在考试。突然,校长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说:“明天,大家都要带铲子来。”他只告诉我们要把校舍周围被污染的草皮都铲掉,而后,士兵会来铺上沥青。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会给我们配发什么防护设备?会给我们带来专业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吗?”而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你们带铲子来,要来铲平草皮。”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了,其余的老师都来干活了。我们心情沮丧,但同时感觉这是在履行义务。我们的生活就是:哪里苦难,哪里危险,我们就在哪里,保卫祖国。我也是一直这样教导我的学生:冲进大火里,保卫国家,牺牲生命。我教文学,我们的文学不讲生活,只讲战争和死亡。肖洛霍夫、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鲍里斯·波列沃伊……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了,他们是新一代……他们已经是另一种人了……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外面铲地。回家时,觉得奇怪,镇上的商店还在营业,妇女们都在挑选丝袜和香水。我们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息。之后又看到人们在排队买面包、食盐、火柴……这样的感觉便更加强烈。人们都在忙着做面包干,每天要把地板洗上五六次,还要填上窗户的缝隙。大家整天都在听收音机。虽然我生于战后,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很熟悉。我想分析一下我的感觉。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的心理会如此快速地重组,不可思议的画面出现在我的头脑里,那是战争的经验。我已经想象出,我怎么抛弃自己的房子,怎么带着孩子出走,带什么东西,写给妈妈的信里会说什么。尽管在当时,生活看似平静如常,电视里还在播放喜剧。

记忆在提醒我们……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也学会了在恐惧中生活,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

平等并没有给予我们这里的人民……

***

我没有见过战争……但是眼前的事实让我觉得这就像战争……

士兵们开进村庄,开始疏散居民。村道上挤满了军事装备:装甲运输车、蒙着绿色帆布的载重卡车,甚至还有坦克。居民在士兵的监督下撤离家园,那场面让人感到压抑,尤其是对那些战争幸存者来说。一开始,人们怪罪俄罗斯人,他们应该负责,是他们的核电站……而后变成:“那些共产党员应该负责……”超自然的恐惧在撞击我的心脏……

他们欺骗了我们。他们答应说,我们三天后就会回来。我们抛下房子、浴房、雕花水井,还有旧花园。离开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了花园,那里鲜花盛开,而第二天它们都凋谢了。妈妈无法习惯迁居后的生活,一年后就去世了。夜里我经常交替做两个梦:一个是我看见了我们的空房子,另一个是我们家院门旁边,妈妈站在大丽花中间……她活着……在微笑……

人们总是拿战争说事。但是,战争是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父亲给我讲过战争,我也读过关于战争的书……可现在呢?我们原来的村子里有三座坟场:一座是人的,是老旧的墓地;第二座是被枪杀的狗和猫的,它们被我们抛在了这里;第三座是我们的房子的。

就连我们的房子也要被他们埋葬……

***

每天……我每天都走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仿佛还走在当年的街道上,旁边是熟悉的房子。这是我们安静的小镇。没有别的工厂,只有一个糖果厂。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躺着晒太阳,妈妈跑了过来:“儿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都回家躲着呢,你怎么还在这里晒太阳!”我笑了——纳罗夫利亚离切尔诺贝利还有四十公里呢。

晚上,一辆“日古丽”牌轿车停在了我们家旁边,我的朋友和她丈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浴袍,而他是一身运动服,脚上是一双旧拖鞋。他们是穿过森林,沿着乡村土路,从普里皮亚季逃出来……逃到这里的……警察在路上值守,还有军事岗哨,任何人都不许通行。她一进门就喊:“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快点儿!”她叫个不停:“我们刚刚买了新家具,买了新冰箱。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件裘皮大衣。所有东西都留在家里,我把它们用玻璃纸包起来了……我们一夜没睡……还会发生什么?到底还会出什么事?”她丈夫在安慰她。他说,直升机在城市上空飞行,街道上跑着军用车辆,军人在喷洒泡沫。他们召集男人们去军队服役半年,就像战争时期一样。人们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等着戈尔巴乔夫出来讲话,但当局一直沉默着……

一直到“五一”节过后,戈尔巴乔夫才说:“不要担心,同志们,局势在控制中……火灾,就是简单的火灾。没有什么特别的……当地人在正常生活,正常工作……”

我们相信了。

***

看到那样的画面……夜里我不敢入睡……害怕闭上眼睛……

他们赶着牲畜……所有要迁移的村庄的牲畜,都被赶到了我们区中心的集中点。发疯的牛、羊、仔猪,在街上乱窜……谁想要,谁就去抓……肉类加工厂的货车把肉类制品运往卡林科维奇车站,再运到莫斯科,但莫斯科不接受这些货物。这些载有肉类的车厢已经成了坟场,只得又运回我们这里。整整一个车队,就地进行埋葬。腐肉的气味几夜也没消散……“难道这就是核战争的气味吗?”我在想。我以为战争应该有硝烟味……

一开始,他们在夜里运送我们的孩子,夜里不会有人看到。他们隐藏灾难,隐瞒视听。其实人们早晚会知道。他们在路上把牛奶桶搬到我们的大客车上,还有烤好的包子。

就像在战争中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像?

***

州执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军事形势……

所有人都在等待民防部门负责人发言,因为,即使有人懂得一点儿辐射的知识,那也只是十年级物理教科书中的片段,不会太多。民防负责人走上讲台,告诉我们的都是书本和教科书上有关核战争的常识:士兵受到五十伦琴的辐射就应该退出战斗,如何建设掩蔽所,如何使用防毒面具,如何确定爆炸半径……但这里不是广岛和长崎,我们已经意识到,这里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们搭乘直升飞机飞往污染区,按规定穿上全套装备:不穿内衣,直接穿上连体衣裤,样子看着就像厨师,再套上保护薄膜,戴上手套、纱布口罩,所有的设备都挂在身上。我们降落在一个村子附近,孩子们就像麻雀一样在沙堆里玩耍。一个孩子嘴里衔着一块石头,另一个叼着一根树枝,还有更小的孩子,连裤子都没穿,光着屁股在外面玩……我们有上级的命令:不可以和人们交流,不能引起恐慌……

我现在就与这一切生活在一起……

***

我想起电视节目中一闪而过的片段……一个老太太在挤牛奶,她把挤好的奶倒进瓶子里,记者带着军用辐射检测仪走过去,检测瓶子里的牛奶……旁白说:你看,完全正常,而这里距离反应堆只有十公里。还有普里皮亚季河的场景,人们在河里游泳,在河边晒太阳……远处可以看见反应堆和冒出的烟雾……旁白说:西方媒体在散布恐慌,传播关于这场事故的谣言。辐射剂量检测员再次出现,他把仪器对着盘子里的鱼、巧克力,还有露天小卖部的烤包子。这些都是假的,是骗局。军用辐射检测仪,是我们当时军队的装备,它不是用来检验食品的,只是用来检测环境。

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谎言如此之多,堪比一九四一年……

***

我想生孩子……

我们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一个男孩,可我想要女孩。

医生劝我:“你要下决心堕胎。因为你丈夫在切尔诺贝利待了很长时间。”他是一名司机,事故刚发生时就被召去了那里,运送沙土和混凝土。但谁的话我都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我在书里读到过,爱会战胜一切,甚至死亡。

婴儿生下就是死胎。少了两根手指头。是个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呀。她毕竟是个女孩……”

***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打电话给军事委员会,我们是医生,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我愿意去帮忙。是一位少校接的,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的医务人员。”我想说服他:“首先,年轻医生没有什么经验,其次,他们承担的风险更大,年轻人的身体更容易受辐射影响。”但他回答:“我们接到命令,需要派年轻人去。”

我记得,患者的伤口愈合速度越来越慢,还有第一场放射雨过后的黄色水洼。雨水在阳光下变成黄色,现在这种颜色总是让我担心。一方面,对这类东西我们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最好、最杰出的人民,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的丈夫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工程师,他认真地想让我相信,这是一场恐怖袭击,是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但我也想起一件事,我在火车上与一位经济部门负责人聊天,他告诉我斯摩棱斯克核电站建设的事:多少水泥、板材、钉子,砂子从工地被偷运到临近村子换钱,换一瓶伏特加酒……

在村庄……在工厂……区党委的人发表讲话,下乡走访,与群众交流。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什么是降低辐射活度?如何保护儿童?放射性核素进入食物链的转移系数是多少?他们不知道阿尔法、贝塔和伽马射线,也不知道放射生物学、电离辐射,更别提同位素了。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们只知道颂扬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塑造军人的英勇形象,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

我在党的会议上发问:那些专业人员在哪里?物理学家在哪里?放射学家在哪里?他们却威胁要收我的党证……

***

有很多死亡是原因不明的……意外死亡……

我姐姐有心脏病……当她听到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她就说:“你们熬得过去,但我不行。”几个月后她就死了……医生什么也解释不了。而之前对她的诊断认为,她还可以活很长时间……

据说,老年妇女就像产妇一样有了奶水。医学上对这一现象有一个术语——松弛。在农民看来,这就是上帝的惩罚……这种症状就发生在一位孤独生活的老奶奶身上。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疯疯癫癫的。她走在村子里,两手乱摇,手抓一块劈柴,要不就是用头巾包着一个玩具皮球……唉……

***

我害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给了我一个辐射剂量检测仪,它对我又有什么用?我洗内衣,把我的内衣洗得洁白干净,但检测仪响了;我去做饭,烤肉饼,检测仪又响了;我去铺床,检测仪还是会响。我要它有什么用?喂孩子的时候,我哭了。“你怎么了,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我整天要带着他们去医院,找医生。老大看不出来是女孩还是男孩,因为他没有头发。我带他去看过专家,找过接生婆,找过巫婆,也找过巫医。他是班里个子最小的,他不能跑,不能玩,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到他,他就会流血,就可能会死。他得的是一种血液病,我也说不上名字来。我和他一起躺在医院里,心里想着:“他要死了。”随后我又想,不能这样想,不然,死神会听到的。我躲到卫生间里哭。所有的妈妈都不在病房里哭,都在卫生间或者浴室里哭。我装出快乐的样子回来:

“你的小脸红扑扑的,你会好起来的。”

“妈妈,你带我离开医院回家吧。我在这里会死的。这里所有人都会死。”

我该去哪里哭呢?去卫生间?可是那里要排队……大家和我一样,都要去那里哭泣……

***

……在墓地……亡者追悼日……

他们允许我们去墓地祭祷……但是警察不准我们回自家院子。他们的直升飞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只能在远处看着我们的院落……我们为它们祈祷……

我从家乡带了一棵丁香来,已经在我这里栽了一年了……

***

我告诉你,我们苏联人是些什么人……

在那些“污染”地区……头几年,商店里满是荞麦、中国产的肉罐头,人们非常高兴,得意地说,现在这样多好,可别让我们走了。我们就留在这里了!土地被污染的程度不同,在同一个集体农庄,可能这块地是“干净的”,而旁边的一块可能就是“脏的”。在“脏的”土地上劳作,得到的报酬更高,他们都想去,而不愿意去“干净的”地里干活……

不久前,我弟弟从远东来做客。他说:“你们这里就像一个‘黑匣子’……这里的人也都是‘黑匣子’。”每一架飞机上都有“黑匣子”,它会记录有关飞行的所有信息。一旦飞机发生事故,人们就会来寻找“黑匣子”。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像别人一样生活着……一样在行走,在工作,在相爱……不!我们是为未来记录信息的黑匣子……

***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

孩子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成人。比如说,他们没有癌症就意味着死亡这样的概念。他们不知道这之间会有联系。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一清二楚:诊断结果、所有的诊疗过程、药物的名称。他们知道的比他们的妈妈还要多。而他们的游戏,就是在病房里互相追逐,叫喊:“我是辐射!我是辐射!”当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脸上会出现惊讶的表情……他们感到莫名其妙……

他们就这样带着惊讶的表情,躺在那里……

***

医生提醒过我,我的丈夫会死……他得的是白血病,就是血癌……

他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两个月以后就病了。他是被工厂派去那里的。那天他下夜班回来,对我说:

“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你去那里做什么?”

“去一个集体农场工作。”

他们在方圆十五公里的土地上耙麦草,收甜菜,挖土豆。

他回来以后,我们去看望他父母,帮他父亲砌炉子。在干活儿的时候他突然晕倒了,我们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大夫检测到他的白细胞数量过高,危及生命。他又被送到了莫斯科。

他从那里回来就一个想法:“我要死了。”他再也不肯说话了。我劝过,也求过。他不再相信我的话。为了让他相信,我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我不相信我在夜里做的那些梦……一会儿把我带到断头台,一会儿我又穿上一身白袍……我没有读过解梦的书……早晨醒来,我注视他:真的要留下我一个人吗?虽然说女儿长大会想起他。她还小,刚刚学会走路,会跑到他跟前叫:“爸爸……”我想赶走这些想法……

如果我知道他会变成这样……我会把所有的门都关上,我会站在门口堵住他,我会锁家里的每一扇门……

***

我和儿子在医院已经住了两年了……

那些小女孩在病房里玩“布娃娃”。她们让“布娃娃”闭上眼睛,意思是“布娃娃”要死了……

“为什么布娃娃会死?”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活不了。她们生下来,然后就会死。”

我的阿尔焦姆七岁,看上去却是五岁孩子的样子。

他闭着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我哭了。我以为他不知道,他却开了口:

“妈妈,我要死了吗?”

他睡着了,我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我跪在他的床前。

“阿尔焦姆,你睁开眼睛……说句话……”

“你的身体还是暖的……”我心里在想。

他睁开双眼,过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安静得就像死了一样。

“阿尔焦姆,你睁开眼睛……”

我不让他死……

***

前不久,我们庆祝新年……桌子上应有尽有,都是自家制作的:熏肉、腌肉、鲜肉、酸黄瓜、果酱,只有面包是从商店买来的。甚至伏特加也是自制的。所谓的自制,就是我们用切尔诺贝利出产的原材料制作的食品。就着铯和锶一起吃。不这样的话,食品从哪里来呢?村里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就算有东西,用我们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也买不起。

家里来客人了,是我们的好邻居。他们都是年轻人,一个是教师,另外一对是集体农庄的机械师和他的妻子。我们一起喝酒,吃饭,接着开始唱歌。我们事先并没有说好,但大家不约而同就唱起了革命歌曲、战争歌曲。“朝霞映照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墙。”是我最喜欢的。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就像以前一样。

我把这些写给儿子。他在首都读书,是个大学生。我收到了回信:“妈妈,我想象着这个画面,在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我们的小屋,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大家在餐桌旁唱着革命歌曲和战争歌曲,就好像他们不曾经历过古拉格和切尔诺贝利似的……”

我害怕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儿子。他已经回不来了…… 


题图及文内图均为美剧《切尔诺贝利》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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