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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以中文写作的西方背景小说,层层嵌套故事探讨爱与历史

曾梦龙2019-09-20 12:19:24

dome 以其学识、勇气、想象力以及对爱的独特理解,突破了各种界限或障碍,呈现了当代中文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朱岳,作家、编缉

《佛兰德镜子》

内容简介

1940 年 5 月 10 日,纳粹德国入侵比利时, 8 月 31 日,列日-奥斯坦德的夜车发车。在火车上,一位携带中世纪油画的乘客遇到了一位历史学家,两人的交谈逐渐脱离现实时间,打开一个个遥远的故事:远征新大陆的堂·迪亚戈,命名为“红”的修道院,一颗无处安放的心,《信经》形成时期的爱情,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佛兰德画家……

故事在对话中展开,在对话中层层镶套,犹如无穷镜像,映现历史的深渊与爱的核心。

“友谊不仅诞生在熟悉的人之间,人们完全可以凭借对遥远之人的仰慕,建立坚实的激情;不必区分友情与爱情,因为友谊是从爱这个词派生而来……”

作者简介

dome,本名胡葳, 1984 年生于天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旅居巴黎,在巴黎索邦大学先后获得比较文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研究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中世纪圣徒文学与神秘主义。曾以报刊专栏与大学讲座的形式,普及中世纪手抄本的艺术。是一位低产的小说作者,代表作《世界之灰》《佛兰德镜子》。又是一位自己给自己画插画的插图作者,并试图做一名漫画作者。

书籍摘录

序幕

在神秘的境界里,眼睛挨着眼睛,镜子对着镜子,形象贴着形象……

扬•凡•吕斯布鲁克《永福之镜》

请允许我给你讲故事。在头被砍下,肢体四散之前,没有什么比故事更重要了;人们不会杀死没讲完故事的人。我看到夜的正中央是一棵发光的椴树,每片叶子比一千把火炬还要刺眼。树下的人胸中有千面形象,每张脸上有无数眼睛。在这个人人谈论虚无和荒漠的城市里,一颗实实在在的心应该放在哪里呢?罗马即将覆灭,高耸的城墙和水渠必将倾颓,狐狸在石缝间筑巢;而你,你所关心的仅仅是不知何时,不知从何方到来的回信;你可知道不会再有道路,不会再有信使,大道上散落着恺撒头像的银币,也不会再有人捡起它。你为什么要向我讲故事?你为什么要来佛兰德呢?你们什么都有,西班牙是果实芳香、阳光炽热的地方,就连黑夜里也火光熊熊。上帝保佑西班牙。也许你应该问那位夫人为何坠马,为何早早死去,她英俊的儿子为何娶了你们的公主;地上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公主,或迟或早,我们所有人都会血脉相连。她是来佛兰德才发疯的吗,或者,她把疯病带来了佛兰德呢?就像一把燃烧的剑投进幽暗的湖水,沉呀,沉呀,沉到深渊里……

Ⅰ 开往奥斯坦德

蒸汽车头喷着白烟,停靠在夜色中。他匆忙掐灭烟,喝下最后一口咖啡。手指微微颤抖,杯盘发出小小的碰撞声。他提起手提箱,把那个牛皮纸包裹的框子挟在腋下。挂钟指向晚间十点半。“最后一班夜车。”他默念道。冷冷清清的站台上,身穿制服的只有列车员而已。

他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票,和眼前的列车比对着。借着候车室的亮光,只能勉强看清车身的标牌:“奥斯坦德 ”。

他上了车,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走,假装无意识地打量每个包厢。快别再这么做,他的理性呐喊道,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你会惹人注意的。就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拉开了某个包厢拉门。

一个偶然降临的社交场合,一对临时结成的旅伴之间,只需眼神交流便够了——

“您好。”

“您好,请问这个座位有人坐吗?”

“没有,您请便。”

“谢谢。”

他把手提箱塞到行李架上,然后双手持着牛皮纸包裹的框子,无所适从,看上去在为如何安置这件行李而发愁。手提箱已经足够厚实,几乎占据了座位上方的整个空间。不能让车厢天花板和皮箱盖子合力蹂躏手里的东西,像对待一件旧大衣那样,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他显然也舍不得干脆把它立在地板上,靠着门边。他的样子也许已经足够狼狈,以至于对面座位的乘客开口了:“您不介意的话,可以放在我这边。我没有行李。”

可不是吗,对面的行李架空空如也。这位行李轻简的乘客仅在身侧放了个公文包。

“谢谢,您真是太好了。”他感激地说,放东西时尽量轻手轻脚、谨小慎微,在胳膊越过旅伴头顶时,他向陌生人一直在读的杂志瞥了一眼,看到了类似“古代历史与文献学档案”的字眼。横梁稳稳地卡住了边角,于是无论是颠簸还是紧急刹车,都不能让刚刚离开他双手的东西跌落在地。这时,汽笛拉响了。列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的灯光摇曳起来向后退去,映出打在窗玻璃上的水滴。啊,下雨了,耳边响起火车那特有的节奏,“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在夜色中,在车窗凝结的白雾间,白底黑字的站名一闪而逝:“韦尔特里吉克”“韦尔基克”“凡尔代克” ——一个他读不出来的佛拉芒语站名(Vertrijk)。不过,现在这都不重要了。

对面座位的乘客看样子跟他年纪差不多。现在,此人放下了他的名字很长的期刊,似乎也注视起窗外的雨幕。现在是个微妙的时刻。是陌生人有了一丝交集,甚至彼此生出微不可察的好奇,而又斟酌着第一句问话的时刻。没人知道,某句话将引致对方哪一句话,哪些话将引致兴趣与亲切,哪些话又将陷彼此于尴尬的沉默,这些被选择说出的话,又是否真的能反映说话人的意图与形象。对面的乘客先开了口,既然刚才也是他颇富热心地提供帮助:

“您出远门?”(当然,他头顶就横着一个大行李箱,这么想是很自然的。)

“是呀,到奥斯坦德。”

“我也在奥斯坦德下车。”

“真巧。”

“是呀,真巧。”

“那么,我就能安心地霸占您的行李架一直到终点了。”

“您别这么说。您从哪儿上的车?”

“列日 。”

“那您的旅程更远呀。”

“习惯了,我住在奥斯坦德,时不时去一趟列日。”

“您是一位历史学家吗?”

“为什么您认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呢?”

“因为您手里这本书,看起来十分深奥。”

“不算专业历史学家,我定期去列日一带的档案馆查阅资料,写写报告,不过,今后大概要中断一阵子了。”对面的乘客说道。

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好像陷入某种心照不宣的不安,并且分享起这种忧郁。有时候,沉默反而会拉近人们的距离,假如相信自己的沉默与对方的沉默意味相同的话。我也是,我希望能在奥斯坦德呼吸到咸咸的、湿冷的海风,希望它把我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假装这个港口还没有被封锁,还没有把大海和我们这个饱受蹂躏的大陆隔绝起来。这句话,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出口,或者有没有让对面的乘客听到。我们只听见他说:“我能冒昧问您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您在研究什么呢,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介意,只是很枯燥也很琐碎,恐怕会让您失望的。我阅读历史档案,年鉴,考古报告,信件汇编,确定古代列日周边的历史活动,诸如此类。”

“这很有趣,我不会失望的。”

“那么您呢?”

“我什么?”

“您是一位画家吗?”

“为什么您认为我是一个画家呢?”

“因为您看起来好像十分小心保护着您的东西,就尺寸来说,让人觉得那是一幅画。”

“不错,那是一幅画,不过不是我画的。”

“那么是您收藏的。”

“对,可以这么说。”

车门拉开了,所有人都表现出平静与礼貌的样子。“晚上好先生们,请出示车票。”这只是一位身穿制服、斜背皮挎包的查票员,虽然现在突然看到什么制服会让人不由得神经紧绷。查票员尽忠职守地看了他的车票,“谢谢,晚安先生们。”“喀嚓”一声,归还的车票上多出了紫色的数字标记:“1940 年 8 月 31 日”。

然而午夜即将来临,它将成为又一个消逝的数字。时制与历法只是海滩上的脚印,就算他们到达奥斯坦德时将是 1940 年 9 月 1 日,又或者有人永远与这个数字无缘,深不可测的时间也对此一无所知。然而人们却饱受时间的戏弄,感受它拉长自己的焦灼,在狭小的空间坐立不安,不停地问:现在到哪儿了?这趟车过去只需要 3 小时,顶多 4 小时就够了,现在却要 8 小时以上,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然后就会有人反驳说,车开得时间长了点,就嘟嘟囔囔、满腹怨言了?您去街上看看那些倒塌的焦黑的房子,它们还没来得及重建,有的再也得不到重建;看看那挤得满满当当的电车;看看肉铺和面包店门前那可怕的长队,还不算上黑市上的漫天要价;看看女孩们补缀的衣服和鞋子;看看我们中间少了多少人,这才叫什么日子!尽管,说句公道话,我们还算不上最值得同情的。这位列日—奥斯坦德的乘客先生,您刚离开列日,您来说说,从 5 月开始,各种小道消息像宣传单一样满街乱飞,驱使着列日大学的青年男女,驾驶着汽车,赶着火车,骑着自行车,跑到布鲁塞尔,跑到图尔奈,跑到里尔—现在我们进入法国了,不过没关系,可以说法语,再说很快就会轮到法国了——跑到蒙彼利埃,跑到图卢兹,或是享受起普罗旺斯的夏日,有人干脆跑进了意大利,不过很快就兜了回来,接着发现没处可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觅未被占领的地方。他们人生中最长最奇特的暑假结束了。当然,这些反驳只是一种假设,列日—奥斯坦德的乘客未必说得出,因为对我们来说,他所经历的时刻尚且晦暗不明,对他自己或许也是一样。我们只知道他的困惑在某个正午时分到达顶点,在满是碎砖和瓦砾的图书室里,他在残破的书本和纸页间艰难地抽动双脚,就像是在沼泽里跋涉。他望向头顶,仿佛平生第一次看见那无边无际的湛蓝天空。他突然大声说:“不要建造高墙,不要追随必朽之城。”声音清澈而不带感情,仿佛谁在借助他之口说话。

此时此地,携带画的旅伴开口了,慢慢地、笨拙地说:“如果您不介意,我愿意给您讲讲这幅画的来龙去脉,既然我们都要挨过这个晚上,而又没有别的消遣。”

“听上去很有趣,我很愿意。”对面的乘客说,“不过您为何突然改成了说佛拉芒语,您像刚才那样说法语不好吗?”

“的确,我的佛拉芒语只够和查票员寒暄的,现在我就要改回法语,您别笑话我。我刚才蹩脚的佛拉芒语是为了向画家致敬,他和您一样都讲这门语言(如果我没看错),虽然他现在永远地沉默了,就像他画里的人,没人需要知道他曾经操什么语言,没人再需要他张嘴说话。他叫雨果•凡•德•古斯,您肯定在博物馆里见过他的画。我们不一定非得把这些佛兰德 画家区分开来,那些面目相似的苍白脸,那些深黑的杏仁形眼睛,那些合拢的细瘦的手指,怎么能分出谁是谁呢?梅姆林的天使可以降落在罗吉尔的圣母的卧房,扬•普罗沃斯特的凸面镜里或许映出了扬•凡•艾克的某位商人之妻的脸,而勃鲁盖尔与博斯分享着同一个幽暗梦境中的鬼魂。”

“在另一个场合,我或许会细细琢磨起您这番话,还有我念书时四处游历的细碎回忆。”对面的乘客压低了声音,“但您的意思是,您带上火车的,是一幅 15 世纪的油画。”

“是的,显而易见,您是个有教养的人,不懵懂无知,也没大声嚷嚷。要知道,我们在战争中,而且被占领着。上帝保佑比利时。所有熟悉的东西,现在都难以捉摸,我们不知道对面的人是敌是友,是否下一刻仍是朋友。谁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携带一件古董艺术品穿越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也许我是一个贼,从某幢满地狼藉的豪宅里偷了它,现在正在销赃的路上。不,我向您保证没有人因为这幅画受到伤害,即便有,这伤害也已差不多和这画本身一样古老。”

“您的话我听不懂。”

“我解释一下。这是个不幸的画家,一生画了许多苦恼的人、忧郁的人、痴傻的人、疯疯癫癫的人,最后自己也因为忧郁症隐退到修道院里,但没有停止画画。我要说的是有关他生命最后时光里画的画。据修院的记载,那是一组祭坛画,但早已下落不明,内容也扑朔迷离。纯属偶然,我在布鲁塞尔古董集市偶然弄到了手里这幅画,孤零零一幅,画板肮脏,画框朽烂,状态非常糟糕。在请人修复时,我在画框的夹板里发现了几页写着字的纸,凭上面的内容,我可以大致判断,这就是雨果散佚的祭坛画的其中一幅。”

“纸上面写了什么?”对面的乘客探过身来,好奇地问。

“我难以描述读这几张纸的感受。简单地说,它叙述了这幅画诞生的一些逸事,说不清出自何人之手。它唤起了我的好奇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忍不住去调查、揣测和想象所有发生的故事。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一幅注定漂泊在路上的画。您看,画安静地躺在我们头顶,但它在飞驰,茫茫黑夜也阻止不了它;某些尘埃几不可见地沾在画上,它们来自布鲁塞尔的某条小径,将要和奥斯坦德的尘埃会合。在万物离散归一的运动中,这只是其中一次。也许最出色的数学家也无法给出答案:为何会合发生在此时此处,而不是彼时彼处。”

“就像我们。”

“是的,就像我们。基于这个相似之处,这个故事才值得一讲。”


题图为电影《王者之心》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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