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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伯克到艾略特,保守主义有着怎样的思想谱系?

曾梦龙2019-05-07 19:02:31

此书试图刻画的是一条明晰的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线索。刻画的进路是在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思想竞争大背景中,凸显保守主义与后两者的交错关系,以及展示保守主义的真正精髓。——任剑涛(清华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拉塞尔·柯克(1918-1994),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二战期间,曾在美军服役,并与自由主义作家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 Paterson)建立了联系,后者在他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进入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并于 1953 年成为当年唯一一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

柯克以其保守主义思想而闻名美国,其思想甚至影响了尼克松、里根等美国总统的施政方向。 1989 年,柯克被里根总统授予“总统公民奖章”(仅次于“总统自由勋章”的平民奖)。

书籍摘录:

第二章 伯克与习俗的政治(节选)

18 世纪末的激进主义以“自然权利”来表达其主张。自潘恩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发表以来,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以一种模糊好斗的形式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导致“权利”常常混同于欲望。定义上的这种混乱困扰着当今社会,明显表现在联合国所提出的“人权宣言”之中:共三十条,定义了略微超过三十项的“权利”,包括免费教育的权利,“欣赏艺术”的权利,享有版权的权利,享有国际秩序的权利,“人格充分发展”的权利,平等报酬的权利,结婚的权利,以及很多其他的权利:它们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权利而只是期望。保守派的格言是,所有激进的“自然权利”本质上不过是要求无所事事的宣言;第十四条就对应了这一格言:“每个人都有休息与闲暇的权利,包括有合理限度的工作时间以及定期的带薪休假。”这个长长的“权利”清单忽略了所有真正的权利所附带的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个人要求与行使所主张的权利的能力;其次是与每一项权利密不可分的对应义务。如果一个男子有结婚的权利,那么某位女子就必定有嫁给他的义务;如果一个人有休息的权利,那么另外的某个人就一定有供养他的义务。如果权利如此这般地与欲望混为一谈,那么广大民众就肯定总会觉得某种不可见的大阴谋在阻挠他们享有自己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别人告诉他们的。由于认识到这有让社会产生持久的不满和怨恨的危险,伯克(以及其后的柯勒律治)试图确定真正的自然权利和真正的自然法的含义。

当时,整个世界都在沉迷于创立宪制,埃比·西耶斯(Abbe Sieyes)正起草一整套的基础性文件,每一家咖啡屋里都有能够按照某个理性方案修订国家法律的哲学家,美国刚刚制定十四部新宪法并在考虑制定更多的宪法;伯克却在这时宣称人不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们只是批准或扭曲上帝的法律。他说人没有随心所欲的权利:他们的自然权利只能直接源自他们的人性。辉格党的改革者推崇开明的便宜行事原则,告诉英格兰人,实际上存在着某个不变的法律,而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确实存在,不过它们的起源和性质与哲学家及平等主义者所认为的非常不同。

伯克是敬虔之人,与博林布鲁克和休谟不同,虽然他们外在的政治立场在某些方面与伯克相似。但“伯克对有关人类的最为紧要问题的答案来自圣公会的教理问答。”他相信基督教的宇宙观,公义的上帝为宇宙设定道德秩序,使人们的得救成为可能。上帝赋予人类法律,以及与法律携手而来的权利:这是伯克在所有道德和法律问题上的前设立场。然而,现代人误解了这一法律以及由其派生的权利。

也就是说,人的权利——人类的自然权利——实乃神圣的东西;如果任何公共措施被证明对它们造成了有害的影响,那么这种指控对该项措施就应当是致命性的,即便不可能创制任何针对它的规令。如果这些自然权利被明示的约定进一步地确认和宣示,如果它们经由书面约定和实际应用被加以清楚地定义,免受强权、权力和职权的破坏,那么它们就会拥有更好的光景:它们不仅有份于被如此保护起来的东西的神圣性,也有份于那个庄严的公众信仰本身——而公众信仰保护的那个东西是如此重要……被这些约定保障的东西可以被非常恰当且毫不含糊地称为人的特许权利(the chartered rights of men)。

在两场革命之间,伯克在谈及福克斯的东印度公司法案(East-India Bill)时,就是这么评说那些有关自然权利的主张的,而此类主张即将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这个演讲可能隐隐约约地不情愿面对一般性问题;不过,伯克表示,他对抽象和没有确定含义的权利表示怀疑,却执着于受习俗和特许令保护的特权。很快,他就被迫要更为突出地强调他所做出的这种区分。

伯克说,正如历史之目的可以被辨识(不管如何模糊不清),体现上帝权威的永恒法也是存在的,而且我们能够争取通过研习历史和观察人的品性理解这些永恒法。只有当人遵守上帝的法律时,人的权利才存在,因为权利是法律之子。所有这一切都与洛克的“自然权利”大相径庭,尽管伯克有时会采纳洛克的用词;显然,伯克的自然权利观有着截然不同于卢梭的源头。卢梭从某种神秘的原始自由状态和主要源自洛克的某种心理认知推导出自然权利;伯克的自然权利是被基督教教义和英国普通法理论强化过的西塞罗式的自然法。休谟则以第三方的视角坚称自然权利与惯例有关;而边沁从另外一个视角宣称自然权利是虚幻的标签。伯克憎恶这两位理性主义者,主张自然权利是顺从上帝意图的人类习俗。

作为政治家的伯克没有将自然权利看作适合于政治论争的武器:他对其渊源怀有极大的敬意。不管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守护者,他都很少引用自然法反对其对手的措施或为他自己的措施辩护。他不喜欢非要给它下严密的定义;自然权利是一种只有上帝智慧才能明白的观念;至于它确切地从哪里开始和终结,我们并非合适的裁决者。认为上帝法没有我们人类立法的背书便无法发挥作用的想法是自以为是。不过,伯克表示,只要我们能够描绘出自然正义的特征,人类的经验便是我们了解上帝法的源泉;将人类经验教导给我们的途径不仅有历史,而且还有神话传说、习俗和成见。

从其职业生涯的开始到结尾,伯克一直都批驳卢梭使其大行其道的那种田园牧歌式幻觉:一个自由、快乐和没有财产的自然状态。伯克大声疾呼,历史和传统都不支持这种原初状态的观念:其中的人们不受世俗惯例的束缚,心满意足地按照自然权利的轻率冲动生活。自然法只有被纳入社会习俗或规制(charter)之中,才能被我们认知。其余的部分对我们依然隐而不显。我们了解上帝法的唯一途径,是试图模仿上帝的我们自己的法律;因为上帝没有赋予我们轻薄的协定或乌托邦式的宪令。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样,最为确定无疑的是,人类法本身无法自足;我们不完善的法令只是迈向永恒的正义秩序的一种努力;不过上帝很少清晰地显明他的旨意。由于我们本性的源远流长的不完善,我们蹒跚着徐徐地探求上帝的正义。

伯克暗示,虽然认为人在没有社会法起决定作用的强制力的情况下会遵从自然法的想法是愚蠢的,但试图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所有自然法的内涵也同样是自负傲慢之举。哲学家们时不时会犯下这两种错误。实际上,上帝以及上帝的自然(伯克会将杰斐逊的短语颠倒过来使用)能够引导我们认识正义,不过,我们需要牢记,上帝是向导,而非跟随者。以向导自居的狂妄自大之人凭借由自己的抽象思辨编织而成的地图,会给社会造成灾难。让伯克首次获得公众关注的作品是他的《为自然社会辩护》(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它同时抨击了理性主义和田园牧歌式的幻想;《论弑君以求和平》则闪耀着他临终前的天才的光辉,饱含深情地区分了人的真实权利和虚构权利。伯克总是既警惕充满危险的模糊的自然法理论,又警惕充满危险的精确的自然法理论。

与约翰逊博士一样,伯克憎恶未经修饰的自然观念:他评论说,“技艺(art)是人的自然”。在伯克看来,人的自然蕴含在人的最高级的层面,而非其最简单的层面。“从来没有,从来都没有过自然与智慧背道而驰的现象。使人升华的情感本身也不是浮夸和非自然的。以最光辉灿烂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自然是它最真实的自我……伦勃朗(Rembrandt)画笔下的所有人物或特尼耶(Teniers)的乡下人狂欢中的所有粗人,都和观景殿的阿波罗(Apollo of Belvedere)(如果一般的强盗还将他留在观景殿的话)一样处于自然状态。”

伯克念兹在兹的并非“自然”之人,而是文明之人。如果社会试图将假想中的野蛮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应用于英国人真实得多的宝贵的特权之中,那么可怕的风险便是相应的惩罚。“这些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形而上的权利就像穿进厚厚的中间物的光线,会根据自然原理发生折射。实际上,人的原初权利在人类庞杂的激情和关切中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各种各样的折射与反思,以至于这么做就成了荒谬的事:在谈及它们时,视其仿佛会单纯地按照最初的方向延展。”人的本性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有妙不可言的复杂性:原始的纯朴如果被应用于大国的政治事务之中,则是灾难性的。“当我听说任何新的政治宪制力争或夸耀其简朴的构思时,我便毫不含糊地断定,设计者对他们的事业非常无知,或者有严重的玩忽职守问题。”在他(死后出版)的《论教皇法》(Tracts on the Popery Laws)一书中,伯克再次抨击了社会原始论。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的目的是“维系并安享我们的自然权利”;废止或暂缓这些真正的自然权利——为了遵从某种狂热设想以确立幻想出来的人的权利,或者以更为稳固地保障这些权利为借口——“的做法在观念上是乖谬残忍的,其后果也是具有残酷压迫性的。”

平等主义者主张恢复假想中的平等的“自然权利”,废除人为和自然贵族,就体现出这种残酷错谬的特性。“文明社会必然会形成这种贵族,这样的情况属于自然状态;比起某种野蛮、支离破碎的生活方式,它是要真实得多的自然状态。其中缘由是,人依其本性是明白道理的;除非他所处的状态可以最有效地培育理性,并且理性在其中居于最有力的主导地位,否则人就不可能完全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无论如何,我们在成人时期与在不成熟、无助的婴儿期都同等程度地处于自然状态。”伯克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更愿意说明自然法不是什么,不愿说自然法是什么;他也没有试图隐瞒他不愿赋予它准确含义的想法。他是这么评论他的那些身为文人雅士的平等派对手的:

这些理论家们假想的权利都在走极端;它们在形而上学上是如何地真实,在道德和政治上便是如何地虚假。人的权利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没法定义,不过并非无法辨识。人在政治方面的权利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且这些权利常常是善恶平衡的结果,有时是恶与恶之间平衡的结果……对于不合理的东西以及不符合其利益的东西,人没有权利。

他接着解释道,自然权利并不等同于民众的权力;而且如果它不符合正义,它便不再是权利。原因是,虽然正义本身的渊源超越于人的构思之上,正义的施行却是有益的人为之举,也即社会惯例的产物。社会协定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正义的施行提供便利。为达此目的,“自然”人在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并且默然同意持续让渡)有违正义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anarchic freedom)。对伯克来说,这一社会协定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不是历史上的协定,不仅仅是某个股份公司协议,甚至不单纯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份被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年日以及信任其他人的每一个人重新确认的合同。为了我们共同的福祉,我们的先祖同意,我们今天也同意,而且我们的后人也将会同意让渡出某种没有益处的自然“自由”,以便享有由世俗正义落实的信任的好处。因此,让人免于顺服正义的施行者的自然权利是不存在的。“迈向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的首要动因之一便是没有人应成为他自己诉求的仲裁者,而且这成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于是,每个人都立即放弃了自己在达成协定之前的首要基本权利,也即做自己的裁判以及申张自己的诉求。他放弃了自己管辖自己的所有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他全面放弃了自我防卫的权利,也即首要的自然法……他为了能够保障某些自由,便怀着信心让渡出所有的自由。”

不过要注意的是,是怀着信任的让渡;尽管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享有文明和不文明的权利(civil and uncivil rights),一旦他脱离无政府状态,他就相应地获得某种正义的保障。对那种信任的破坏可以是抵抗的合理缘由,不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正当理由。不仅正义的要求促使人互相依靠,而且普遍道德的要求也是如此。野蛮人和文明人都会忍不住去排斥邻人;不过一旦他这样做时,他的“自然”自由就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因为它会妨碍到别人的自由。法国人对“绝对自由”的热衷[在伯克发表论述之后半个世纪,拉马丁(Lamartine)还在要求无条件的绝对自由]基于对历史和社会的荒谬认知:“至于人按照其喜好不受道德牵绊地随时行动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人从来都不是相互完全独立的。我们本性的状态并非如此;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任何人怎么可以采取某项重大行动而不对其他人产生某些影响,或者不由他的举动自动带来某种份量的责任。”

自然权利不会独立于环境而存在,在某种情况下对某个人而言可能是权利的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对另一个人可能是有违公正和荒唐的。审慎是对现实权利的检验。社会可能因人们不适于行使特权而拒绝让他们享有这些特权。“不过,这一拒绝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是公正的还是不义的,是审慎的还是怯懦的,完全取决于人具体的现实状况。”


题图为伯克,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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