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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经济学之总原则》

章士钊2019-05-04 06:36:11

“贵会以学术研究为名,兄弟个人私意,以为舍俭才俭财无学,舍实行俭才俭财无术。不识诸君以为何如。”

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在北京学术研究会上演说)

贵会号为学术研究会,兹请就学术两字约略言之。凡画出一定范围,将其中所有事实及其相互之关系,一一调查明晰,虽未能尽,而约略可以假定。将来别有所得,亦必不至与所已见之现象,全然相反。因将此种事实此种相互关系此种已见之现象条分缕析,从而观其共同之点何在,即其共同之点立为原则。而原则又有大小偏全之分焉。于此大小偏全之中,或更能发见总原则者,即谓之学。本此种种原则,求其所以应用,即谓之术。以经济言之:凡人生之如何劳力,如何生财,如何耗费,以及金融如何流通,财产如何分配,皆所应行研究之事实。此种种事实,类有相从之种种原则。而种种原则之中,又有总原则立其上焉。此总原则维何?即以最小之劳费,而囗最大之效果是也。此原则也,其义与中国俭字相合。惟俭之云者,乃指资本如何用法,始最合算,非如守财虏储钱不用,而自行克若之谓也。由是言之,经济学可谓之俭学。实则此义并不为创。英文之 Economy ,其含有俭义,一望而知,即日人所谓不经济,亦即不合算之谓也。但俭字须分两方面观之。一人的方面。一财的方面。人与财皆包括在赀本以内。故计较赀本之用,不可不双管齐下也。当民国元二年之时,兄弟在北京目睹项城政治之浊乱,曾发为正本清源综核名实之论。此八字看来似觉过于广泛,做去似难得下手方法。而兄弟当时理想,实不过一经济总原则之作用。盖谓欲救中国之弊,总须做到有一分的才,得一分的用。有一文的钱,得一文的用。由前之说,是谓俭才。由后之说,是谓俭财。今人之恒言曰:人才消乏,有事无人办,是固有然。但由他方面观之,有人才而未得相当之用者实伙。近日以来,兄弟有欧洲同学之工程师矿师数人,所学甚好,而不得用,亦只好混人无数千奔走伺候之人之中,求一与所学全不相应之小事以资糊口。兄弟睹此,为其人计,为国家生计前途计,均觉寒心。夫以中国现时所有人才之总量,悉投之生计界中,尚虞其不足。而乃以社会罪恶之故,多方阻之。兄弟前所谓有一分之才得一分的用,始能救中国的弊者。今竟有数分之才,不得一分之用。才之不俭,可谓极矣。此犹为消极一方也。若在积极一方,真才不得其用,不才者即取其位而居之。无才不足以善事。加以不才又足以败事。故国事至今日愈不可问也。以言乎财,则今日无论公私,其为用之不得其正,更不必举例即可了然。然姑且言之,今人动曰生活程度日高如何如何。究其实生活程度高是何解说,不必人人都能答覆。兄弟在欧洲时,亦闻其国人说到生活程度高,但乃其社会中之好现象,人无不乐其高。独在吾国适得其反何也?盖欧洲所谓生活程度高者,例如一教习,去年月薪百元,差足自给。而今年仍为月薪百元,但以国家经济组织完密,制造日精,出品愈伙,而物价益低。该教习月以八十元支持家用,即可得去年所以自给之程度。而此赢余之二十元,则以之洁其家室,新其衣冠,多购书籍,并偶或携其妻子为观剧游园之乐。而生活程度,顿觉其高矣。此乃言本人技术不进者也。若本人技术进步,则薪俸以及他种利润更有增加。一面再食国家经济组织完密,物价低廉之赐,则生活程度愈见其高矣。而吾中国则不然。国家经济组织全无可言。工业不与,恶币充斥,以至物价日高一日。例如去年月薪百元,足以自给者,今年百物腾贵,非以百二十元不能支持去年之生活。斯时有两歧路,为其人所抉择。一减少应有之生活物事,使收支适合。一攫取额外不应得之金钱,以撑持现时之生活。由前之说,则仰望生活程度之高,而自安于低。由后之说,则冀追他人之生活,而仰齐其高。大约今之恒言所谓生活程度高者,俱是此种。其所以酿成如是现象,不外二因:(一)社会之经济能力不充,机关不备,以致物价腾踊。(二)个人之技术不进,无法以致高薪。以此二因,社会之滥用愈甚。经济事业愈不得发达。人才为社会虚荣所侵伐,又无途以致用,日益不能自养。其结果又益使物价腾踊,技术败退。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反复数巡,中国如枯槁矣。其他国家之滥用,如养冗兵,养冗员,行政官之贪婪无厌,实业家之滥投资金,无不在足促国家即于破产之一途,则尤其彰明较著者也。中国本为贫国,以其尽有之财,悉数人正轨,以求相当之效,尚虑其不能追及近世文明之百。而乃公私濫费如此,岂非完全自杀。由上观之,吾国今日之根本大弊在两点。一为才不得其用,一为财不得其用。至才与财之足用与否,尚为第二问题。兄弟前言经济学总原则,为以最小之劳费,求最大之效果。所谓最小最大,全无限度。故用一分之才,容或收两分三分乃至十分之效果。用一文的钱,容或收两文三文乃至十文之效果。此在欧洲社会,可以语此。而吾乃反是。吾今大抵有两分三分乃至十分的才,而不必有一分的效果。耗两文三文乃至十文的钱,而不必有一文的效果。故吾不敢过于希望所悬俭才俭财乏的。亦惟适如其量以相求而已。故兄弟历年所持正本清源综核名实之论,在乎以一分之才,得一分之用。以一文之钱,得一文之用,而止也。然欲行此,谈何容易。如果有清明强健之政府,可以望其行之。如果有清明强健之社会,亦可以望其行之。而二者皆不可得,于是不得不求诸少数优秀之士,务使默喻此意,利用种种机会,以冀贯彻其主旨。贵会以学术研究为名,兄弟个人私意,以为舍俭才俭财无学,舍实行俭才俭财无术。不识诸君以为何如。

(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的广告,刊载在本文结束后的一页。

作者简介

章士钊(1881.03.20-1973.07.01)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他为人多变,早年持激进主义,曾主笔《苏报》,激烈鼓吹反满革命;留学英国期间,开始醉心于英国宪政理论;武昌起义后毅然回国,主持《民立报》笔政,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转向调和主义,创办《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为政有容和调和立国;欧战结束又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以农立国等。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题图为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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