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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实行民治的基础》

陈独秀2019-05-04 06:24:07

《实行民治的基础——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是陈独秀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也是《新青年》里为数不多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

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民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北京《民治日报》所说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重要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在这两种工具当中,又是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觉得还有点不彻底;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需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但是我决不因此灰心短气,因为有三个缘故:一是中国创造共和的岁月,比起欧、美来还是太浅,陈年老病哪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国社会史上的现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这种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象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三是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和国家观念不发达,从坏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因此物质文明不进步,因此国民没有一致团结力;从好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却因此没有造成象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

现在政象不佳,没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缘故,也有好几层: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们从前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军全由军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都以为政府万能,把全副精神用在宪法问题,国会问题,内阁问题,省制问题,全国的水利交通问题,至于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问。五是少数提倡地方自治的人,虽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旧迷信大规模的省自治和县自治,其实这种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划分行政区域和地方长官权限的问题,仍旧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截然是两件事。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必须把上面说的二,三,四,五,这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伟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规模的极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上做工夫;不然,无论北洋军人执政也罢,西洋军人执政也罢,交通系得势也罢,北方的安福部得势也罢,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学会)得势也罢,进步党的内阁也罢,国民党的内阁也罢,旧官僚的内阁也罢,我可以断定中国的民治,仍旧是北京《民治日报》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民治。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目录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目录

我不是说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内阁,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须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充分发展;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筑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象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那一国都还没有实行;政治的民治主义,英、美两国比较其余的国家,总算是发达的了。他们所以发达的由来,乃是经许多岁月,由许多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拢起来,才能够发挥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好象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细胞组织,器官组织,合拢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们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颁布一部宪法几条法令,就会马上涌现出来的,乃是他们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道:“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说道:“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

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现在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时局如此纷乱,政府那里顾得到地方自治的问题;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还未经正式国会详细规定出来,我们怎样着手?至于同业联合的组织法,政府国会都还未曾想到,更是无从组织。我想这种见解是大错而特错,是有两个根本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以为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实现。我以为这种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就是能够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我们不要;我们所要的,是从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第二个错误,是以为法律能够产生事实,事实不能够产生法律。我的见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对,我以为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社会上先有一种已成的事实,政府承认他的“当然”就是法律,学者说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学说。一切法律和学说,大概都从已成的事实产生出来的。譬如英、美两国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们的人民创造出来这种事实,后来才由政府编成法典,学者演成学说,并不是先由政府颁布法典,学者创出学说,他们人民才去照办的。所以我觉得时局纷乱不纷乱,政府提倡不提倡,国会有没有议决法案,都和我们人民组织地方自治同业联合不生关系。

我所说的同业联合,和那由店东组织的各业公所及欧洲古时同业协会(Guild)不同,和欧洲此时由工人组织的的职工联合(旧译工联TradeUnion)及其他各种劳动组合也不同;因为此时中国工商界,象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铁路矿山的督办总办,都是阔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们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纯粹资本作用和劳力没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务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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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种种学说,制度,非常之多;至于详细的办法,一时更说不尽;我现在单只就中国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且可以实行的,举出几条原则,免得失了直接的实际的精神,就会发生笼统,涣散,空洞,利用,盘据,腐败,种种不可救药的老毛病:

最小范围的组织

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一乡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夫,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

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

这种小组织的地方团体和同业团体,人数都必然不多,团体内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会直接议决事务,无须采用代表制度。若是一个团体的事务,各个分子都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以免得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在积极方面,可以养成多数人的组织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业上尽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观、团体涣散。中国现在的地方自治办不好,就是因为大家让少数的绅董盘踞在那里作恶,同业联合没有好效果,就是因为现在各业公所的组织,只是店东管事独霸的机关,与多数的职工店员无涉。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就是因为小组织的人少,便于全体直接参与,一扫从前绅董、店东、工头少数人把持的积弊,又可以磨练多数人办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数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上的话来回答:“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对于政治有很大的责任,然后自然能养成一种政治人才。美国的浩雷斯曼说:‘我们的主张不是说人生下来就配干预政治,不过总要叫他配干预才是。‘这就是民治主义的教育。从前美国的选举也有财产、教育、男女的限制,现在才把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为男女应该有同等权利的理论,姑且不提;单就事实上说,女子加入的坏处,我一时想不出;我却想出许多女子加入的好处,女子的和平、稳静、精细、有秩序、顾名誉、富于同情心等,可以使团体凝结的性质,都比男子好;他们第一美点,就是不利用团体去夤缘官做。

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

执行团体议决事务的董事,由团体全员投票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应当有教育、财产、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数宜多,任期宜短,不能连任,每半年改选三分之一,满期退任的次第抽签预定。无论大会或是董事会,都只设临时主席,取合议制,不设会长总董。这都是防备少数人盘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地方自治应该注重的是:教育(小学校及阅书报社),选举(国会、省县议会及城乡自治会),道路,公共卫生;乡村的地方,加上积谷、水利、害虫三件事。同业联合应该注重的是:教育(补习夜学,阅书报社,通俗讲演),储蓄,公共卫生,相互救济(疾病、老、死、失业等事),消费公社,职业介绍,公共娱乐,劳工待遇等事。上海工业界现在有许多同业的联合会发生,我们十分欢迎,但是我们也有十分担心的两个疑问:(一)是否仅仅为了外交的感触?还是另有团体本身生活上实际需要的觉悟?(二)是否店东管事们在那里包办?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颇和我主张的小组织相同,但我们不能满意的地方:(一)到会的会员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体,并没有过半数。(二)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东管事,没有店员的分。(三)本身的组织和实际生活需要的问题,都没有谈起,请了许多事外的人来演说,发些救国裕商的空套议论,这是做什么!我盼望社会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所注重的实际生活需要讨价过低,说我主张不彻底;我相信照中国现社会的状况,只有这种小组织,注重这种实际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义坚持的基础,乃是政治经济彻底改造必经的门路。我盼望官场中神经过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马上就联想到破坏统一,不要提起同业联合,马上就联想到社会革命。我主张的这种小组织,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实在说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们政权无涉,于你们官兴多碍,就是这种小组织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不但比不上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那样彻底,就是比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还要和平简陋得多。

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

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军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己未系、政学系,可以总批他“明抢暗夺误国殃民”八个大字,一定要说那个好那个歹,都是一偏之见,缺少阅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上最后要留意的,就是别让三害鬼混进来,伸出他背上的那只肮脏黑手,把我们的一线光明遮住了。蝇营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惯会看风头,乘机窃取起来,更是眼明腿快,我们要格外严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最好是各种小组织的事务所,都贴上“小心扒手”,好叫大众留神。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坚实的基础,也是故意摆出矮户低檐的景象,好叫这班阔人恐怕碰坏了纱帽翅,不来光顾才好。

这篇文章刚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见张东荪先生新做的《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见《解放与改造》的一卷五号)说得很透彻,可以补我这篇文章的遗漏,读者务必要参看。我所主张的小组织好叫人人有直接参与权,似乎是打破一切寡头制度(头目包办制度自然包含在内)的根本方法;这种思想倘然能够成为事实,成为习惯,不但现在经济方面的恶制度可以扫除,就是将来较大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组织,自然也不会有寡头专制的事发生,真民治主义才会实现。我所主张的同业联合,也含着有“两元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联合会日刊》所说的尽同,而且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话说来太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论旨,改日再谈罢。  

十一月二日夜

(原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作者简介

陈独秀(1879.10.9 - 1942.05.27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力极大,引领当时社会思想潮流。五四运动后期,他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文集。


题图为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照 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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