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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2019-05-04 06:38:11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率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大胆宣称“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咸”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禾农)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古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儿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链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目录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马肃)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 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的通告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一诗云:“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木巳)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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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人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独秀识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 一月一日)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2.17 —1962.2.24),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20 世纪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也始终坚持宏扬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辍,影响深远。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题图为《建党伟业》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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