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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用小说描绘了东欧二战期间的景象

曾梦龙2019-04-25 18:14:09

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有力一击,整本书的写作都小心地沿着虚构和真实的边缘完成。——阿瑟·米勒,美国剧作家

作者简介:

耶日·科辛斯基(1933—1991),出生于波兰,在“二战”纳粹大屠杀中幸存, 1957 年移民美国。曾获古根海姆奖金和福特基金会奖金。《被涂污的鸟》是他引起文坛关注的重要代表作。 1969 年凭借小说 Steps 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1970 年获得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奖。 1991 年死于自杀。

译者简介:

莫雅平,诗人,翻译家,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6 年出生于湖南省绥宁县,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曾任文学编辑,现为执业律师。有众多诗作、随笔发表,另有《魔鬼辞典》《匹克威克外传》《李柯克幽默作品选》《汤姆·索耶历险记》《我儿子的故事》《老人与海》《被涂污的鸟》《笑忘录》等十多种名著译作出版。曾获加拿大研究奖、《广西文学》广西青年文学奖。

书籍摘录:

序言  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节选)

1963 年春天,我与出生于美国的妻子玛丽一道去了瑞士。我们先前曾去那里度过假,但这回旧地重游目的完全不同:我妻子患了一种恐怕难以治愈的病,已经跟病魔搏斗了几个月,到瑞士旨在找另一群专家问诊。我们希望能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到一个时尚的老牌度假山庄,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要了个套房,从那里可以俯瞰山庄的湖光山色。

酒店的常住房客中有一群来自东欧的富人,他们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夕来到镇上的。在大屠杀实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弃国离乡,因此根本没遭受过逃命的重重劫难。由于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对他们来说活命只意味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他们大部分人已七八十岁高龄,茫无目的地靠年金过着日子,整天着魔似的唠叨自己垂垂变老,一天比一天力不从心,或者老是想离开所住的酒店楼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酒吧间或餐馆,要么就是在私人花园里闲逛。我经常跟随他们,与他们一道在酒店所挂的政治家画像前驻足,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下榻于此;我还跟他们一起看那些阴郁的纪念牌匾,那都是“一战”后在酒店召开的几次和平会议的遗迹。

偶尔我也会跟这群自愿流亡者中的几个闲聊,但只要我提到中欧或东欧的战争岁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提醒我,由于他们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到了瑞士,他们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的印象,只是从电台和报纸了解个大概。在提到大多数种族灭绝集中营所在的某个国家时,我指出在 1939 年到 1945 年间只有一百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却有五百五十万人遭到了侵略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三百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是犹太人,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满十六岁。这些死难者的人数表明,每一千人中有二百二十人被处决。谁都无法准确地算出此外还有多少人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蒙受了创伤或者身心崩溃。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同时承认他们始终相信,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经过小题大做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我向他们保证,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在东欧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知道真实状况比最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要残忍得多。

我妻子坐牢似的在诊所接受治疗的日子,我会租一辆汽车外出转悠,心里漫无目的。我沿修葺完美的道路行驶,蜿蜒穿行在瑞士的原野上,那里有很多低矮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物,那是战时修筑的坦克陷阱,为的是阻止坦克长驱直入。它们仍然竖立着,原本是一道抵御侵略的防线,可入侵始终没有发生;它们那么不合时宜,并且没有目标,恰如酒店里那些落伍的流亡者。

很多个下午,我都是租一条小船到湖上漫无目的地划。在那样的时刻,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单影只:我的妻子,我在美国活命的情感所系,正奄奄一息。我只能通过不定期的秘密信函联系我的家族残存于东欧的幸存者,并且总是要仰仗信件审查官开恩。

在湖上漂来荡去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望感萦绕不去;不仅仅是孤独,或是对我妻子去世的恐惧,还有另一种痛苦笼罩着我,它与流亡者们的人生空虚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的徒劳无功直接相关。一想到酒店墙上装饰的那些牌匾,我就会怀疑和平条约的起草者们在签约时是否心怀诚信。历次和平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均不能支持他们心怀诚信的猜想。而酒店里日益年长的流亡者们却懵然如故,继续相信“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而已,相信世界仍掌控在善意的政治家们手中,且其人道主义情怀不容挑战。他们不相信有些和平的保证人后来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这种不相信导致的后果是,成百上千万像我父母和我本人一样的人,由于没有任何机会逃离,不得不遭受一系列劫难,它们比和平条约那么信誓旦旦地予以禁止的那些暴行要恶劣得多。

我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及外交官们对世界的模糊、虚幻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极度矛盾给我造成莫大的困扰。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过去,并决定从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小说写作。我知道小说和政治截然不同,政治只能以夸夸其谈的种种许诺描画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小说却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

在此次欧洲之行以前,即我到达美国已有六年的时候,我曾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踏入我在其中度过战争岁月的那个国家。我得以死里逃生纯粹是由于侥幸,我始终铭刻于心的是数十万其他的孩子已被处决。尽管我对这种不公平深有感触,但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

“……真相是唯一让人们无法彼此相左的东西。每个人都潜意识地受制于求生的意愿,受制于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渴望;一个人想活是因为他活着,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活着……”在被送进毒气室处死之前不久,集中营的一个犹太人这样写道。

“我们陷身在一个死亡公司,”另一个集中营居民写道,“他们给每个新来者文身编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已变身为一个数字。你不再是从前那个你了,而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我们在走向我们的新坟墓……死亡集中营由铁一般的纪律主宰着。我们的头脑变迟钝了,各种思想都被编了号:要掌握这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的……”

我当初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这本小说将用英语写作,因为我在离开我的祖国时已放弃我的母语,并且我已用英语完成两本社会心理学著作。此外,由于英语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语言,我可以用英语不动感情地写作,免受母语总会蕴含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意识到我想拓展某些主题,通过五本系列小说演绎它们。这一五卷本套书将探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现其原型的众多方面。这套书的第一本,将选择这些社会隐喻中通常最好理解者作切入点:所描写的人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即还是一个孩子,而社会则以最可怕的面目出现,即处于战争状态。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

另外,在我看来,关于童年的小说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最早、最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所有的小说都迫使我们做这种角色转换,让我们作为不同的人去体验自我,但通常来说,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孩子要比想象为成人困难得多。

开始写作之初,我想到了《鸟》,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他剧中的主角们是以古代雅典的重要公民为原型的,但他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国度,“一片悠闲自在、合适安歇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够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阿里斯托芬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这样的情景,其恰到好处与普遍意义令我吃惊。

阿里斯托芬以象征方式利用鸟儿,从而得以无拘无束地描写真实的事件与人物,而不用受历史写作中难以抗拒的种种限制。我觉得这一手法看上去特别恰如其分,让我联想起我儿时目睹的一种农民的习俗。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其他鸟儿视其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们,直到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我的小说将被命名为《被涂污的鸟》。

由于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个小说作者,《被涂污的鸟》第一版只包含了关于我的最少量的信息,并且我拒绝了任何类型的采访。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将我置于一种矛盾的地位。善意的作家们、评论家们和读者们搜罗有关事实,以支持他们认为该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的说法。他们想把我的角色塑造为我这代人的代言人,尤其是战争幸存者的代言人;然而对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关于我的生活和身世的事实,不应当被用于证实该书的真实性,而是应当被用于激励读者们去阅读《被涂污的鸟》。

再说,我当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小说和自传属于区别很大的文学类型。自传强调的是某一个人的生活:读者应邀担任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观察者,作者鼓励读者将他自己的生活与传主的做比较。而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生活敦促读者做更多付出:他不仅仅是做比较;他事实上要进入一个虚构角色,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对小说角色进行拓展。

我始终认定该小说所描述的人生是独立于我本人的生活的。很多外国出版商拒绝只出版《被涂污的鸟》的纯粹文本,非要节选我与该书最早的外语版出版商之一的私人通信,作为该书的前言或者后记囊括进去,对此我表示了反对。他们希望这些私人信函节选能缓解此书的冲击力。我当初写这些信函旨在解说小说的幻境,而不是模糊它;但把信函节选插在书和读者之间,会破坏该小说的完整性,因为我原本是要让小说自己说话的,让我直接介入就产生了阻隔。原始版本问世一年后出版了《被涂污的鸟》的平装本,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作者本人的信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学校的书单没有把科辛斯基列为当代作家,而是归入已故作家的行列。

耶日·科辛斯基,来自:维基百科

《被涂污的鸟》在美国和西欧出版之后(它从未在我的祖国出版过,在其境内被列为禁书),一些东欧的报纸和杂志发起了一场针对它的围攻。尽管彼此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众多杂志却一致攻击小说中同样的一些段落(通常都是不顾上下文断章取义的),甚至不惜颠倒先后顺序以支持他们的指控。国家控制的出版机构中被冒犯的主笔们指控说,美国当局授意我创作《被涂污的鸟》,旨在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些出版机构公然忽视一个事实——在美国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必须在国会图书馆登记备案——竟然援引国会图书馆的图书编码作为下结论的证据,认定美国政府为该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相反,那些反苏联的期刊则把我正面描写苏军士兵的内容挑出来作为靶子,声称它们足以证明,《被涂污的鸟》企图证明苏军在东欧存在的正当性。

无论是赞扬还是谴责这本小说,西方文坛对《被涂污的鸟》的评论都含有不安的底色。大多数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都反对我对那个孩子的经历的描写,理由是它们太深地植根于残忍。很多人倾向于对作者和小说忽略不计,声称我滥用了战争的恐怖以满足我自己那古怪的想象。在第二十五届年度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一位受尊敬的当代美国小说家写道,像《被涂污的鸟》这样的书,由于不加修饰地渲染了暴行,对英语小说的未来而言不是吉兆。其他评论家则声称此书不过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拥有了被战争撕裂的东欧的原始素材,任何人都能编出充斥暴行的戏剧性情节来。

对作为东欧战争岁月的显著特点的暴行和残忍,我的描写丝毫没有言过其实,最能证明这点的也许要数这样一个事实:我的一些老校友成功地获得了几本走私的《被涂污的鸟》,他们在读完后写道,跟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家人在战争期间遭受的磨难相比,小说所述简直就是田园牧歌故事。他们责备我冲淡了历史真相,还指责我迎合了某种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敏感,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巨变的见识充其量只是一个世纪前的内战,当时不过是被抛弃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在被毁弃的南方流浪而已。

六十年代末,美国社会和艺术领域的禁锢出现了松动,很多大学和中学开始把《被涂污的鸟》作为现代文学课程的辅助读物。经常有老师和学生写信给我,我收到了一些有关这本书的学期论文和随笔。在我的很多年轻读者看来,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人与事是彼此相通的;对那些把世界视为捕鸟人和鸟儿之间的战争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地形学。这些读者,尤其是少数族裔成员和那些感到受社会羁绊的人,在那个孩子的抗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的某些因素,并认为《被涂污的鸟》映照出了他们自己为心智、情感和肉体的幸存所做的抗争。

自《被涂污的鸟》创作之时至今,很多年过去了,而我对它的问世却还心存疑虑。过去的十年已使我变得超然,能以一个评论家的冷眼审视这本小说;但是这本书所引发的争议,以及它给我本人及我的亲友们带来的人生变故,却让我对最初打算写作这本书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当初我没有预见到,这本小说会获得其自身的生命,会对我的亲友们构成一种人生威胁,而不是成为一种文学挑战。在我的祖国的统治者们看来,这本小说有如那只鸟,非得把它从鸟群中驱逐不可;他们逮住了那只鸟,给它的羽毛涂了颜料,然后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假如我预见到了书的厄运,或许我就不会写《被涂污的鸟》了。然而,这本书就像那个孩子,承受住了十磨九难。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遏止的。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耶日· 科辛斯基

1976 年于纽约


题图为耶日· 科辛斯基(左),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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