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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4月25日,300年来,虚构的英国人“鲁滨逊”如何成了“所有人”的代名词?

蔡一能2019-04-25 06:00:07

他代表了现代人的理性、躁动与孤独。

今天是 2019 年 4 月 25 日,这一年的第 115 天。

很容易在本文的封面图片中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这张插图来自 18 世纪的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其中人物的呈现方式清晰地传达了一种等级秩序,以及附属于不同身份的特征。

如同古希腊人在陶器上绘制的神话故事,18 世纪的英国人也描绘了属于自己时代的神话,为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这个虚构角色赋予了美德、弱点,以及征服者的身份。

1719 年的今天,59 岁的英国人笛福(Daniel Defoe)在伦敦出版了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书中的鲁滨逊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在一次海难中流落至加勒比岛国特立尼达附近的热带岛屿。在那里,鲁滨逊逐渐建立起生活秩序,也遭遇了食人的土著,将逃亡俘虏“星期五”收为自己的仆人,最终成为荒岛的实际统治者。

当然,笛福——乃至英国千千万万的读者——都需要他回家。28 年后,鲁滨逊终于搭上一艘路过的船只,返回祖国。

《鲁宾逊漂流记》以日记体的形式写成,这种突破性的现实主义写法让许多读者相信了故事的真实性。事实上,小说的确有其现实原型。1709 年,苏格兰水手塞尔科克(Alexander Selkirk)经过 4 年的荒岛求生,返回英国。他到访的那座太平洋小岛如今是智利的一部分,1966 年被命名为鲁滨逊·克鲁索岛。

但对英国人来说,《鲁宾逊漂流记》之所以显得可信,也是因为人们从中读到了时代精神,或者说,读到了另一个自己。

作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寄寓了自己的政治、宗教与经济观点。许多学者意识到,鲁滨逊所处的原始环境恰恰激发了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鲁滨逊从一无所有,到劳动、搏斗、贸易,建立主奴秩序,无不对应了一个上升期的殖民者、“文明人”的理想形象。

基督新教带来的工作伦理,支撑鲁滨逊活下去,驱动着他的冒险生涯。笛福的读者不会对这种信仰与实践之间的对应性感到陌生——包括它伴随的黑暗面。一个颇具讽刺性的场景是,鲁滨逊刚刚向“星期五”传授了基督教义,就组织了对 17 名“野蛮人”的屠杀。

过去 300 年,《鲁宾逊漂流记》从一本流行小说变成了像《奥德赛》一样的经典文本,渗透于整个西方现代文化。如果你上过古典、新古典主义或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课程,你的课本大概率会从鲁滨逊的故事开始,来阐述劳动与闲暇的关系、贸易对提高效率之必要。这个理想化的模型当然不会强调小说中的主人与奴隶、文明与野蛮之别,也不会向你解释,为什么工作会使人幸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没有脱离笛福 300 年前设定的那个世界。如果说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都是鲁滨逊的后人,我们,曾经游离于世界体系边缘的东方人,也听到这样的教导:请变得更像鲁滨逊。

此外还有:

透视遗传密码

1953 年的今天,来自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科学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了《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一文。这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往往被称为科学的一颗“珍珠”。

简而言之,沃森和克里克回答了生物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生命体内的遗传信息是如何储存、如何代际传递的。他们提出的“双螺旋”结构比当时大多数科学家的设想都更简洁、优美。同一期《自然》上还发表了女科学家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拍摄的 X 光衍射图,这是证实双螺旋结构的一个重要证据。

1962 年,为阐明 DNA 结构作出重要贡献的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双螺旋结构的提出开启了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的新时代。1957 年,克里克提出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进一步揭示了遗传机制的奥秘。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人类对自身镌刻的遗传信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些新知已经广泛运用于基因工程、刑事侦查等领域。

太阳能电池

1954 年的今天,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在美国新泽西州展示了新款太阳能电板,用它开动了一台玩具摩天轮和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太阳能-电能转化率为 6% 左右。这是 19 世纪发现光伏效应以来,人类首次将太阳能发电的梦想变为商业现实。

6% 的发电效率较过往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但远低于传统能源。同时,新产品的生产成本高昂,算经济账并不太划得来。因此,太阳能电池最初只运用于卫星等高科技产品上。随着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太阳能电池进入了更多民用领域,而科学界依然在探索进一步改善太阳能发电效率的方法。

论十大关系

1956 年的今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这篇近万字的讲话系统性地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中国和外国这十大方面,提出“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前,赫鲁晓夫于 1956 年 2 月的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模式。这一事件促使中国总结、反思苏联经验。另一方面,1956 年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于当年 2 月至 4 月听取了 30 多个部委的汇报,最终形成了这篇讲话。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积极评价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发表不久,冒进思想的抬头就导致了大跃进的混乱局面。经过“文革”的教训,《论十大关系》于 1975 年重新整理,1976 年 12 月 26 日公开发表。

葡萄牙政变

1974 年的今天,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MFA)在首都里斯本发动政变。受到政变的鼓舞,许多葡萄牙民众走上街头,将康乃馨插在军人的步枪上。一夜之间,统治葡萄牙近半个世纪的“新国家”体制(Estado Novo)宣告终结。

新国家体制由西班牙政治家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创立,是一个带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威权体制。萨拉查的统治因二战中保持中立地位、经济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就而受到欢迎,也因其与法西斯主义的暧昧关系、威权的治理模式以及 1960 年代的殖民战争而受到非议。萨拉查本人于 1970 年去世。

1974 年政变让葡萄牙走向民主化,也直接导致了葡萄牙海外殖民的解体。不过,殖民政府撤离后的权力真空让安哥拉等非洲前殖民地陷入混乱。


题图来自: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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