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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法国女权运动先锋福克的文集,女性学都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曾梦龙2019-03-08 19:00:00

“很多人认为,既然两性的差异和不对等导致性别歧视,那么与压迫作斗争的最佳手段便是消除差异、否认不对等。在我看来,这等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作者简介:

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1936—2014),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女性出版社的创办者,女权运动先锋,“妇女解放运动”(M.L.F.,1968)的发起人之一。

译者简介:

黄荭(Huang Hong),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家、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著有:《一种文学生活》《杜拉斯的小音乐》《转身,相遇》《闲来翻书》《经过》等,主要译作有:《1962-1991 私人文学史》《爱,谎言与写作》《薛定谔之猫》《然而》《乌龟的华尔兹》《鳄鱼的黄眼睛》《波伏瓦回忆录》《星期天》《小王子》《人类的大地》《花事》等。

书籍摘录:

运动中的女性:昨天,今天,明天(节选)

1990 年 4 月

《争鸣》:在 1968 年之前,您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吗?

福克:我从来没想过用这个词。我感觉自己是一名渴望自由的受苦女性,但是任何“主义”在我眼中都是陷阱。

我从小就开始思索女性的命运。我父亲是一名工人,我出生那年—— 1936 年是从喜悦的胜利开始又以冰冷的失败告终。受孕日期是 1 月 1 日,出生日期则是 10 月 1 日,恰逢佛朗哥在西班牙夺取政权。我们家人口不少,科西嘉和卡拉布里亚血统各占一半,像生活在一起的小部落。除了我父母和四个孩子,还有堂叔和姨母担当教父教母。我母亲是位非同寻常的女性,但还不止这些,我成长过程中目睹过许多母亲的力量。我很早就注意到她们坚忍且勇敢,决心带我们一起义无反顾地融入。

我母亲目不识丁,她总抱怨说这是最大的不幸;我父亲能读报。他们老派、很有教养,甚至可以说很有文化修养,这与他们的地中海背景有关。我与写作的关系若即若离,最矛盾之处就在于家庭背景。

我母亲对于婚后获得法国国籍深感骄傲,她认为用丈夫的科西嘉姓氏取代父亲的意大利姓氏是往前进了一步。不过她并未忘记女性谱系。我也没有。她给我取了她母亲的名字,后来我便给女儿取了她的名字。我们这四代人似乎有意在传承,形成另一个谱系,时间远早于妇女解放运动。我曾说,我是在母亲和女儿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找寻自我的女人。

我母亲是我认识的所有女性当中最聪明、最独立的一位。她擅长通过非暴力手段争取自由,脑子转个不停。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在她身上看不到丝毫女性特征(从不涂脂抹粉,也不爱打扮,不追求优雅或时髦),但正是这样让我注意到她是个女人。我父亲深爱着她,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但他会把她喜欢的歌用口哨吹出来。他们相识时一个 16 岁一个 18 岁,自始至终保持着年轻的激情,尽管他脾气有点大男子主义。战争期间,我父亲参加罢工时被贝当政府的警察发现,还从口袋里搜出共产党党员证,因此遭到驱逐。我母亲于是成为庇护所有家庭成员的顶梁柱,就像一战期间身为长女的她照顾弟弟妹妹那样。在最危急、最悲惨的时刻,她总能想办法化险为夷,带我们远离死亡的阴影。她从不被动等待,总是积极应对。每当感觉到危险,她会评估形势并及时确定对策,然后带领我们一起行动。她一天24小时都肩负重任、时刻警惕,但丝毫不会颐指气使,尽管偶尔也发发火,不过大多数时间是从容愉快的状态。当我们遭到炸弹袭击,或者因为马赛老城区遭拆毁而被撤离,她显示出真正的决策才能,细致周全又足智多谋,和尤利西斯相比也毫不逊色。

《争鸣》:“五月风暴”发生时,您是否了解美国女权运动的进展?

福克:完全不了解。我 60 年代才翻开《第二性》,并在后记中读到:“女性斗争已成为历史。”在那之前我从未介入政治。我知道我生在左翼阵营,到死也会站在左翼阵营这一边,我憎恶战争与殖民。我在工人阶层中长大成人,但对于知识分子的“良心不安”以及萨特倡导的介入,我并没有认同感。

我关注社会和政治斗争,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好像透过一层玻璃在看。我无法全身心地参与进去,而且对和我同辈的某些人——看到高师的“阿哥阿郎”投身斗争就纷纷效仿的姑娘们,我感到厌恶。就像我姐姐,她订婚的时候让人以为她是足球迷。

至于女权运动,我当时并不知其为何物,如今我承认有些遗憾。这说明我对历史上的女性斗争缺乏了解。必须强调的是,我对各种意识形态保持怀疑,认为它们是与宗教一样危险的幻想,因此我从不自称女权主义者。后来,我努力争取不让女性运动变成“女权运动”。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但我的确认为女性一词能让我们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

《争鸣》:“五月风暴”期间您在做什么?

福克:我和莫妮卡·威蒂格都在索邦大学。我们创立了“文化行动委员会”,邀请导演、演员、作家、知识分子前来:比尔·奥吉埃、米歇尔·莫莱蒂、安德烈·泰希内、丹尼尔·德洛姆、玛格丽特·杜拉斯……这只举了我记得的一些人的名字。

《争鸣》:相比严格意义上的“五月风暴”的年轻一代,当时 32 岁的您算得上是前辈了,自然有一定的威望……

福克:您是说在“妇女解放运动”阵营里?其实“五月风暴”期间,年龄根本无关紧要,在索邦没有人论资排辈,在我们阵营更是如此。当时我们都年轻美丽,多数人是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纷纷感觉自己又小了 15 岁。 1968 年让我们找回了青春的感觉。后来我们坚决反对论资排辈,集会上不同年龄的女性同时肩并肩走在一起,高中生和克里斯蒂娜·罗什福尔,女工和女工程师,女儿和母亲。

《争鸣》:后来如何过渡到真正的妇女运动?

福克:索邦的经历让我和莫妮卡明白,如果不另辟蹊径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我们必将遭到操控或排挤。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投身决定性历史时刻的必要和紧迫,我的个人历史也同时上演。我需要参与,需要给别人、给自己一些东西。这场运动于我而言既是奉献也是利己,由此也足以说明我的介入与左派不同。 1968 年夏天,我们假期里决定了 10 月份的会议安排,接着利用手头资源自觉开展阅读和批评。我们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但他们的学说并不适用。我们渴望挣脱家庭、工作、感情的枷锁,拓展主体性的空间。我们希望通过女性个体发现女性群体,首先从自我探索做起。我们试图汇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洪流,但我们努力的方式是逆流而上。

《争鸣》: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酝酿才走上广场……

福克:没错,我们用了两年时间开展高强度工作:开会、发传单、做调查……第一次公开露面是 1970 年 4 月底在万森纳大学。那在我看来是真正的公开活动,分为两场:一是在万森纳,也就是大学里面;二是在凯旋门,主题是“纪念无名战士的无名妻子”。活动举办时我不在场,这并非偶然。当时有为数不多的媒体宣传,三位公众人物前来助阵。两场活动让我们看到运动发展道路的分歧。

公开活动过后,万森纳大学邀请我去教一门课,我接受几个人合上。自 1970 年开学起,我们也在万森纳召集会议,活动范围因此进一步扩张,妇女运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他一些小团体也加入了我们。

《争鸣》:您见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

福克:她在很长时间对我们的运动持怀疑态度,但还不至于抱有敌意。与她会面起初是女权主义者们的主意,不过倒是她主动约见了几位她口中的“领头人”。我其实很不情愿,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她让我们讲讲对妇女运动的构想。

当时萨特很支持左倾主义,或许他希望妇女事业的阵地上也有相呼应的活动。他可能向波伏瓦解释过这样一场起义的重要性,正如他完成《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后敦促她创作《第二性》。我们天真地表达了我们的希望和梦想。我谈到自己的女儿,也谈到拉康、巴特、德里达等。我尤其欣赏德里达的思想,也喜欢他文中涉及的学者的著作,包括勒华古杭和布朗肖。看得出来,我的表现未能令她满意。我很敬重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才学,也尊重她执意留在萨特身边的决心,但是她的伴侣生活在我看来既不是好榜样、也不令人羡慕。我曾经颇欣赏她的小说《名士风流》,但看到一帮厌女症的知识分子将她当作笑料,这让我很不好受。但我当时想不明白,像她这样不屈不挠的道德卫士,有如此高度清醒的意识,为什么战争期间没有参与抵抗运动呢?当我们被德国占领时,她除了骑车出游、去马赛的小海湾攀岩,也就忙着在伽利玛出版一些书稿——要知道伽利玛出版社当时也在纳粹控制之下。最后一点,虽然没有人明说,但我的一项提议显然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我希望妇女解放运动采纳精神分析科学作为讨论性别问题的唯一话语形式。没过多久,女权主义者就在会议上叫嚣要清算我,恨不能将我的首级戳在长矛上以泄心头之愤。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她们忙不迭以她马首是瞻,请她领导她们的杂志《坚守的女性》。

许多人感觉经历了一场“收购”(O.P.A.),我们的活动阵地被女权主义者侵占,或者说成为她们的殖民地。但我们仍坚持反对“革命的女权运动”的说法,始终保留“女性”与“自由”。其实我不愿意谈及西蒙娜·德·波伏瓦。有时人们认为,在一场坦荡的战斗中,敌人的强大是我们的荣耀;而我常说,对手不正当的攻击让我感到可耻。

《争鸣》:“女权主义”这个词引发的分歧究竟为何?

福克:近年来有种说法,我们的运动实际追求两个不同方向,一是平等,二是身份。首先我要说明,这里的身份是认同他者的独特,而非认同一致(identique)。

很多人认为,既然两性的差异和不对等导致性别歧视,那么与压迫作斗争的最佳手段便是消除差异、否认不对等。在我看来,这等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女权主义口号喊了一句又一句:“二人行必有一女”,还有“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人”。似乎排斥的对立面就只有同化。和当代的先进思想相比,这种绝对类化和抹杀差异的尝试在我看来是属于精神分析科学诞生之前的陈腐观念。

平等概念尚且含混模糊,必须带到工作和运动中去。当初极力鼓吹融入的那些人,如今也认识到局限性所在。我可以说正是平等奠定了差异的基石,或者说进一步推进了差异——平等是将来差异的推进器。而差异阻碍了平等的实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近似于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是冰山一隅,平等同样是差异的可见部分。没有无意识的意识不过是知识陷阱,没有差异的平等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和虚妄。

鉴于我们正在质疑和讨论相关主题,我最好不使用身份一词,免得语义混淆。身份容易让人想到一致和相同,但实际恰恰相反,它强调摆脱雷同,注重每个独特个体。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似乎是“人人为己,模式统一”;而我们的渴望和理想则是“一起行动,各有特色”。

《争鸣》:您如何回忆这段分裂与论战的时期?

福克:实在可怕,尽是残酷的回忆……我的对手通常不愿和我讨论,理由是辩来辩去最终都是我有理。我从不超出妇女解放运动的范围去回应外界的攻击,只有一次例外:有人后来以女性出版社为由头,指责我们是偷鸡摸狗的犯罪邪教团伙。但我依然拒绝把它当作一桩私事来处理,而是委托乔治·基耶日曼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段时期矛盾很尖锐,但话说回来,政治冲突向来如此。我经历的巨大痛苦并不亚于遭受炮弹袭击的日子,我失去了身体的最后一点行动能力,但同时也学到许多东西。

精神分析工作使我得以避免陷入仇恨或恐惧,帮助我将所经历的事情象征化,游刃有余地面对一切,从容地活下去。正如许多参与者自己解释的那样,“女权主义者”的名称给她们从属于某一群体的团结感,这种强烈的“自我”面对精神分析方法必然感到不安。我们的问题可能会让她们产生动摇,因此她们才吵急了眼。但是女性为什么一定要抹杀攻击性、暴力和仇恨,不由分说地一头扎进不分青红皂白、最令人担忧的、斯大林式的和平主义呢?

安托瓦内特·福克,来自:pinterest

《争鸣》:1970 年创刊的《火炬燃烧》引领了一批期刊杂志的出版,尤其是推动了后来争取堕胎合法化的斗争,这是妇女解放运动最知名的事件,自然无需赘述。但我仍想提一个问题: 1971 年 4 月的《343人宣言》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不恰恰要归功于您所反感的媒体宣传策略吗?

福克:这我承认。当时我就立刻就意识到了。如果是我负责,的确不会那样去引导。是女权主义者想到邀请名人签署宣言,她们是学了左翼阵营的做法。事实证明效果不错,但这并不能打消我对媒体的不信任,毕竟我吃过他们的亏。我的构想有点过于理想化。我不是有意要躲藏,但我希望可以不必抛头露面。我梦想让思想和行动并肩前行,走得虽慢但稳。总有人在幕后默默耕耘,也有人在台前风光无限,我认为应当尽量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如果有名人参与我们的斗争,我当然感到高兴,但前提是此人带来的价值超过从中获取的利益。我最担心他们根本不是有心介入,这样带来的增值只会将我们的运动变成资本的工具。我们的确面临这类自恋的投机活动,因为现如今不单是银行,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类组织和集会发放“信用卡”。必须警惕通货膨胀和信用泡沫,自恋自赏的后果可能是市场崩盘!我并不否认媒体的重要性和正当性,但是从那之后,媒体反过来要求我们,用新的固化形象挟持我们。而我并不想轻易地落入圈套,这一点毫无不妥。我不仅署名支持这份宣言,更积极参与了争取堕胎自由和免费的斗争。

《争鸣》:薇依法案通过之后,您想进一步拓展运动的胜利成果,于是创办了女性出版社,是吗?

福克:这是我自运动开始以来的梦想。反抗、推翻压迫的斗争毕竟是有破坏性的,虽然很有必要,但取得的成果不尽如人意,非常局限且毁誉参半。我署名支持堕胎宣言,更多是出于团结和信念的考虑,因为薇依法案对所有女性至关重要。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可能选择堕胎。我一开始就想要创造和构建,希望开辟积极正面的路径。我想强调女性的创造力,想让世人看到,是女性丰富了文明,她们不应该被压迫在封闭的社群里,仅仅担负操持家庭的任务。我想通过出版让我们的运动走向大众。除了出版社以外,我还梦想在街上开一家书店,不仅仅面向女性读者,也面向男性读者。我很清楚,即便再公正的出版社在筛选来稿时也会偏向男性作者。女性出版社的第一部作品是之前曾经被好几家出版社退稿的作品。如您所知,我们的出版工作非但没有引起女性的感激、男性的欣赏,反而招来不少嫉妒。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估计只有弗朗索瓦·马斯佩洛有过和我们一样的煎熬。但现在回想起来,平心而论,当时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争鸣》:您如何总结女性出版社的事业?当时人们探讨要推广“女性写作”,您对此有何看法,如何评价它如今的成果?

福克:乐观些讲,现在还不是做总结的时候……最近 10 来年对于出版人实属不易。至于“女性写作”,这个说法同样不是来自我们。我想它应该是英语 female writing 的法文翻译。但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法语中 femelle (雌性)这个词已经不用于形容人类;换句话说,女人失去了性别完整性。之前几千年,她被彻底禁锢在自己的子宫里,现如今却发现连子宫也失去了。她只是性别指称,是菲勒斯一元论的另一种隐喻。雌性人类已经被排除在我们男权至上的语言体系之外。由此,从异装癖者到诗人,女性成了许多男人赋予自己的性别,“想象的跨性别”(transsexuelimaginaire)。人们可以从里尔克和兰波的文字中读出女性气质。这并不简单……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女孩或者男孩,但确立其性别的除了出生还有话语。我们的经历和所作所为时刻受到这种生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生理即命运。身体向语言及其幻影施加限制,然而我们的话语和写作同样时时刻刻产生反作用,即顺从或反抗这些限制。

生下来是女孩或男孩,随后成长为女人或男人,也可能是男性气质的女人、女性气质的男人;因此写作永远不会是中性的。先天的生理性别在日后可能被确立,可能被推翻,还可能被再次确立。性别特征的差异将证实或推翻生理性别的差异。写作作为性别主体的体验,又怎么可能是中性的呢?我们并非本末倒置,只是打了一个不确定的赌,猜想女性写下的文字能用语言表现一种……不妨说一种性别差异。我们绝对没有先验性地宣称存在一种“女性写作”。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思考如何将 bander 这个词从法语“私带(contrebande)”到捷克语,或者从捷克语“私带”到法语中时,他在谈论什么?有何所指?拉康也说:“语言只想着这个。”可是“这个”又是什么?bander(勃起)?那么女性如何获得快感呢?几千年以来,男性一直关注他们菲勒斯力比多的象征和书写。我记得皮埃尔·居约塔写过一篇妙文,题为《另一只手在晃》。或许要再等几十年、几百年,女性作者才可能写出与之媲美的文章……

从另一方面来看,女性写作这块奶油蛋糕被当成极具杀伤力的武器扔到一流作家脸上,然而这些作家早在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出版社出现前就已提起生花妙笔。举个例子:埃莱娜·西苏凭借小说《内心》获得 1969 年“美第奇文学奖”,该作品已经包含她后来写作主题的雏形。


题图为福克,来自:espace-des-fe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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