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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有着宏大理想的法国大革命,最后如何走向恐怖的大众暴力?

曾梦龙2019-02-27 19:34:35

如果你对革命如何走向恐怖的大众暴力感兴趣,这本书将是你的必读书。依托大量翔实的资料,持理公正,判断客观,堪称历史写作典范。在未来几十年,它都将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林恩·亨特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一书作者,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作者简介:

谭旋(Timothy Tackett),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荣休教授,精研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

书籍摘录:

序言 革命的进程(节选)

对于生活在 1793 年至 1794 年间的法国民众来说,这一时期无疑充满了纷争和恐惧。四年前,他们目睹了一场革命的发生——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国家以及统治阶级与民众间的关系。国民议会在人民主权的旗帜下应运而生,推翻了千年来根植于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同时宣布了一系列基本人权:言论及出版自由、宗教宽容、以对个人才能的重视取代血统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随后,国民议会还着手起草了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日益丰富的自由平等概念促使革命者不断扩充个人权利的内涵:男性获得普选权、女性权利扩大、奴隶制度被废除、普遍性的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被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然而,到 1793 年中期,革命的阴暗面逐渐显露。日趋独裁的政府实行高压政策,监督委员会四处缉拿“嫌犯”并清洗所谓的“叛变者”。数千民众被逮捕,另有数百人在“革命法庭”的审判中因无权上诉而被立即处决;过去备受民众敬仰和爱戴的国王及主要政治领袖被控犯有叛国罪而被送上断头台。悲惨的是,在被判处死刑的民众中,有部分人至死仍坚称自己是革命的忠诚拥护者。仅 1794 年一年,被处决或死于狱中的国民公会议员就不少于 82 人,占议员总人数的 10% 。正如该时期人们常说的那样,恐怖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这是如何发生的? 1789 年的宏大理想为何到 1793 年却变成了暴力和恐怖?时任议员兼部长的多米尼克·加拉这样写道:“我们的后代将同时惊诧于我们的恐怖罪行和美德。我们做出的愚蠢之举与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大相径庭,这将是最令人费解的部分。”两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理解大革命中这一古怪的两极化现象。如何解释大革命后形势迅速演变为国家主导的排异和镇压?革命者们为何开始自相残杀?在与这个时代相关的所有问题当中,恐怖的起源或许是最难厘清也最不为人知的一个。

在整个 19 世纪里,历史学家和许多法国政客都曾试图向他们的暴力过去妥协。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对这场革命均有过详尽的叙述。进入 20 世纪后,三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阿尔贝·马蒂厄(Albert Mathiez)和乔治·勒费弗尔,到阿尔贝·索布尔和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在解释暴力恐怖时,则着重强调诸如外敌入侵和让革命领袖疲于应对的反革命浪潮等强大的突发事件的影响。在自由主义进程陷入暂时性停滞的革命早期,直到危及新政权存续的威胁被彻底克服和粉碎之前,暴力恐怖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渡选择。但另一派更为保守的史学家——依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奥古斯丁·柯钦和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则从意识形态和内政角度出发解释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在启蒙运动思潮的深刻影响下, 1789 年的爱国者们天真地设想出基于理性的自上而下改革社会的“乌托邦式”计划,但实践过程中的一无所获迫使他们“转而依靠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雅克·卢梭的政治理论,而当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公意”理论。根据对这一理论的不同阐释,任何政治上对公意的反抗和任何概念下的政治多元主义,从本质上而言都被认为是有害的、反革命的。这样看来, 1793 年的暴力实际上早已根植在 1789 年的意识形态中。正如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所形容的那样,那一年的国民议会“为恐怖谱写了前奏”。

21 世纪之初,一众历史学家试图跳脱出“形势”与“意识形态”这一单调的二分法体系。阿尔诺·梅尔(Arno Mayer)、戴维·安德烈斯(David Andress)、让-克莱芒·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丹·埃德尔斯坦和玛丽莎·林顿(Marisa Linton)等学者对恐怖本身及引发恐怖的系列事件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基于这些学者的著述及数量可观的文献,本研究试图从根源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尽管可以从多个维度定义“恐怖”,但在此它首先指代1793年至 1794 年间的国家政策——运用制度化的暴力和死亡威胁来惩罚和恐吓所谓的国家公敌。本书将从宏观上解读从革命伊始到罗伯斯庇尔统治崩溃这一时期内的主要事件,并主要着眼于领导阶层内部暴力政治文化的兴起及革命领袖对此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它们早在“恐怖”之前,就已经使“国家支持的规模空前的暴力行动”变得不可避免,甚至是必然。尽管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仍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宏观反思,但与前人着重分析法国人如何变成革命者不同的是,我们将尝试理解他们是如何变成恐怖实施者的。

在正式叙述前,本书有三个主要研究维度需要事先阐明。首先,我们主要关注大革命的进程以考察暴力政治文化的起源。要理解革命者并不容易,难处在于其价值观、洞察力和意识形态均随着变动的现实而发展和改变,而这种改变通常不可预测。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异常革新且变化无常的时期,整个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处行动是事先安排好的。新的观点和理解不是从大量旧有的材料中拼凑而来就是完全独创的;说辞的内涵飘忽不定,因为词汇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很多领袖本人具有反复无常的特质,在对待工作时更是优柔寡断;甚至社会身份及其价值观基础都时常被重新审视乃至重构……因而实际上,在动态的革命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能始终不变地施加影响。相反地,大革命的演变过程因自身变化而呈现出不规则态势,这些变化往往发端于无法预料的危机或事件,并最终展现出清晰的因果图景。

多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武断地把革命的开端和暴力恐怖直接联系在一起,既认为这一跳跃性思维的准确性毋庸置疑,又毫不重视前因后果和先后顺序。在对各项因素的解读中,不仅应涵盖宏观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及微观的突发事件,还应建立一个“中间纽带”以探究暴力恐怖的内在逻辑在多大程度上源于革命本身。曾任国民公会议员及救国委员会成员的军官拉扎尔·卡诺对此有过精练的总结:“没有人生来就是革命者,革命者是被造就的。”

第二,本研究除了全面考察法国城乡社会状况外,尤其关注政治精英。对“政治精英”的定义具有一定弹性,此处指的是1789年后当选为全国性、区域性或地方性公职人员的男性或政治俱乐部成员。前两代学者的著述已阐明:占据大革命中大部分领导职位的是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些非特权阶级的男性既非贵族又非神职人员,也不从事体力劳动。诚然,部分贵族和牧师在大革命中保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巴黎任职的国家公职人员与区域、城镇或居委会的公职人员在构成上也有诸多差别——市政精英中可能包含少数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而村级干部则主要为富农。此外,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一些个体也在革命进程中被推向了权力中心。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组成大革命政治阶层的主要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城市专业人士和商人”,他们大多生于 18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便是社区管理机构或活跃在巴黎的平民团体领袖也都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种阶级主导性在社会精英群体内部丝毫不令人意外。在 1792 年间,只有缴纳了高额最低赋税的男性才有资格当选公职;此后的当选者也大多是无须为生计奔波的、有充足时间投入到公职和具备实用读写能力的人。实际上,在革命前夕,全国仅有一半男性人口在结婚登记时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接受过学校教育并有能力担任公职的人口比重更是少之又少。总体而言,有能力当选公职的人口数量仅占革命时期巴黎男性人口总数的 1/5 ,但仍远高于法国其他地区的比例。

谭旋,来自:维基百科

至于女性,所有阶层毋庸置疑地都在紧跟革命的步伐。她们通过写作、加入社会团体、参与示威和抗议对革命进程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此,我们特别关注的是 1793 年上半年声势浩大的“女权觉醒”——在巴黎及较大的城镇,大量女性的政治意识和激进主义倾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数年抗争后,她们被赋予诸多在 1789 年根本无法想象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但女性并未获得选举权,也不能担任公职——因其鲜有争取这一部分的权利。尽管女性的诉求越来越得到重视,但大革命中的男性领导制度始终是焦点所在。

第三,本研究关注的不仅是精英阶层的政治行动,还有这些行动背后不断变化的心理动因。要理解暴力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必须对革命领袖——而不仅仅是大众——的心理进行剖析。在引入这一主题时,我们不再把已有的理论框架作为研究方法。“心理”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在此指代革命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情绪状态。历史学家时常假定革命领袖的行为都是理性且深思熟虑的,并倾向于认为这些领袖在重建国家与社会、实现个人升迁或施行连贯的意识形态时都有基于理性的自洽逻辑。然而,情绪的作用不可忽视,因其会对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产生巨大影响,而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的人很容易忽视充斥该时期的惊惶、不安和痛苦情绪,甚至认为这些不值一提。在那个任何既定的认知都有可能被推翻重塑的时代,焦虑、恐惧、愤怒、复仇的欲望、羞愧与耻辱感都可能在个体和集体行为中施加关键影响。因此,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管是政治精英还是普罗大众都处在情绪波动期,甚至在愉悦与痛苦、同情与憎恨的两极情绪中反复,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另外,不得不强调的一点是:法国大革命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至少在 1787 年之前,接管权力并有志于规划新政权蓝图的青年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设计连贯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中上下求索。虽然大众在宏观的“自由”“平等”目标上已达成共识,并对新兴政权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怀有坚定不移的狂热信念;但是,在一个事实上与这些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社会里,想要植入并践行这些原则并非易事。自由边界的不确定性、平等的局限性以及在旧制度的余晖中建立新政权都将是严峻的考验。任何重大革命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动荡不安,因为革命势必破旧,同时在冗长的过渡期中,尽管旧制度的声誉已彻底败坏,但新政权合法性的建立仍在艰难进行中。更糟糕的是,当反革命浪潮兴起时,新制度下的新价值体系更难以立足,破旧立新任重道远。而在广大革命者群体中,只有少数人是忠贞不渝的革命信徒,更多人的革命信念会因怀疑、无常和不信任而动摇。

社会心理学家和神经系统学家都强调人类行为中认知与情感、理智与感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人们的情绪会在一定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期望中自行调试,并在密切的人际交往中以“情感共同体”为整体单位不断改变。此外,群体情绪也是流言传播的一部分,充斥于其产生、扩散和变换的过程中。在巨大的压力氛围下,这种以情绪为表现形式的“流言”足以超越社会文化中的阶级界线,并在原本各自独立存在的情感共同体之间传播。因此,大众情绪中的恐惧、怀疑和愤怒能传递至革命精英阶层,并影响其决策和行动。


题图为电影《丹东》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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