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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她花 6 年调查了 217 个家庭,美国贫民区黑人青年过着什么生活?

曾梦龙2019-01-25 18:49:37

爱丽丝·戈夫曼的《在逃》是我所知的对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美国的悲惨底层的最佳诊断。尽管充满了社会的苦难及支离破碎的关系,她还是为我们的同胞们保持自己理智和尊严的努力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分析和令人痛苦的画像。──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美国当代哲学家)

作者简介:

爱丽丝·戈夫曼,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女儿,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专业,目前是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及波莫纳学院的客座助理教授。

译者简介:

赵旭东,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师从费孝通教授。

书籍摘录:

结论  一个在逃的社区(节选)

20 世纪的最后 30 年,“民权运动”推动创造了一个新的黑人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同时,美国也进入了一个针对有色人种贫民社区的新的以及加大惩罚的时代——美国社会在如何去治理被隔离出来的城市区域与那些居住于其中的人上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第六街区附近,警方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警方摄像头监视着路人,并且警察总是在街上拦截、搜寻和逮捕人们。许多年轻人反复地进出监狱或参加庭审;还有很多人处于缓刑期或假释监视期,被软禁于家中,或有暂免逮捕的许可证。这些年轻人在家过着犯罪嫌疑人和亡命者的生活,担心会遇到什么事情而被再次送回到监狱中去。

在大众的想象中,在逃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想通缉”名单上的那些非同寻常的罪犯的状态。逃犯便是动作电影或传说中出现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美国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使得贫穷的和被隔离的黑人社区成为警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在使用假名,小心地提防着他人,并担心他们最亲近的人可能会把他们送到警察手中。

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工作,虽然花费了部分时间尽力寻找工作,却仍然无法获得最廉价的兼职工作。一些人被断断续续地卷入有风险但获利快的毒品贸易中,倒卖少量甚至有时是大量的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他们偶尔会挨饿,睡在遭废弃的小汽车或者邻居未建好的地下室中。

在第六街区附近,年轻人的缺乏抵抗力的法律地位将基本的工作、朋友和家庭制度都转变成了诱捕之网。医院成了危险地带,工作场所也是一样。他们母亲的家变成最新的已知的地址——警察首先会搜寻的地方。由于警察会通过他们熟知的地址、账单和通话记录来跟踪他们,然后把他们包围在医院、工作地点或家庭聚会之处,他们学会了采用一种秘密和规避的生活方式,并把与他们最亲近的人看作潜在的告密者。只要一个人可能被监禁,那么逃出监狱,正常参与家庭生活、工作和交友就变成了矛盾的目标——任何一项都减少了他实现另一项的可能性。

在逃,对于法律上没有抵抗力的人而言乃是一个奇怪的阶段,因为在逃也意味着处在一种停滞之中。事实上,第六街区的许多人会交替使用“捉住”(caught up)和“在逃”(on the run)这两个词。一方面,年轻人往往会躲避那些跑着或者开着车路过房子、篱笆来追他们的警察。他们也会避开警方数据库信息标明可以抓捕到他们的那些地方。另一方面,他们在法律上的纠葛也会使他们在特定的地方被困或被抓。目前警方所使用的追踪有法律纠葛的人的技术意味着逃离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国家的人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而缺乏在其他地方成功生存所需资源或技术的人只能待在原社区,依靠家庭和邻居的支持来躲藏并存活下来。

在逮捕令、法律案件、缓刑和假释判决的意义上,这些年轻人也会处在一种举步维艰的停滞状态之中。他们认识到,除非违法记录被消除——搜查令取消或诉讼结案,否则他们无法继续学业或工作。而雇主在雇佣处于假释期的人时往往会犹豫不决,他们可能更不愿意雇佣一个持有逮捕令或有未决案件的人,因此,雇主通常会建议他处理好案件之后再回来。带有未决法律纠纷的人很有可能重回监狱,这使得伴侣和家人很难把他规划进他们的未来。即使他没有重回监狱,法律系统为他定下的各种会议、审判期以及约见等也填满了他的生活,这本身就像是一份全职工作,或者至少像是一份不定时的兼职工作,影响了他在校或工作期间的正常出勤。从这个意义上讲,逃亡生活与踩水类似——一直挣扎却无法前进。

当局在搜寻、抓捕、审判以及监禁大量生活在贫穷和受到隔离的黑人社区的年轻人的努力不仅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定位身边世界的方式。森严的警力和监禁的隐性威胁消磨了他们的目标,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长期位于黑人贫穷社区的家人和朋友带来了害怕和怀疑。在监狱的威胁下,一种崭新以及更加奇特的社会组织得以形成——它建立在这样的期望之上,即亲人可能变成被警察通缉的人,或者通过检举其他的人来保护他们自己。这充满了花招和诡计、侦察和反侦察、保密、逃避、误报和不可预测性。即使有人团结起来,也只是对抗警方的一种偶发的团结而已。

警方对年轻人的伴侣和亲戚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有关年轻人行踪下落的信息,这使得女性陷入相当大的威胁之中。在警方突然搜查女人的房子,威胁要逮捕或驱逐她们时,她们必须在自己的安全和所掩护的男人的自由之间做出一种选择。在警察的压力下,女人保护男人的承诺就无法兑现了,一些人甚至不自觉地成为当局的“帮凶”。从信任伙伴到告密者或遗弃者的倒戈导致了相当大的个人痛苦以及公开的羞辱。

在少数族裔居住的地区,男人与女人,以及受人尊敬的人与生活在边缘的人之间,长久以来都存在着相互的不信任。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与向往放荡生活或者从事犯罪活动的人之间的分流长久以来一直受人关注。但慷慨和信任,还有家庭和友谊的纽带,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威胁。在第六街区附近,密集的治安以及隐约出现的监狱威胁正在撕裂着这些纽带,将人们关在自己的家中,激起人们对友谊和家庭生活的怀疑和不信任。在整个社区里,政府根本就没

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远离监狱可能意味着放弃儿子、兄弟或得力的助手。在第六街区之中,男人和女人的紧张关系的核心在于他们必须深度依赖不信任的人,以及希望得到可能带来危险或欺骗的人的信任。

在黑人社区中,受人尊敬的和名声不好的人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至少已经被“干净的人”和“肮脏的人”这一新的界线部分地取代了:那些能够安全地通过警察盘查的人,和那些可能会被拘捕的人。一个为那些无法寻求来自权威当局的保护,或者寻求法律之外的自由的人服务的地下市场出现了。这些保护和特权使得买卖双方在一起缔结了新的纽带关系,尽管这些交易性的关系因为受到被发现和被逮捕的威胁而变得复杂化。

男人和女人们也会把警察、法院和监狱的沉重存在以当局未曾料到的方式变成他们的优势。对年轻人来说,当街道上变得十分危险时,监狱有时候被当作安全的天堂。保释办公室变成一个实际上的银行,而保释则成为对过失预定的谅解。在愤怒和绝望时,女人就会利用警察的威胁来控制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在那平静的数月之中,她们会围绕儿子或者伴侣的保释金、开庭日、探访时间以及假释会面而构建出富有意义的路径。

监狱的威胁以及警察的大量出现,还有法院的存在,都通过多种微妙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组织中,改变了现存的爱与承诺,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框架,借此而刻画出居民的认同和相互关系。人们通过拒绝告诉警察他们朋友的去处,或者给一个在法律上受到通缉的侄子提供几晚沙发床来表达忠诚。那些标志着一个人通过了刑事司法体系的事件——他第一次坐牢,第一次交保释金,第一次被判刑——变成了实际上的仪式过程以及集体性事件。监狱也能为那些勇敢而忠诚的人创造机遇:通过保护别人不遭到逮捕,人们为他们自己做出了可敬与正派的辩解,并表明了他们对于他人的承诺的力量。

然而要记住,由刑事司法体系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被拦住之后搜查、牢狱之灾、保释、开庭日和假释会面——不是所有人生活的全部。当很多年轻人花好几天来躲避警察、延迟法院开庭以及拜访他们的假释官时,有些居民还是会每天学习和工作。与在逃的或者在坐牢的人有亲密关系的那些人,还是可以与这种关联保持一种距离的,并可以开辟出一种少接触警察、法院以及牢狱的生活。还有,这些人在工作上会非常努力,以避免和那个肮脏的世界接触,并会重新思考他们自己跟那些深陷其中的人的关系。

电影《为所应为》剧照,来自:豆瓣

目前美国城市中贫穷黑人的现状,不仅与较早时期美国的种族压迫有一些相似之处,也使读者记起那些族群、宗教、种姓或者性取向不同的群体,在许多时候被置于社会与经济边缘的经历。国家压迫的工具变化无常,但整个历史上有过受迫害经历的群体——从欧洲的犹太人到无记载可言的美国移民,再到世界各地生活在镇压、威权或者极权政体下的人们——展示了威胁的跨越时空的惊人的一致性。

在生活经验的水平上,这些案例都涉及对大型群体基本权利的否认,还有一些极端处罚的风险——诸如约束、排斥、驱逐、拷问或者处死——成了许多人要去面对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当人们开始想尽办法逃避限制以及避开权威当局时,受到限制的权利与对极端处罚的害怕的结合导致了日常生活犯罪的泛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与宵禁同时的身份核查,并且搜捕成了人们习以为常之事,而逃脱、隐藏以及保守秘密的实践则成为日常生活的技巧。一个伪造证件充斥的黑市阻止了商品的繁荣。我们也看到了信息提供者致人受害的议题,这既需要通过警察的努力培养,还要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锒铛入狱。当局不仅培养了专业的信息提供者,还定期让亲近的朋友、邻居以及家人之间发生对抗,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自由以及他们的亲近之人的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居民们经常会在大街上看到国家的暴力行动——比如人们遭受毒打、被勒死、被踢,甚至遭到枪击——并且看到权威当局在保护或从中调停上几乎不起作用,尽管它们无处不在。被削弱的权利和极端处罚所带来的一触即发的威胁在社区社会组织的水平上为人所感受到——比如,承担法律风险被当成一种奉献以及个人依附的姿态——并且,法律的制裁和限制成了关键性的社会区分,尤其是在从当局那获得的安全的多寡上的区分。

确切地说,这些案件既包括许多不同之处,又包括许多相同之处。在许多例子中,那些被当局抓住的人不会被送回到一般群众之中;一旦他们离开,便不再回来了。对拷问及死亡的害怕与对进监狱或者受到驱逐的害怕,是不一样的。但这些案子都有足够的相同之处,以至于一种深度的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些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的经验。当然,目前的美国贫民区是能够取代它们中的这个位置的。

考虑到这些,我们或许能把美国贫民区理解成这个时代最后的专制体制之一 —— 一个在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内运行的体制,但生活在几个街区之外的许多人对此闻所未闻。在官方避免种族等级制度的国家里选举出了一位黑人总统,并使之连任的同时,我们在人事上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安置了大量的刑事司法人员,让他们去配合一个对我们城市隔离区邻里中的贫困黑人和妇女施以一种密集处罚的政权。


题图为电影《为所应为》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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