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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那个愤怒的夏天,如何改变了一个人和她之后的人生

文化

1968 年那个愤怒的夏天,如何改变了一个人和她之后的人生

陈莉雅2018-12-29 07:05:40

“1968 年结束了,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是乌托邦时代逝去 50 周年系列的最后一篇。

1968 年 8 月 28 日,年仅 21 岁的玛丽莲·凯兹(Marilyn Katz)在芝加哥的街头,历经当年最血腥、最暴力的一场反越战抗议活动。她是这场活动的领导人之一。

玛丽莲·凯兹的身旁,有数以千计与她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走在街头高喊:“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等在这群年轻人前方的是,一群头戴蓝色头盔、手持棍棒与催泪瓦斯的镇暴警察。

“我朋友的脚被打断,还有朋友的车被警察砸烂,变成一堆废铁,我自己也被打。但这些都不是最糟的,我的朋友佛瑞德‧汉普顿(Fred Hampton)在一年后被芝加哥警察射杀,所以相较之下,在抗议现场被打其实不是最糟的。” 玛丽莲·凯兹告诉《好奇心日报》。

年轻人被警察殴打的画面,通过电视媒体与卫星技术,传到家家户户的客厅。

一名年轻的越战士兵罗恩·费里齐(Ron Ferrizzi)回忆看到转播的那一刻:“我看到一个长得跟我老爸挺像的人,在殴打一个像我的人,老天啊!我该站在哪一边。”

玛丽莲·凯兹在芝加哥反战活动上,担任安全部的负责人(图 / 玛丽莲·凯兹提供)

1955 年到 1975 年,历经 20 年的越南战争,意外地在 60 年代串联起全球青年的集体行动。

他们是婴儿潮一代,除了人口数暴增,因为战后经济复苏,享受着上一代缺乏的物质生活,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凭借新的知识,他们勇于说不,冲撞传统价值,拒绝战争。

全球各地的青年,通过大众媒体发现彼此共享着相同的愤怒。这促使他们再往前一步。

法国“五月风暴”学运分子 Michel Bonnin 说:“这个社会怎么可以容忍这么残酷的战争,虽然我们不像美国人感受直接,因为我们不需要当兵,但还是觉得西方世界,有很多不道德的问题。法国和美国作为主流社会,为了反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日本学运分子远山真琴(化名)说:“我的高中老师说越战中,美国轰炸越南的飞机,就是从日本的冲绳起飞,所以日本跟越战并非毫无关系。日本各地都有反越战的运动。”

美国的玛丽莲·卡兹说:“这个国家发生的种种事件,持续挑战我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信念,让我质疑我们对黑人做了什么?我们对越南人做了什么?”

起先,美国民众对越战并不是很关心。他们花更多时间观看《豪门新人类》《荒野大镖客》等电视节目,比起战事,他们对于洋基队是否再次赢得世界大赛的冠军,和 1962 年过世的玛丽莲梦露更感兴趣。1968 年 1 月 2 日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 45% 的美国人,认为介入越南是一个错误。

直到 1 月 31 日,越南爆发的 “春节攻势” 开始引发美国民众的关注。

1968 年 2 月 2 日,《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上刊出一张照片: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鸾,在美联社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的目睹之下,枪决北越特工阮文林。

此外,受到民众信任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当家主播沃尔特·克朗凯(Walter Cronkite)前往越南之后,在节目中罕见地公开表达对越战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已经陷入僵局,而最好方式就是和解。

玛丽莲·凯兹认为,大众媒体当时对年轻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开始认为这是一场荒谬的、毁灭性的战争。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各地遍地点火。有人发起爱之夏,主张鲜花之力(Flower power);有人走向华盛顿五角大厦前,手举标语高声怒吼;有人反对大学陈腐,发起占领校园运动;有人对政党日渐失望,发起抗议活动。

尽管时任总统林登·约翰森(Lyndon Johnson)向美国民众表示,春节攻势为美国带来了胜利。“我们实际看到的就是,越南的道路被轰炸、参战的士兵遗体被运回、民众遭受殴打的画面,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真实。” 玛丽莲·凯兹说。

此后,美国陆军公开表示,打算再征召 20.6 万士兵。美国人民质问政府,“春节攻势已经是胜利在即,为何还需要这么多的士兵?”

1967 年 10 月,反越战运动在华盛顿五角大厦前,一个女生向军人献上一朵花。他们崇尚和平的方式,被称为鲜花之力。

与此同时,科纳委员会也发布一份关于各地掀起的种族骚乱报告表示:“美国正走向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分离和不平等”。

越战炮火看起来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美国本土的大事却接踵而至。

三月,已经获得党内初选的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总统候选人身份;四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六月,刚宣布加入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罗伯特·肯尼迪遭到暗杀;八月,芝加哥发生当年最暴力、血腥的抗议活动。

美国陷入最分裂的一段时间——种族、战争、性别、世代,所有难缠的问题集中爆发。

麻烦制造者:60 年代的前线记忆》作者比尔·齐默尔曼(Bill Zimmerman)曾在纪录片《越战》里表示:“1950 年代,我们觉得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我们想弄清楚,身为世界上最好国家的市民意味着什么时,突然民权运动开始在我们脑海中爆发。我们不认为我们有任何力量,我们没想到我们能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我们能造成影响。突然,南方的一些黑人高中生就在这么做,那让我们震惊不已。”

比尔·齐默尔曼也是一名反越战运动的分子,他在 1967 年成为纽约市布鲁克林学院的教授。1968 年,作为一名教授,积极参与反越战运动,招募学生加入。但当时也因为参与运动,被校方开除。

1948 年到 1973 年,是婴儿潮世代成长期间,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经济进步最快的时期,光是这一世代,上亿人的生活获得大幅改善,美股从 1949 年一路上涨到 1957 年。

这段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上升了 40%,累积的财富创造出大批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进入消费社会。

玛丽莲·凯兹原先也属于主流社会中的一分子,与那些流血、暴力的抗议活动沾不上边。她成长在普通的中产家庭,课余兼职做时尚模特,加入姐妹会,甚至获选“选美皇后”。很快的,她与一名实业家订了婚,眼看即将成为那些广告看板里“经典”的美国妇女。

1965 年的某一天,她发现黑人学生不过是在路上争取权益就会被警察们痛殴,她开始质疑长久以来相信的美国价值,以及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否是一场谎言。与此同时,她决定抛弃过去的生活、朋友,加入学运组织「学生争取民主」(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 SDS),以及离开大学,她打算亲历历史,投身学运,成为一名在街头上“恶名昭彰的学运分子”。

玛丽莲·凯兹在芝加哥反战活动(图 / 玛丽莲·凯兹提供)

自此,玛丽莲·凯兹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巨变,短短三年期间,她在各地积极组织学生运动,成为学运的中坚分子。

美国前商务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比尔·戴利(Bill Daley)说:“1968年,这个美国史上最具戏剧性和创伤性的年份。这一切都发生在芝加哥,你就是能感觉到它的到来。”玛丽莲·凯兹也确实在 1968 年最血腥暴力的一场抗议活动中,亲历了历史。

越战结束之后,玛丽莲·凯兹并没有选择停止,她从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开始,一路持续到现在,建立女权组织、呼吁堕胎权益,参与反核运动、反帝国主义、反伊拉克战争,更帮助芝加哥选出首位黑人市长,以及协助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

现年 71 岁的玛丽莲·凯兹在芝加哥创办一家关注公共政策的组织「MK Communications」,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以她的名字缩写而来。

1960 年代的嬉皮士

今年适逢 1968 年 50 周年,当年参与学运的年轻人,自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玛丽莲·凯兹大方接受不同美国媒体的邀请,谈论当年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她还主动在几家媒体上投书表达观点。

或许是因为长期身在社会运动第一线,也或许是多次谈及这段历史,在接受《好奇心日报》的采访时,玛丽莲·凯兹面对任何问题,几乎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关于抗议活动的细节,她都记得相当清楚,且有条理地陈述因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玛丽莲·凯兹回应人们对运动的误解时,她的情绪会比讲述 50 年前的暴力行为更为高涨,她特别希望澄清后人将运动的失败与共和党在选举当中,获得胜利之间的连结。对于选举结果,她倾向于提醒,一些更为无形、重要的价值,是需要经过时间累积才能证明。

按照她的原话来说,这是“1968 的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玛丽莲·凯兹始终认为 1960 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世代,那些年轻人的理想与故事,不应该被忘记。

我的人生巨变,从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开始

“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

1964 年《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1965 年赋予黑人政治性权利的投票权法案也通过。1968 年马丁·路德·金持续替黑人争取就业、居住、经济上的权利。然而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市却遭到枪杀。同年,引发美国各地发起一千多个抗议运动。

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演讲《我有一个梦》

我 16 岁的时候,因为民权运动,成了活跃分子。

1960 年代初期,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在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课余时间兼职做时尚模特。

在变成社会活动家的前一年,我是“选美皇后”,和一个实业家订婚。不过,民权运动期间,看到学生的处境,从此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我的家庭是个普通中产家庭,跟政治完全搭不上边,我们家有黑人管家,虽然都支持民权,但没有人参与社会运动,在我被拍照上报纸之前,家里根本没有人谈论民权。

1963 年,我在南方上学, 曾经目睹令人震惊的景象——黑人学生不准住在寝室,不能和白人同住,不能和白人在同一个足球场上踢球,也不能进入酒吧——这些都是亲身经历种族主义的过往。

后来我转学到北方的伊利诺伊州,这里也有与种族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黑人学校人满为患以及针对黑人的严苛住房限制。

1965 年的某一天,我正在洗脸,准备要去上课,在电台里听到一则新闻报导。

一群黑人在亚拉巴马河(Alabama River)上的埃德蒙·佩特斯桥(Edmund Pettus Bridge)上遭到殴打。他们发起一场示威活动,从大桥一边的塞尔玛市,游行到另一边的阿拉巴马州的首府蒙哥马利(Montgomery),但却遭到警方殴打。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那一天,我一边洗脸一边对自己说,作为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学生,我应该和那些游行的人,一样创造历史、亲历历史,而不只是去撰写历史。

接着,我在一周之内,主动退出姐妹会,取消与实业家的婚约,并且加入了“学生争取民主”(SDS),开始组织涉及到越战与民权的示威活动。

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激进的行为。

我完全不认识 SDS 里的人,毕竟我是那种会参加姐妹会的人,刚开始,我觉得 SDS 的人和我不是一类人,他们不注重衣着打扮,相对而言我就精致很多。

我是姐妹会里第一个加入 SDS 的人。本来在姐妹会的朋友,后来都跟我失去联系,因为我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会有人放弃舒适的生活去“制造麻烦”,他们大多数的人只想赚大钱,或嫁给有钱人。

作为一名学生,除了兼顾课业、筹办抗议活动,我还得打工,毕竟参加抗议活动并不能赚钱,而且我离开学校宿舍,搬到外面住,父母不会养我,我也还没结婚,所以就得养活自己。

我们时常会在半夜三点开会讨论,因为我早上要上课,晚上要去餐厅当服务生,端盘点餐,打工赚钱。

有时候,我会在周末去南方的校园里组织;有时候则是在芝加哥比较贫穷的社区里组织。1968 年,我遇见马丁·路德·金,同时也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民权运动家,这些人都成了我一生的挚友。

自从 1965 年看到黑人示威游行,短短三年间,我就像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获得新的身份,建构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观。

最后我并没有从大学毕业,而是选择离开学校。我从来就不觉得休学是个错误的决定。出了社会,公司会雇用你是因为做事的能力,不是光看学历,而是因为你够聪明。

其实,积极投入运动之前,我对政治现况并不反感。但这个国家发生的种种事件,持续挑战我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信念,也开始让我质疑,我们对黑人做了什么?我们对越南人做了什么?我们也在思考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迈向更好的生活?

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美国内战时期的种族问题,都有所了解,当林肯解放黑奴,黑人获得自由,证明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再次证明我们是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

但 1960 年代开始爆发的学生运动,背后呈现的事实,显然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相违背。

我现在的丈夫,当时也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我们并不是在 60 年代就认识,他是南方的民权运动分子,和马丁·路德·金一起参与运动。尽管我们不是在运动过程中认识,但我们有着平行且相仿的经历。他现在已经淡出社会运动,但我到现在依然坚持着。

说起来,我的人生巨变,确实就是从 60 年代开始,从校园运动开始。

被大众媒体影响的第一代青年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截至 1960 年 4 月 1 日,美国人口总数在过去十年增加 2800 万人口,这个增幅比再前一个十年,高出了 800 万。

录影带和卫星直播,这两项电视技术的革新完全改变了新闻播报的方式。根据 CNN 的报导,截至 1960 年,美国有超过 90% 以上的家庭都有电视。越来越多人通过电视获取信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战被称为全球第一场“电视战争”以及“客厅战争”,意思就是这是第一个通过转播直接进到每户人家客厅的战争。

越战

若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会说这一代是 “独树一帜的一代”。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出生在二战之后,当时社会环境逐渐稳定,物质资源也丰富,使得我们对周遭的世界有比较高的安全感,基本上不需要为钱发愁,职业前景一片光明。我们甚至觉得美国拯救了世界,比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更民主。

相比于上一代,我们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观。上一代的人很重视家庭、婚约,想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我们这一代的人,有些是拒绝婚姻的,而且女性开始有权利避孕、不生孩子(注:1940 年代的青霉素是促进性解放的重要药品,1960 年美国则公开上市口服避孕药)。

我是从媒体里得知,原来不光是美国,还有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西班牙等地的学生都发起学运。看到其他国家的学运,更突显我们是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全世界的青年,一起改变世界,让社会变得更加民主、公平、公正。我们都是朋友,是世界青年社群的一部分。这种感受很强烈。

不可否认,当时的媒体确实对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我们相信美国是世界民主的中心,另一方面,却在电视上目睹黑人青年因选举等一些最基本权利遭到殴打,越南也有针对美国干预行为的抗议示威。这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震惊。

那个时候,只有三个全国性电视台,ABC、NBC、CBS,媒体人普遍受到尊重,即便人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展现出的画面,都令人信服。

相反地,不管肯尼迪总统或是约翰森总统说什么,我们实际看到的就是,越南的道路被轰炸、参战的士兵遗体被运回、民众遭受殴打的画面,这对我们来说才是事实。

CBS 当家主播沃尔特·克朗凯

过去的媒体环境与现在的差别在于,如今我们有非常多的传播渠道。对于什么是事实,大家的见解很不一样,比方说,现在如果说一个人遭到殴打,另一个人可能会说那只是一棵晃动的香蕉树,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对事实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要进行对话就会比较困难。

1968 年,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反越战运动,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马丁·路德·金借由反战的能量,推动民权运动,争取黑人权利。此外,黑人劳工阶层也在底特律发起了劳工运动。

照理来说,这应该是个充满希望的一年。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感到热血沸腾,对未来也感到兴奋,我们以为这世界会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但我们真的没能想到,马丁·路德·金会被刺杀、罗伯特·肯尼迪也被刺杀,原本期望能建立和平、进步的梦想,因为这些暗杀事件而破灭,所有人的心情跌落谷底,甚至感到愤怒。

一个原本满怀希望的春天,最后变成充满愤怒的夏天。

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市遭到暗杀

1968,充满愤怒的夏天

那年春天,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向美国人承诺要结束越战,修补美国黑白人种间的矛盾与鸿沟。但在六月的加州初选,他被刺杀身亡。

8 月 26 日,第 35 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在芝加哥举行。前一天,玛丽莲·凯兹组织的群众,已经在场外的格兰特公园(Grand Park预备。民主党共有两个候选人在竞争,一个是休伯特·汉佛瑞Hubert Horatio Humphrey),另一个则是尤金·麦卡锡,前者支持战争,后者反战。

大会的第二天,民主党在场内激烈地对党派政纲一项终结战争的条款进行讨论,当汉佛瑞的支持者投票反对该条款,反战的代表爆发了;场外,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被禁止进入代表大会附近范围,他们转而向位于密西根大道上希尔顿酒店的民主党总部游行。

第 35 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马丁·路德·金遭到刺杀之后,四月底,我们先在芝加哥发起一个由学生组成的反越战运动。后来遭到警察的暴力驱离,一共被逮捕 400 多人左右。事后回想,这次的行动像是预告,预告接下来会发生不好的事。

同月,SDS 在哥伦比亚的发言人马克·拉德(Mark Rudd)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占领校园。我知道这个活动,但我一直在芝加哥,所以并没有参与这个活动。

哥伦比亚大学的占领活动结束后三个月,马克·拉德就到芝加哥与我们会合,一起发动“反对民主党提名代表大会”的抗议运动。

这个夏天在芝加哥所发生的事情,我到现在都清楚记得。

我朋友的脚被打断,还有朋友的车被警察砸烂,变成一堆废铁,我自己也被打。但这些都不是最糟的,我的一位朋友佛瑞德‧汉普顿(Fred Hampton)在一年后被芝加哥警察射杀,所以相较之下,在抗议现场被打其实不是最糟的。

我是这场活动的安全部负责人,目的是保护示威者的安全,我们这群负责安全的成员就站在大批群众的后面。

由于四月的时候,我们组织过反越战运动,对于警察的暴力驱离,算是有点心理准备,所以才会有抗议前的“安全训练”,加上我是 SDS 的领导干部之一,才担任安全部的负责人,不然以我的身材、体重来说,其实不是太适合。

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脑、网络动员学生或群众,都是靠打电话或是口耳相传,这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动员。所以一开始到抗议现场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8 月 25 日,大约一千多人在格兰特公园聚集,原本大家聚集在公园里抽着大麻,开心地玩乐。但没想到,晚上的时候,警察突然开始驱离群众,用棍棒殴打群众、使用催泪瓦斯,整个过程中非常多人受伤。现在想想,那天的情景,真是让人感到害怕。但这还不是最糟的,8 月 28 日那晚才是最恐怖的,那天警察只要看到有人在前方,就直接打下去。

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


8 月 26 日,现场的抗议群众开始齐声抗议,而这句口号后来也变成抗议的标语。

我的一位朋友唐‧罗斯(Don Rose)是负责媒体联系的人,他最先说出这句话,并且将这个作为媒体诉求。其实每一个来参加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主流政治建制派和年轻世代之间,有严重的冲突。

媒体报导必定会影响大众舆论。我们的确是希望能通过媒体,让大家看到抗议现场,也让一般民众了解我们的诉求,看到有几千名的年轻人反对越战,这里有女性、男性、白人、黑人,不同的群体,非常多元。

原本反战只是我们这群人个人关心的议题,突然之间,因为媒体的播报,成了全国新闻,因而改变整个国家。

一开始,我们预估顶多五千人参加抗议,但后来因为警察暴力加上媒体转播,现场聚集越来越多人,将近三万多人在现场。

很多人是在电视上看到警察暴力,而且行使对象竟然是一群白人学生,这确实激怒了非常多的民众。

在芝加哥的这些抗议运动当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白人学生,所以其实我们会担心警察利用抗议事件对黑人族群做出暴力的行为。

如果是白人学生,警察最多就是逮捕我们,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如果是一个黑人示威者落在街头,他的情境肯定跟白人不一样。因为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导致黑人受到警方的射杀,这也是我们当时会比较担心的事情。

芝加哥反战活动现场

其实在抗议活动期间如果受到警察攻击时,现场的人必定是会起身反抗,我们也不会去阻止他们采取行动,总不能看着人们原地不动,等着被警察打吧。

另外,就是因为这次的警察暴力,其实给很多美国人一个教训和学习的机会。大家看到这个所谓鼓吹自由主义的国家表象之下,国家权力的真实样貌与黑暗面。

这场抗议活动结束之后,我开着车到其他城市,每到一个城市遇到当地的年轻人,都会谈到在芝加哥发生的那场抗议,他们也很羡慕当时我也在现场。

后来我去了旧金山,一直待到冬天。1968 年的夏天跟秋天,旧金山的州立大学其实也发起几场示威抗议活动。我就是在这段期间,认识了加州的黑豹党,还得知当时史丹福大学里,有一群信奉毛泽东主义的学生组织。

我的意思是,这次的抗议确实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年轻人希望能够参与其中。我甚至认为,这年夏天发生的事,一直持续影响到 40 年后,也就是 2008 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而这场抗议活动,还有个重要意义在于巩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

芝加哥之所以会出现抗议活动,是因为当时民主党不愿意改革。大家原先都希望民主党可以推出支持进步理念的候选人,所以白人和黑人运动分子相互合作,整合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引发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芝加哥反战活动现场

后来一些美国媒体,会说因为这场活动,才导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汉佛瑞(Hubert Horatio Humphrey)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输给了尼克森,美国就开始向右倾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其实早在 1960 年代初期,美国国会通过保障黑人投票权,以及消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权利法案》之后,民主党在大选投票率里白人选民的得票率就没有超过 40%,也就是说,因为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使得多数的白人选民反而倒向了共和党,也是右翼的政党。

所以,1968 年民主党输掉总统大选是因为种族主义,而不是因为这次的抗议活动。当时,是因为民主党自己不愿意拥抱关于战争或人权的不同观点。

美国的第二波女权运动

在芝加哥抗议的时候,知名电视记者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采访我,或是其他人采访我的时候,都会提到我是唯一一位领导抗议活动的女性领导人。但我从来没有以此为傲。

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这是必须做的事,我没有特别想说,身为女性更应该要挺身而进,我只是为了我相信的事情站出来,就是这么简单。

但作为一名女性运动者,整个 60 年代的反战浪潮里,确实促使我们的自我意识觉醒。美国历史上有三次女权运动,1960 年到 1980 年的第二次女权运动里的中坚分子,很多都是从反越战运动里出来的。

在反越战和民权的斗争中,我们也要为女性权利斗争,女性权利本身也是人权的一部分。1968 年,我们建立了芝加哥妇女联合会、洛杉矶妇女联合会;1969 年在芝加哥建立堕胎组织。总的来说,女权运动是反越战运动、民权浪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学运后期,SDS 内部的分裂

我是在 SDS 里认识不少一生的挚友,我们这些人在 1968 年相识时,都还是孩子。

SDS 的第一代成员比我们大 5 到 10 岁,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这些学校。一般来说,都是中上阶层的年轻人,可能是在新劳工运动的背景下成长的,也可能是来自犹太知识分子团体。这些人起草了 SDS 早期的《休伦港宣言》。

1960 年代,成员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写了非常多关于反资本主义的文章。但不同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太相同。

当然,我们内部也经历过几次分裂,第一次的分裂是偏向知识面,第一代成员的立场比较倾向是改革资本主义,但后来加入的 SDS 成员立场则偏向革命路线。

1969 年,SDS 历经了第二次的分裂,当时战争与种族的问题白热化,有一群成员不想要继续原来的学生运动路线。这群人就是后来大家称呼的“气象员”,他们加入比较激进的左派组织,叫做“地下气象组织”,路线是激进暴力的,他们的抗议活动,一般都会出现暴力行为或爆炸。

媒体对“地下气象组织”的报道也非常多,使得大众对于学生运动的认知出现扭曲。

因为这次的分裂, 1971 年 SDS 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的状态。不过,SDS 的成员并没有因为分裂而停止参加运动,当中很多人仍活跃在社会运动当中。

我从来没离开过 1968

1968 年结束了,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后来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美国从越南撤军,1970 年代之后反越战运动逐渐变得比较沉寂。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停止社会运动,战争结束之后,我参与了反核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等。

1980 年代,回到芝加哥,曾加入哈洛德‧华盛顿(Harold Washington)竞选团队。90 年代之后,开始加入反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之后参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一直不断的往前进,从没有停止或退出。现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特朗普。

2017 年 3 月,玛丽莲·凯兹在女性大游行活动上发表演说

现在,很多人对学运分子有种误解,觉得这群年轻人,成年之后都不再关心社会,以一种没有经济压力的中产方式活着,这是不对的,当年参与学运的人,不少在政治圈依旧相当活跃,继续关心社会议题。

不管是帮助芝加哥首位黑人市长当选,或是帮助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当选,都与 1968 年的中坚分子有关。

2002 年,我组织了抗议伊拉克战争的大型示威游行,在这场集会里的三千人中的核心成员,全是我 1968 年结交的朋友。那一代的年轻人非常有理想性,坚持正义与平等,对世界充满好奇,人与人之间彼此有着紧密的连结。

尽管种族问题依然存在,但是黑人人权获得改善,目前有 19 位黑人女性获选为大法官。这个国家真的有所改变,而我们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一直相信,1968 的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虽然我们还没有赢得胜利,但我们改变了这个国家。




*本文感谢翻译林越越、吴凯琳的协助。

题图来自玛丽莲·凯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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