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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如今中国的大学,最为匮乏的是人文活力?

曾梦龙2018-04-25 19:07:08

“人文属性却恰好是今日中国大学所最为匮乏者,结果不但建设广义的‘智性社会’遥遥无期,连狭义的‘学术社会’也一去难返。只有恢复大学的人文活力,才能提振中国社会的元气。”

作者简介:

王东杰, 1971 年生,河南濮阳人。先后为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1993)、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1996)、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2002)。从事专门史专业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工作。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建立学界 陶铸国民: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研究论文和书评散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读书》等学术刊物,另为《南方周末》思想文化评论栏目撰稿。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过语言文字塑造民族国家: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

书籍摘录:

自序(节选)

全书粗略地分为三辑。第一辑的主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统。最近十多年,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正面的评估,意识到它的可贵和优长,不再视如敝屣般地必欲弃之而后快。可是随着此风日盛,所及之处,沉渣泛起,表现出走向封闭的趋势。其实只要具备起码的历史意识就会知道,今人所谓“传统”,不少乃是当下的“发明”。中国古人的最高价值来源是“道”和“理”,国家之上乃是“天下”。“天不变,道亦不变”,可是礼制要变。“礼,时为大。”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礼制”之变,从时从宜,而万变不离其宗,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尊重人。子曰:“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文化复兴,损益进退,应以“仁”为准绳,不应以膜拜权力和等级、增长骄妄之气为目的。否则,中华文化就真要葬送在此辈热衷于讲“传统”的人手中。

第二辑的文章,是希望把顾颉刚先生当年提出的一个想法重新带回公共思考中,也就是在中国建一个“学术社会”。他所说的“学术社会”,接近任鸿隽所说的“学界”(参见本书《从造炸弹到建学界》),特别指的是一个不以实际应用(尤其是政治应用)为导向的学术共同体。不过,我这里希望把其含义做一扩展。我用的是“智性社会”。这个词不是指一个由专业学者构成的社群,而是指整个“社会”而言;这个社会以智性态度为主导,它的成员,不论从事何等行业,皆有求知的好奇心和辨析力。这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它如果真是不可实现的,那皆因大家都认定它无法变现。“知识”、“学术”、“智性”,这些字眼听起来就像是拒人千里的样子,但实际并不如此。在这 20 多篇文章里,我试图证明,学术与社会息息相通:它把人世当作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思考方式,也为最日常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可能。我们不应把学术当作敬而远之的神 ,不妨请它从高处下来,变成一个时刻相随的睿智朋友。

第三辑回到狭义的“学术社会”,也是我最熟悉的大学校园。我在大学里生活了快 30 年,从学生到教师,读书、教学、研究,我的生命已经和它长在了一处。它构成我的世界观,型塑了我对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这是本书书名的由来,也是所有文章的共同意态:无论什么话题,我都会坐在书桌后面思考。这也许是个弱点。嗯,我听到有人说:书呆子。诚然,书生论世,时有误事,不过在一个到处都是“实干家”的社会中,从书堆里传出的声音,有时也不无参照价值。

本辑的文章都来自我在校园生活的经验,我从中选取若干事实,做人文立场的反观。大学首先应该被看作一个人文机构,即使是专门从事自然科学或技术工程研究,也须在此前提下进行。但人文属性却恰好是今日中国大学所最为匮乏者,结果不但建设广义的“智性社会”遥遥无期,连狭义的“学术社会”也一去难返。只有恢复大学的人文活力,才能提振中国社会的元气。希望这些小文引发读者些许共鸣,为此大业略尽绵薄。至于附录中的两篇发言稿也与此相关。它们本是师生间的“私语”,可是既然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公共空间,亦不妨收录于此。

文化复兴,“复兴”何事?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方位复兴之势。在学术界,有“国学”研究的兴起;面向小众的文化,如昆曲、制茶、陶艺等,经过长期衰落,品味和品质都有回升;在大众中,也有一些热心人士,通过印刷品、影像资料、网站等渠道,传播各类“传统文化”:来源涵盖儒释道三教;内容杂多,尤以伦理训条为主;文本既有新编新著,也有不少过去就流行过的善书,如《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等。凡此皆与明清时期的“劝善运动”非常相近,或可称为“新劝善运动”。

应该说,这些现象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自觉,深值嘉许。如果我们放宽视线,平心对待历史,而不仅仅以最近三四百年的成效作为评估的尺度,便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应反省。在今日全球皆被卷入“一体化”的时代,主动维持一个悠久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即是在维持人类的文化多样性,无论对己对人,都属必要。

不过,我们也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并不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元素。朱维铮先生在 1980 年代就反复强调: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贯的传统”。首先,不同时代留下的遗产并不一致,既经累积,又常常混杂;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时代中,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质。即以一个“善”字来说,其内涵固不乏一些超时空的准则,具体表现却不免流动迁移,不但不同社群各有一套道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也取舍各异。因此,面对“复兴传统”的呼声,我们也不能不慎重思考:要“复兴”的是什么“传统”?

据我的观察,近年最受欢迎的一本传统读物似乎是《弟子规》。这本出现于清代早期的童蒙读物在不少人那里已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诵读之声,凡有井水处,无不可闻。这本小册子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成人开卷,也可受益。而也确有单位把它推荐给员工,当作“企业文化”的重头戏。据网上一位专门培训《弟子规》的人士解释,“弟子”二字面相颇广:“在家指孩子,在校指学生,在公司指员工,在单位指下级,在社会中指公民。”如是,《弟子规》实可作一部公民读本看。但我不明白,如果你我“公民”皆属“弟子”,吾等的“父兄”又是何人?

正如书名所示,《弟子规》不过就是一部“小学生守则”。内容明了直截:做什么、不做什么,此外不留下任何思考空间。这即使在传统蒙学读物中,也是简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教授的伦理皆是单向的。作者既立意对“弟子”讲话,自然多言服从,而不思考“父兄”何为。故其展示的,不过是人生中一个非常有限的断片,对培护健全人格并无多大助益,与“公民”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从思想史看,单向伦理观主要是儒学官方化的产物,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更非菁华。朱熹讨论师弟关系时曾说:“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可与能,彼此之辞也。”所谓“彼此之辞”,即是不要求一方单独尽责,而以双方互相负责为条件;其中强势一方,还应尽首要的责任。比如“父慈子孝”:父先须“慈”,才谈得上“子孝”;若以权势压人,“孝”字又从何谈起?

其实,即使对小小孩童,“服从”也非唯一伦理。若我们承认,一个理想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则《弟子规》一类以培养服从习惯为目的的读物,实在不无被滥用的风险,而这恐怕也正是某些“企业家”器重此书的主因。然而,儒家传统实有不少意思相反而地位更高的文本,如《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王阳明《传习录》:“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道理当然微妙幽深,小孩子未必能当下把握,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具体教法自可迁就随宜,却不可因道理难明便全不讲理。

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高兴与否,今日中国社会面貌早已与传统社会相距甚远。新社会要求一套新伦理,它自可从传统中引申而来,却必须直面现实,经过一套创造性 的取舍转化,才可将相对定型的“传统文化”变为具有活泼泼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才当得上“旧邦新命”四个字;否则,不过是为社会平添一份混乱,带给我们更多痛苦和自卑。这样的“传统”,不“复兴”也罢。

理解比怀疑更重要

记不得是哪位说的了:中国古书是竖排,读起来好像不断点头说“是、是”;洋人的书是横排,读起来好像不断摇头:“no、no”。话很俏皮,目的是提倡“怀疑”态度。这在近代学者中很常见。陈垣先生讲史源学,揭出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也只是一个疑字。不过,他们也并非一味提倡怀疑。胡适曾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治学与为人是两个不同领域,当有不同规则。然而有时这两个领域也很难做出清晰的切分:学术问题的解决会从生活中获得启示,学者在治学中养成的习惯也常不自觉地体现在处世风格中。更重要的是,对于很多不求甚解的人来说,记住“怀疑精神”几个字,永远比谨慎区分可疑与不疑的情形要容易得多。

怀疑精神当然不错,但其滥用也很容易成为一种“阴谋论”式的认知态度:一遇异见,便倾向于从“坏”处解读,似乎那里一定包藏了祸心。这一习惯在清末读书人中已经出现。 1910 年,学部要求全国开设简易识字学塾,普及 1600 - 3200个常用汉字。同时,一批民间人士则主张推行汉语的拼音文字。他们在批评简易识字政策时,便认为学部“令民记此数千字”,实际是想使人民“半明半昧,庶能恪遵法令,不欲其多有知识也”。

其实,学部未必想得这么“深”。学会一两千常用汉字,总比目不识丁更“有知识”,且三千多字,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而其时拼音文字流通范围甚窄,实难说用途广泛。问题是,批评者虽不能举出有效证据,却将此作为不证自明的立论前提,大概是认定了朝廷总要“愚民”,故凡事皆从此角度着眼。这种思维方式今日似乎更为流行,针对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从官府到民间,几乎无处不“阴谋”,套一句熟语,可以说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这种态度一旦成为处世常规,本来还只是想象中的“阴谋”世界便立刻成为现实。

王东杰,来自:四川大学历史学院官网

事实上,无论治学还是应世,最重要的态度都不是“怀疑”,而是“理解”。每一个共同体都有两面性:一方面,每个成员都和他人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维持着一些基本的共识,存在着对话。今人更看重“个性”,故特别能欣赏“众声喧哗”,但亦应记住的是,“众声喧哗”不是每个人的“自言自语”,虽不一定以“同”为目的,至少当尽力求“通”。要把他人真正视为对话的一方,首先须对其真实意图和思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从其面临的实际问题和采用的特定逻辑中解释其措辞的具体涵义。这里要注意的是,理解不等于同意。譬如,我们知道了食人部落何以会吃人,并不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他们一伙,或者同意我们自己被吃。但如果没有对其内在思路的理解,我们就永不可能真正说服对方。

这些话当然不是要否定怀疑精神,只是想强调,“理解”比“怀疑”更重要。我的理由有三点。首先,恐怕很少有人认为任何事皆可疑,但要对事物的可疑与否做一判断,必须建立在对它的真正理解上。其次,怀疑也不是空诸依傍的,我们总须根据什么来怀疑,而这个被我们拿来作为思考资源的“什么”,也得先经过一番理解才可站得住脚,否则便成为蛮不讲理的打打打,委实可厌。

第三,近代学者提倡怀疑精神,并不是把怀疑本身当作目的,而是认为这态度可帮助我们发现新知。应该知道,怀疑本身只是一项消极的行为,并不积极地产生新知。这好比读书时候忽于理解,急于批评,终不过是“我与我周旋”,读与未读全无差别。实际上,有些东西之所以看来可疑,只是因其超出了我们既存的经验,但也因此而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创造大门。在这种情形下,更须平心体会其细节脉络,不是单纯地疑字当头。美国史家达恩顿曾说:“在文件最隐晦之处挑三拣四,或许能够解开闻所未闻的意义系统。这样的线索甚至可能引出令人啧啧称奇的世界观。”他本人的名著《屠猫记》便得力于此,故此话是经验之谈,值得细细揣摩。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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