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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希特勒的最后反攻, 1944 年的阿登战役都发生了什么?

曾梦龙2018-04-18 19:04:25

混乱的战斗场景、可怕的人员伤亡,这些在安东尼·比弗的笔下变得鲜活起来。只要读过比弗所描述的这场激战,我们肯定都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年轻生命相互厮杀。《1944阿登战役》让我们再次重新审视现代世界。——《华尔街日报》

作者简介: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二战历史学家,师从“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约翰·基根,因在二战历史文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先后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美国普利兹克军事博物馆与图书馆文学暨军事写作终身成就奖。

安东尼·比弗曾在英国皇家第 11 轻骑兵队服役,退役后投身于历史非虚构写作。良好的军事素养、一流的写作造诣,再加上对战场、战争亲历者的实地考察,使得他的文字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被 650 万读者视为二战史品质保障,几乎包揽历史学界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奖项,他的代表作品有:

《克里特:战斗和抵抗》,荣获朗西曼奖;《保卫斯大林格勒》,荣获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塞缪尔·约翰逊奖、霍桑顿文学奖;《攻克柏林》,荣获第一届朗文历史基金奖;《D日:诺曼底登陆》,荣获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授予威斯敏斯特奖章;《1944阿登战役:希特勒的最后反攻》是他的新作,已被提名法国四大文学奖之一的美第奇奖。

译者简介:

董旻杰:资深战争史研究者,曾任“知兵堂”执行总编,目前主要从事战争史翻译、审校和编撰工作,著有研究阿登战役的代表作品《沸腾的雪:阿登反击战》。

书籍摘录:

第一章 胜利的狂热(节选)

1944 年 8 月 27 日一大早,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上将离开了沙特尔,去视察刚刚被解放的巴黎。

“今天是星期日,”盟军最高统帅告诉随行的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中将,“所有人都会睡到很晚才起床,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然而,两位将军对法国首都的“非正式访问”很难不引人注意。最高统帅的草绿色凯迪拉克汽车由2辆装甲车护送,开道的吉普车里坐着一位准将。

当他们到达奥尔良门的时候,看到第 38 骑兵侦察中队组成了一支更加庞大的护送车队,他们在第5军军长伦纳德·汤森·杰罗少将的率领下已恭候多时。杰罗是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在向巴黎进军的过程中,法军第 2 装甲师师长菲利普·勒克莱尔少将坚决不服从他的命令,这令杰罗一直满腹怨恨。此前一天,自认为是巴黎军政长官的杰罗少将禁止勒克莱尔和他的装甲师参加夏尔·戴高乐将军组织的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游行,他让勒克莱尔“继续完成肃清巴黎及周边地区敌军的任务”。勒克莱尔在解放祖国首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无视杰罗的命令,但那天早上他还是派出师里的部分部队攻击了德军在巴黎北部圣但尼的阵地。

巴黎的街道很空旷,因为德军撤退时几乎开走了所有能动的车辆,甚至地铁都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无法运行。事实上所谓的“光明之城”已经退化成了黑市中买来的几根蜡烛,即便从战火中幸存了下来,它那美丽的建筑物看上去仍显褪色而陈旧。希特勒那道“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命令并没有得以执行。街道上的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每次看到美国军人或车辆都会尽情欢呼,然而用不了多久,巴黎人就会小声抱怨“(美国人)比德国人还糟糕”。

尽管艾森豪威尔评论这次巴黎之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他们的这次访问有着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去和戴高乐将军会面。戴高乐是法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但是当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拒绝承认他。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实用主义者,打算无视罗斯福总统强烈要求的关于驻法美军不要让戴高乐上台的指示,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希望战线后方能维持稳定,而戴高乐是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所以他决定支持戴高乐。

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都不希望法国解放后出现危险的社会动荡局面,尤其是在当时四处蔓延着疯狂传播的谣言、突发性恐慌、阴谋论和针对法奸(与德军合作者)的丑陋私刑。曾是一名作家的第 4 步兵师反间谍军情处的杰罗姆·戴维·塞林杰上士和同事在城市酒店附近逮捕了一名嫌疑人,然而这个家伙却被愤怒的人群拖出去当着塞林杰的面活活打死了。

戴高乐前日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胜利游行,以在大教堂外对空鸣放的乱枪而结束。这样的场面让戴高乐确信,他必须得解散抵抗组织并动员其成员加入法国正规军。一份申领 15000 套军服的文件在当天下午就被送往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不幸的是没有足够的小号军服,因为法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比同时代的美国人要矮。

戴高乐在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会见了两位美国将军,这也是 1940 年那个悲剧的夏天里,他那短暂的部长生涯开始的地方,现在他回到那里继续任职。戴高乐以庄严而又简洁的方式洗刷了维希政权的耻辱——“共和国从来没有消失过”。戴高乐希望艾森豪威尔让勒克莱尔的师在巴黎维持秩序,但此时勒克莱尔的部队已经踏上了新的征途,于是他建议美国人或许应该通过“展示武力”来使巴黎人民确信德国人不会卷土重来。为何不搞一次一个师甚至两个师横贯巴黎、奔赴前线的进军秀呢?艾森豪威尔觉得戴高乐通过美国军队来“巩固自身地位”的做法有点讽刺,他转头问布莱德雷有什么看法,后者回答说完全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做好一切准备。于是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在布莱德雷的陪同下检阅部队,而他自己则不参加此次活动。

在返回沙特尔的路上,艾森豪威尔邀请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出席戴高乐和布莱德雷主持的阅兵式,但这位英军上将拒绝前往巴黎。这一微小的细节让一些英国报纸指责美国人将所有的荣誉都攫为己有。鉴于伦敦新闻界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切决定都是在轻视蒙哥马利乃至所有英国人,盟军内部的各国关系因而受到严重破坏。这反映了英国人心中普遍怀有的对于自身被忽视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现在独立搞阅兵式就是要宣布这是他们自己的胜利。艾森豪威尔的英国副手——阿瑟·威廉·特德空军上将对一份英国报纸上的偏见内容产生了警惕:“听说了关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报道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这一过程将成为同盟国之间严重分裂的种子。”

第二天晚上,美军第 28 步兵师在师长诺曼·丹尼尔·科塔少将的指挥下,冒着大雨从凡尔赛开进巴黎。绰号“荷兰人”的科塔在奥马哈海滩上表现出非同常人的勇敢和领导能力,当时他的前任被德军狙击手狙杀,而他在 2 小时前才刚刚接手整个师的指挥权。 6 月至 7 月间,交战双方在诺曼底的篱墙地形中进行着缓慢而又致命的战斗,但当小乔治·史密斯·巴顿中将的第3集团军在 8 月初取得突破时,盟军上下又产生了一股能够冲向塞纳河和巴黎的乐观情绪。

设在布洛涅森林里的野战浴室可以让士兵们在阅兵前洗个热水澡。第二天,也就是 8 月 29 日清晨,第 28 步兵师从福煦大街出发前往凯旋门,然后径直穿过香榭丽舍大街狭长的街道。美军步兵头戴钢盔,背上了装有刺刀的步枪,携带弹药全副武装地以战斗队形行军。一队队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官兵 24 人一行,行进在宽广的街道右侧,每个士兵的臂膀上都戴着该师师徽——宾夕法尼亚州的标志——红色的“拱顶石”,德国人依照外形给它起了个“血腥水桶”的绰号。

法国人对美军军服的简便和似乎无穷无尽的战争机器感到惊奇。“军队的力学”,让·加尔捷-布瓦西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天上午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的法国民众都觉得难以置信,仅仅一个美军步兵师就能拥有这么多车辆:数不清的吉普,有些后座上架着 127 毫米重机枪;侦察车;炮车,由 M4 HST 履带式牵引车拖拽的 M1 型“长脚汤姆” 155 毫米重型榴弹炮;工兵车;后勤部队使用的小型卡车和 10 轮大卡车; M4 谢尔曼坦克和坦克歼击车。相比之下,德国军队在 1940 年摧枯拉朽般征服法国之后举行的阅兵式显得出奇的老旧,他们的运输车辆大部分都靠马匹拖曳。

检阅台就搭建在协和广场上,工兵们用一条翻过来的冲锋舟将它搭了起来,并在上面覆盖了一面长长的三色旗(法国国旗),与此同时,无数星条旗在微风中飘舞。走在行军队列最前方的是由 56 人组成的军乐队,他们演奏着第 28 步兵师的进行曲《卡其色比尔》。围观的法国民众可能还不知道第 28 步兵师在阅兵结束后就将去进攻巴黎北部的德军阵地,但该师的全体官兵都知道。

“这是发布的最引人注目的进攻命令之一,”布莱德雷后来对他的副官说道,“我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人在阅兵式结束后就要直接上前线打仗了。”

盟军因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7 月发生的刺杀希特勒事件让盟军确信了德军内部开始瓦解,就像 1918 年一样,但实际上失败的刺杀行动反而无限强化了纳粹党的统治。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主任(G-2)肯尼思·威廉·多布森·斯特朗少将轻率地宣称:“ 8 月份的战斗结束了,西线的敌人已经被消灭了”。在伦敦,战时内阁相信战争会在圣诞节结束,并将 12 月 31 日作为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来计划,只有首相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仍然担忧德国人会决心继续战斗下去。在华盛顿,美国人做出了相似的预测,他们希望将注意力转移到仍然在和日军苦战的太平洋战场。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开始取消军事合同,包括生产炮弹的合同。

美军士兵正在森林边缘匆忙挖掘散兵坑,尽可能避免炮火杀伤,牺牲的战友就倒在他们身边。来自:书内插图

连许多德国人也认为一切都快结束了,在荷兰乌得勒支休整、时任第 1 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伞兵装甲团团长的弗里茨·富尔里德上校在日记中写道:“西线完蛋了,敌军已经杀到了比利时境内和德国边境;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正在向苏联恳求和平,这和 1918 年时一模一样。”

在柏林火车站,抗议者们居然敢打出这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们愿不惜一切代价换来和平”。在东线,苏联红军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摧毁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将战线往西推进了 300 公里,一直到了华沙城下和维斯瓦河畔。在 3 个月内,德军在东线损失了 589425 人,在西线损失了 156726 人。

苏联红军冲到维斯瓦河畔,鼓舞了波兰国家军在华沙举行英勇但注定失败的起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不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波兰,无情地坐视起义者被德国人镇压。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受到了苏军的威胁,而德军在巴尔干地区也开始崩溃。就在巴黎解放的前两天,罗马尼亚在苏联军队冲进边境时背叛了轴心国。 8 月 30 日,苏联红军进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并且占领了重要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冲向匈牙利平原和多瑙河的道路已经打开,从这里可以直逼奥地利和德国本土。

在 8 月中旬,巴顿将军的第 3 集团军从诺曼底冲向塞纳河,与此同时,在戛纳和土伦之间进行的“龙骑兵”行动(Operation Dragoon,指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在地中海沿岸也获得了成功。大量德军部队由于害怕被切断后路开始撤退,那些深知落到抵抗组织手中会有何等命运的维希法国成员也出发穿过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在某些情况下要走上千公里路到达德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支由德国陆军、空军、海军人员以及在大西洋沿岸驻防部队的非战斗人员临时组成的“行军集群”奉命向东逃亡,一路上还要试图躲避法国抵抗组织的袭击。德军开始加强第戎突出部周边的实力,增援兵力达到 25 万人。此外还有 51000 名官兵被困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港口里,那些主要港口被希特勒定义为“要塞”,尽管它们根本没有获得解救的希望。这种无视现实的做法,被德国空军大将库尔特·阿图尔·本诺·斯图登特形容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在耶稣受难日对着一盘猪肉一边洒圣水一边说“你是鱼肉”。

希特勒的偏执狂在“7·20”刺杀事件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他说总参谋部只是个“知识分子的俱乐部”,其刻薄的嘲弄远超昔日。“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来我设计的针对苏联的伟大计划都失败了!”希特勒说,“这都是因为背叛!如果不是那些叛徒作祟,我们早就赢了。”希特勒痛恨“7·20”事件的密谋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还由于他们使人们印象中的德国人的团结性大打折扣,以及对盟军和中立国所造成的影响。


题图来自:书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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