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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如果你想了解关于印度贫民窟生活的一手资料,盖茨推荐这本

曾梦龙2018-04-08 18:53:08

一部美妙的报道,透过真实世界的故事来叙说,呈现了印度都市里那些生活动荡、无权无势的人,他们的喜悦与悲伤、忧愁与韧性。这部杰作同时散播智识、掀起讨论、燃起义愤、唤起同情,并将之整合在一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

作者简介:

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纽约客》杂志的专职作家。曾任《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编辑,过去二十年都在报导贫困地区、思索社会资源不对等,个人如何摆脱贫困等议题。历年来,她对于底层社会真实生活的报导,为她赢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杂志奖之专题写作奖等殊荣。

书籍摘录:

后记

十年前,我爱上一个印度男人,多了一个新的祖国。他叮嘱我不要从外表判断它。

认识先生时,我已在美国做了多年的贫困小区报道工作,思忖在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如何才能脱离贫困。当我来到印度,这一日益富足强盛、却依然占据全球三分之一贫穷人口、四分之一饥饿人口的国家时,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印度贫困状况的辛酸照片,我很快变得不耐烦:骨瘦如柴、眼睛有苍蝇的孩子们,以及走进贫民窟五分钟内,一眼即可看到的其他悲惨画面。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探索路线,需花更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

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对多数贫困儿童的父母而言亦然。我要探索的是,在这个社会,什么是机会的基础结构?市场和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让哪些可能性如虎添翼,又让哪些可能性付诸流水?要透过什么方式,才可以让骨瘦如柴的孩子富裕一些?

另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关于极端和并列的不平等—这是许多现代都市的现实特征(调查居民贫富差距的学者认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不平等程度,几乎像内罗毕和圣地亚哥一样)。有些人认为,这种贫富并列属于道德问题。我诧异的是,为何不是现实问题?毕竟,在世界上如孟买各大城市,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多。为什么贫民窟和豪华酒店紧紧挨在一起的机场大道这些地方,和造反游戏“越南大战三”并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不平等的社会起来造反?

我想阅读这样的书可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写不成这种书,毕竟我不是印度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曾在其背景下生活一辈子。在多年糟糕的健康状况后,我也怀疑自己能否应付雨季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在我独自待在华盛顿特区家中的一个漫漫长夜,我下定决心尝试一下。当时我被一本大字典绊了一跤,倒在洒了一地的健怡苏打当中,肺部穿孔,断了三根肋骨,无法爬到电话边。在那几个钟头当中,我明白既然自己不适合与一本大字典和平共处,我倒不如尝试寻求另一个领域的兴趣—这一领域超出我所谓的专长,失败概率或许很大,却可能有更具意义的互动。

我一直觉得有关印度的非小说作品严重不足,无法深度地描述低收入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如何应付全球市场时代。我读过许多人在印度软件业中改造自己并取得成功的报道,有时会略去其早期拥有种姓、家庭、财富和私人教育等特权的记述。我读过道德崇高的贫民窟居民,困在单调悲惨的地方,直到救星飞驰而来,拯救他们。我读过帮派和毒枭的故事,他们滔滔不绝的措词,连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也会羡慕。

我在印度认识的贫民窟居民,既不神秘也不可悲。他们绝对不消极,在全国各地肯定欠缺救星的小区,他们往往巧妙地随机应变,去追求二十一世纪崭新的经济机会。官方统计稍微透露了这些家庭的处境。然而在印度,就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关于穷人的统计数据,有时与生活体验存在着微妙关系。

在我看来,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提出为穷困百姓提供正义和机会的问题。对这些人越是了解,提问的冲动就越强烈。虽然我认为不能以偏概全,我却认为,在印度崛起之际,用几年时间追踪一个平凡的贫民窟,看看谁成功、谁失败,并了解原因,或许是最佳的方式。我的确不是印度人,因此,我以我在美国的陌生环境所采用的相同方式,通过投入时间与关注、取得的文件材料,以及反复核对过的人物陈述,来弥补我受到的局限。

本书前面所记述的都是真实事件,人名也都是真名。从二○○七年十一月踏入安纳瓦迪,认识阿莎和曼竹那天,直到二○一一年三月完成报道,我用书面笔记、录像、录音带和照片,记录居民的经历。贫民窟里的几个孩子熟悉我的掌上型摄影机之后,也参与了记录。曼竹从前的学生德昀·噶当(Devo Kadam),是个特别热情的记录者。

我还采用了三千多份公共档案,其中许多是根据印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息权利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向政府机构请愿多年后取得的记录。来自孟买警方、公共卫生局、邦与中央教育当局、选务处、市政局、公立医院、太平间和法院等机构等官方文件,有两方面至关重要:这些文件详尽验证了本书当中的诸多方面,并揭露政府有多么贪腐和冷漠,将贫穷老百姓的经历从公共档案中删除。

孟买,来自:pixabay

我在本书前面叙述人物的想法,都是他们直接传达给我和我的翻译们,或在我们面前传达给其他人。当我事后试图掌握某人在某特定时刻的想法,或当我为了了解某人的复杂观点而必须多次采访时(这是常见的情况),我便采用释义的方式。比如说,阿布杜和苏尼尔先前很少提及他们的生活和感受,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家人也是。我在反复(他们会说是无止尽)的对话以及查证事实的采访中,往往是在他们干活时不断询问他们,才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想法。

尽管我尽量避免过度诠释,然而,把焦点摆在口齿清晰、或许能提供更多精采叙述的少数几个安纳瓦迪居民身上,让人觉得更有歪曲事实的危险。在工作过劳的人当中,许多人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默默处理垃圾中度过,日常语言对他们来说往往与交易相关,因此不能实时传达出在近四年间,强力浮现出来的深刻、独特的智慧。

当我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倾听或观察时,我不想欺骗自己,个人的故事即是他们的论点。我只相信,当我们对平凡的生活了解更多时,才可能建立更好的论点,甚至更好的对策。

为了比较,我也待过其他贫民窟,之所以选择聚焦于安纳瓦迪,原因有二:随着财富从四面八方侵入,此地充满无限的可能,同时由于规模小,能让人挨家挨户进行家庭调查,这是流浪式社会学(vagrantsociology)的方式。这些调查帮助我开始区分独立的事件和广泛关注的问题,比方说安纳瓦迪的移民和跨性别者没有选举权的问题。

我的报道并不美好,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在安纳瓦迪居民看来,我是个荒谬可笑的家伙,会在录像时掉入污水湖,或和警方发生冲突。不过,居民有比我的出现更迫在眉睫的其他问题。一两个月的好奇过后,他们在我记录他们的生活时,或多或少都会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聪颖宽厚的冉娜德(Mrinmayee Ranade)帮助我度过这个过渡期。在此次研究计划的前半年,她担任我的翻译,她深邃的智慧、细心的耳朵和温暖的参与,让我逐渐了解了安纳瓦迪的居民,也让他们了解了我。大学生米诗拉(Kavita Mishra)在二○○八年也是我得力的翻译。该年四月起,就读孟买大学社会学系的特里帕蒂(Unnati Tripathi)参与这项计划,担任翻译。对于一个西方人书写贫民窟居民,她抱持怀疑态度,然而,她对安纳瓦迪居民的眷恋,显然比她的保留态度更强烈。她很快成为共同研究员和评论问话人;她的见解散见本书各处。三年间,我们共同思考:白天待在安纳瓦迪鼠满为患的垃圾棚子,深夜和小偷在迷人的新机场展开探险,对于在一个不平等、全球化的世界中追求机遇,有什么贡献?或许有吧,我们坚定地下了结论。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剧照,来自:豆瓣

我目睹本书所叙述的事件。有些事件,我在事发不久后立即采用访谈和文件进行报道。比方说,对法蒂玛·谢克自焚前几个小时及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所做的报道,来自于一百六十八人的重复访谈,以及警察局、公立医院、太平间和法庭提供的记录。

我在报道这则事件,以及其他许多真相极具争议的故事时,发现安纳瓦迪的孩子们是最可靠的目击者。对于长辈们对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争议,他们大多无动于衷,也不在乎自己的说法听起来如何。比方说,法蒂玛的女儿,在最终导致母亲自焚的冲突发生时,一直都在现场,她们在让阿布杜·胡赛因免罪一事上,态度始终如一,随着时间,我也学会倚赖安纳瓦迪其他孩子们敏锐的眼睛和智能。

事发当时在现场,或事发后随即报道相当重要,因为随着时间流逝,有些贫民窟居民会因害怕触怒当局,而重新调整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萨哈警察常会威胁跟我谈话的贫民窟居民)。另有一些安纳瓦迪居民为了心理安慰而改编他们的陈述:毕竟回忆比事发当时的经历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沉溺在不愉快的回忆中,被认为不吉祥,而且起不了积极作用。阿布杜某天的抗议,道出他许多邻人的感觉:“凯瑟琳,你是糊涂了吗?我已经跟你讲过三次,你也记在你的计算机里了。我现在已经不去想了。我想继续不去想,所以,能不能请你别再问我了?”

不过,从二○○七年十一月到二○一一年三月,他和安纳瓦迪的其他居民极其努力地帮助我描绘他们的生活和困境。即使他们明白,我不仅可能书写他们的美德,也可能揭露他们的缺陷,即使他们明白自己可能不喜欢或不同意书中的每一件事,他们却依然这么做。

我相信,他们参与这项研究计划,并非出自私人感情。在我尚未去挑起不好的回忆时,他们还算喜欢我。我对他们,则超过还算喜欢的程度。

不过,他们之所以容忍我,主要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关切在这快速变革、他们所热爱的国家当中的机会分配问题。例如,曼竹·瓦根卡坦率地谈论贪腐问题,希望有助于为其他的孩子建立更公平的体制,无论希望多么渺茫。若考虑到做出这些抉择的人,他们在社会经济上的弱势处境,便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敢。

凯瑟琳·布,来自:亚马逊

安纳瓦迪的故事不能代表印度这样庞大多元的国家,也不能简单囊括二十一世纪世界的贫穷与机会状况。每一个小区虽然细节各异,却都举足轻重。尽管如此,安纳瓦迪和我曾待过的其他贫穷小区之间具备的共同点,依然令我震撼。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特别、工作短暂、竞争激烈的时代,希望并非幻想。极端的贫困逐渐缓解,尽管程度不均,成效却很显著。然而,当资金穿梭全球,固定工作的想法变得不合时宜之际,不可预知的日常生活总有办法磨平个人的展望。理想情况下,政府可以减缓不稳定;然而很多时候,弱势的政府却会让不稳定加剧,比起培养人的能力,它更擅于滋涨贪腐。

我发觉贪腐最受人忽视的结果,不是经济可能性的缩减,而是道德空间的缩减。我在报道中,不断对年轻人的道德想象感到震惊,即使是那些身处绝境,自私恐怕已成为一项资产的年轻人。孩子们没有力量单凭想象行事,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时,或许已对一个在路边慢慢流血致死的拾荒者视若无睹;在一个烧伤的妇女扭成一团时转身离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喝下老鼠药时简单耸耸肩。这是怎么回事?何以——借用阿布杜的比喻—决心当冰的孩子们,却变成了水?关于印度,有一个老套的说法:在这里,生命的损失与其他的国家相比,算不了什么,因为印度教相信轮回,而且这里的人口规模如此之大。在我的报道中,我发现年轻人对生命的损失感受深刻。对他人的苦难似乎无动于衷,这无关乎轮回,更无关乎生性残忍。我相信这与环境大有关系,环境使他们与生俱来的道德蒙上阴影。

在有些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和市场需求,创造了一个如此变幻莫测的世界,使得帮助一个邻居,等于拿你的养家能力、有时甚至是你本身的自由来冒险,贫穷小区相互支持的观念于是被推翻。穷人为政府的选择和市场而责备彼此,我们这些不是穷人的人,也同样动辄严厉地指责穷人。

从安全距离外,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在贪腐当道的底层城市,疲惫的民众在贫乏的地带为了微薄的东西而互相竞争,在这些地方想当好人,是极为困难的事。让人惊奇的是,有些人的确是好人,许多人也尝试成为好人—所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个人,每天都发现自己面临种种困境,就像阿布杜的遭遇一样,只是拿着一块石板,然后在七月的一天下午,他的生活就莫名地天崩地裂。如果屋子歪歪斜斜、摇摇欲坠,坐落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有可能摆直任何东西吗?


题图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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