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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法国大革命前夕晦明不定的言论,如何动摇了王室的统治?

曾梦龙2018-04-08 18:53:11

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它结合了详实的描写和充满洞察力的评述。同时,它又非常生动活泼:部分是因为恰当的引用,部分是因为作者对材料的回应以及她细腻的写作方式。——彼得·伯克,英国历史学家

作者简介:

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法国历史学家。曾任职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学院。从事社会史、心态史研究多年,关注 18 世纪法国民众身份、两性关系与历史书写等问题。视角独特,善于解剖社会边缘人群,注重分析其群体与个性特征。已有 30 多部专著问世,代表作有《档案的诱惑》《群众的逻辑》《脆弱的生命》等,曾与米歇尔·福柯合著《家族的混乱》,并有多部作品译成英文。由于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她于 2016 年荣膺国际著名的丹·大卫奖。

书籍摘录:

导论

本书的写作受到一本经典著作的启发,即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同时建立在某些历史学家近期所关注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展现了18 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如何诞生的;它被理性所统治,这个理性是可以质疑国王和宫廷权力的。在这个领域中,开明舆论得以形成,充满合理性与普遍性。当然,这与个人观点毫不相干,却可以通往某种存在争议的“真理”,并反对完全被王权所控制的宫廷的公共领域。文章、编年史和报刊都成为表达新观点的阵地:精英们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明确的历史框架之下,形成一个文人批判的领域。此处在哈贝马斯看来,舆论“反射出运用理性的个人所构建起的公共领域”。他的整部著作都在研究这一模式,并且一上来就明确指出对这一既定历史样式(即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研究“要把一个一直被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的变体丢在一边”。

“被压制的”?让我们围绕这个词展开思考。既然这个领域曾被压制,那就表明它确实存在过。那么,为什么不能找到它的表现形式?确切地说,阅读哈贝马斯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哈氏还写道,法国大革命时,“已摆脱了文学层面的公共领域突然发挥了作用。这一次,身为主体的是没文化的民众,而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有三个词值得注意:“民众”、“没文化”以及“主体”。在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所谓没文化的民众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完全没有文化吗?他们是在7 月 14 日之前开始“发挥作用”的吗?作为主体,他们怎样看待自身的?是谁的主体?他们是如何被看待?谁来对他们进行思考?

如果要用更加学术的词语来表达,或许可以说,本书旨在勾勒普通民众在面对一些事件和王室盛举时或赞同或不满的政治形式,探讨公众舆论的存在,发现并确定它们的动机。这类问题,如果没有进行预先思考是难以提出的。“公众舆论”不是一个容易被掌控的对象。当其涉及旧制度时,要加倍留心,并在方法论上保持谨慎。否则就会陷入简单的时代错误或是严重的表述错误中。事实上,“公众舆论”,从其常用的表达来看,“与议会民主制联系紧密”,这显然与 18 世纪的情况不符。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民众与政治无关,并被千方百计隔离于政治之外。所有出自平民之口的观点都被视为疯狂的、冲动的和荒谬的,正如孔多塞在 1776 年定义公众舆论时所言,“它源于最愚蠢亦最不幸的那些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本书要探讨的对象无从找寻?本来我早就应该放弃了,但是我坚信,一个社会的某些部分总是在正式结构之外起作用,那么就可以从这样的差异中研究现实的过程、显示和结构。要构建历史对象,必须了解社会角色,了解他们的策略、言论、行为,以及一些见不得光的操作。

如果真是这样,从禁止普通民众拥有真知灼见的 18 世纪的某些言论中探寻其动机,就不那么冒险了。我们的研究涉及悠久的传统, 1601 年,皮埃尔·沙朗在其著作《论智慧》(De la sagesse)中写道:

民众……总是嘟嘟哝哝低声埋怨着国家,对它的统治者和领导人们尽情诽谤且出言不逊……总之,那些俗人就是野兽,思考的尽是虚幻,所言尽是虚假和谬误,所谴责的都是好人好事,所赞扬的却都是坏人坏事,所肯定的都是无耻的事,所做的和准备做的只不过是十足的蠢事。

从 18 世纪那些学识渊博的自由思想家(如加布里埃尔·诺代,著有《政治与政变思考》,罗马出版社,1639 年)和众多哲学家及回忆录作者那里,我们找到了这些几乎未被触及过的主题。然而,在启蒙运动时代,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成立于 1667 年的巴黎警察总署,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安插信息员身上,他们负责在某些公共场所(散步广场、小酒馆、公园、广场和十字路口)窃听关于国王和一些重大时事的议论。警方的暗探和密探们(被民众称为“苍蝇”)走街串巷,无论是欢呼还是交谈,都会被他们写进报告里,按时呈报给警察总监。而后者在每周一次觐见国王之时,会让君主了解时局。

这些系统记录民众言论的报告并非无关紧要的消遣,它是警察系统的基本活动之一。他们整天琢磨人们说了什么,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并负责将其中的主要部分上报当局。

很显然,我们正处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中:在巴黎,民众对各种事件(可见的、真实的、日常的)发表意见,那些合情合理、有针对性的政治意见却遭到当局的否定。与此同时,当局密切监视着民众,特别是,通过一个充斥着“苍蝇”、密探、暗探的警察系统来监视。这个系统其实是镇压或者杀一儆百策略的一部分。当一些大型的社会政治事件突发时,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事件包括战争、签订和平条约、骚乱、议会危机,以及冉森派的反抗。在日常生活中这一矛盾也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当物价上涨或频繁出现行刑处决时。

尽管被官方隔离于政治领域之外,那些“观点”还是变成了君主制政府的众多困扰之一,有时也让它不得不明确表态。这必然会产生广泛传播的效果,触发当局、事件本身以及民众之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行动与回应,引发一个奇特的螺旋状效应,形成公共表达的新形式。尽管这些意见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普通民众说的话没有生命亦无身份,既是政治的禁区,又是社会实践的老生常谈。在政权的围追堵截中,它有了形象与生命,在体制的核心中发展起来。矛盾的是这一体制既否认公共言论,又揣测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了它。无论存在与否,关于时事的公众言论始终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在政治的外围和总是受到质疑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领域之间。

上层肯定的、政治上的不存在,却要面对确确实实的存在。这种矛盾滋生了新的尖锐的意义。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在整个世纪里,君主制与民众一直在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抱怨和批评存在于被政治领域排斥的状态下,因此既在政治之外,又在政治之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继续研究它们,否则就会出现时代错置。就算 18 世纪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也还是有一些民众的意见,无论其形式、内容还是作用,都在君主政体内部发展着。君主制在拒绝它们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生命。在这种奇特的压力之下,谣言四起,也许在某些时刻它们不受约束。

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如果任何人都能够批评,那么为这种能力书写历史就可以构建一个批评能够在其中行动自如的领域。总之,只有当我们努力把民众的抱怨和不满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关联时,它们才能成为历史关注的对象。历史环境本身是变化而复杂的,因此最好将怨言与不同现象的多样性“挂钩”:引发谣言的事件是什么?地点又在哪儿?正是这些事件和地点在某些时候让这些话语统一起来。围绕着哪些事实,民众批评所涉及的主题集中起来并得到证实?这些被传播的言论接受的过程(镇压是其中之一)是否促使它们失败或是重新活跃起来?

阿莱特·法尔热,来自:la-croix

将思考关联起来避开了两大陷阱:一是将煽动性言论视为静止不变的(无论何时,人们都会批判他们的政府及生活条件);二是想要在被法国大革命终结的 18 世纪里找到一种有争议的观念,它不断地自我强化并在 1789 年到达高潮。让我们远离这些观点,以便全身心地研究公众舆论这一跌宕的线索,它们形式多样、错综复杂,与政府机制、政治事件、社会话语和实践都有特殊的关联。

包含公众舆论的各种资料有:编年史、报刊、回忆录、警方笔录、大量的手写新闻,还有巴士底狱的档案。

舆论的栖居地以自己的方式构建着舆论,为了不同的目的占有舆论:历史记录者和回忆录作者们嘲弄舆论或为此担忧;警方监视舆论,随时准备揭发;地下媒体则从中获取信息以支撑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国王则认为收集舆论是为了更好地统治,等等。于是,这些舆论就在蔑视与禁止、骗取与占有之间流动着。言论见证者们的社会政治机能就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着力分析谣言的形式与动机:它是怎样出现的?在其立场背后有着怎样传统或特殊的原因?

最后一部分仅围绕一份原始资料(巴士底狱的档案)展开,研究那些对国王图谋不轨(恶意中伤、辱骂、匿名信、阴谋或是揭露阴谋)而被囚禁起来的人的资料。这些来自巴士底狱的言论,让我们得以发现国王和臣民之间复杂而模糊的关系,以及舆论形成的时期。

认真浏览满是他人言语的资料,也许会读到或者猜到某些以前我们不太关注的微妙话语或某种日常知识,因为我们以为它们并未成型,甚至从诞生就是残缺的。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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