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万物简史」一战冗长暴力尾声的三重剧目
所谓民族自决,只不过是惩罚和肢解战败者的便利武器,而战败者是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在探讨二战起源时,人们习惯于陷入德国中心论,认为是过于严苛的和平条约导致德国心怀不满,后来给了希特勒之流以崛起之机。这个说法由于受到大名鼎鼎的凯恩斯的加持,而几乎成为定论。但事实上,如果只是德国心怀不满,一个再强大、再被纳粹强烈扩张情绪和复仇欲望所煽动的德国,也不足以颠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
纳粹德国有其盟友,且不在少数,那就是那些同样感到被虚伪的和不公平的凡尔赛和约所侮辱与损害的国家。奥地利无疑是其中之一。虽然二战后奥地利倾向于把自己打扮成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受害者,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忘不了奥地利人对德国士兵夹道欢迎的场景(对德国士兵夹道欢迎的场景,后来也出现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且也未得到德国人的笑纳)。
其实一战结束后不久,一个从庞大的奥匈帝国残骸中爬起来的奥地利就想与德国合并,而且认为这非常符合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但是拼尽全力才降服德国这头战争怪兽的协约国们,显然不肯看到一个战败的德国却迎来了领土和人口以及经济规模的扩张,因此否决了奥地利的全民公投结果。因此,在很多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看来,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是吞并也罢,是入侵也罢,无非是一战后未遂的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 1848 年追求德意志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目标的追认。
而同样是民族自决,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的版本却得到协约国的赞赏,这不得不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家确信,所谓民族自决,只不过是惩罚和肢解战败者的便利武器,而战败者是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这样的民族自决模式下版图的重新划分和民族自治范围的确定,自然难以服众,而几乎所有新独立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族群同质化,都无可避免地含有数目不等的少数族群,这不仅在当时就导致了各个新独立国家间的争斗,而且还令不少国家内部的族群陷入旷日持久的纷争。在这些纷争中,在二战时期大规模上演的种族灭绝、民族仇杀和反犹主义悉数登场。
因版图和族群纠纷大打出手,只是一战后冗长的暴力尾声的剧目之一。在此之前,以德国为首的战败国已经因革命和反革命阵营之间血腥的博弈陷入了此起彼伏的内战。当然,最大规模和最残酷的内战是在俄国上演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欧洲范围内激起了两极分化的反应,那些痛恨本国统治者将民众推入战争深渊的左翼人士开始投身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而那些保守势力则怀着恐惧的心理认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幽灵再度复活了,整个欧洲将再度陷入秩序崩塌庶民作乱的境地。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曾一度希望德国等国的工人阶级能响应他们的革命,从而促成世界革命的爆发。一段时间内,从德国到匈牙利到保加利亚再到芬兰等,民众起义的烽火似乎连成一片催生一个新世界的到来。然而,这些起义最终都或早或晚失败了,或被本国的反动或保守势力镇压下去,或被外国干涉所击垮,或为两者联手绞杀。
这些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暴力剧目,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伤痕,撕裂了社会共识,也埋下了日后极右翼势力反扑的伏笔。德国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战败,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者、怯懦的和平主义者和心怀叵测的犹太人联手出卖了。后来这些老兵们在 1930 年代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各国成为极右翼势力的主要后备军,一旦在他们眼里软弱的资产阶级政客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他们就随时准备拥护像希特勒这样的强人。
而半为事实、半为捏造和虚构的关于各国革命主要由犹太人领导的说法,在一战后的欧洲大陆引发了一波反犹主义的浪潮,事后看起来简直就是二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预演。历史学家们后来普遍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主动配合,仅靠德国法西斯是不可能如此高效地灭绝犹太人的,而这种根深蒂固而在一战后那段时间更为炽热的反犹主义,成为欧洲不少人士助纣为虐的根源。
而对他们心目中“未遂的布尔什维克扩张”的恐惧,在导致英法长期敌视苏联并宁愿对纳粹德国绥靖的同时,同样也令中东欧一些小国的精英阶层宁愿妥协和投降,也不愿彼此团结起来抵制德国的扩张。他们宁愿与德国媾和,也不愿意与苏联联手,何况在他们看来与德国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矫正过往不公的绝佳机会。吊诡的是,苏联在二战后在东欧地区的一些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又坐实了反共恐惧症的合理性,从而又为冷战的兴起推波助澜。
暴力的第三重剧目无疑是帝国的崩塌。以往人们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匈帝国的崩塌和由此导致的巴尔干纷争的错综复杂化。现在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奥斯曼帝国的崩塌给中东地区带来的长期影响。但人们还是较少关注德意志帝国的坍塌,所导致的德意志族群在一些新兴民族国家沦为少数民族,及由此引发的纷争,给后来希特勒纳粹帝国的崛起提供的助力。也很少注意到一个族群相对同质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的崛起给希特勒带来的启示。有研究者指出,希特勒在一战后就极为关注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凯末尔领导下击退协约国的干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通过包括暴力驱逐在内的对希腊、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族群的打压以建立一个“纯粹”民族国家等一系列成功,给希特勒日后推行修约主义和“种族净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灵感和激励。
总之,几乎所有在二战中上演的剧目都可以在一战冗长的暴力尾声中找到前情或根源。那些在二战期间煽动进攻和呼吁抵抗的领导阶层,总是会拿一战后那段历史说事。比如芬兰领导人在动员民众抵抗苏联进攻时,就激昂地指出这是 1918 年那场没有终结的战争的延续。坦率地说,在欧洲很多民众的心目中,所谓二战就是未完再续的一战。
而一战后暴力本身的大范围蔓延和人们对其习以为常化,又为二战中的对平民和战斗人员不加区分的杀戮和所谓总体战奠定了不祥的基础。人类即将迎来一个长时段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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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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