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伊斯坦布尔天生就是一座国际城市。拜占庭的遗绪，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地中海的波涛汹涌，黑海的静水深流，亚欧大陆交汇点，五方杂处之地，所有这些成就了伊斯坦布尔的国际范儿。

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的坍塌，一度给伊斯坦布尔的荣光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在奥斯曼帝国瘦身为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在鼓励社区自治的米勒特制度下和平共处的族群，在民族主义的激荡下充斥着拒斥、仇恨甚至拔刀相向的张力。

协约国部队在一战后对伊斯坦布尔的短暂占领，一度给伊斯坦布尔涂抹上了一层乱世的浮华油彩，也给战前便开始承受被另眼相看压力的希腊等外族社群带来了喘息之机。那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被逐杀的亚美尼亚人，也有不少逃逸到伊斯坦布尔，毕竟这是一个还有着国际文明范式并在乎国际观瞻的大都市。

然而随着希腊和协约国的势力被逐退，那些被土耳其人视为国际势力“帮凶”的外族社群陷入了生存空间日渐逼仄的境地，直至被逐出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奔向从语言到文化都很陌生的新生的希腊“祖国”。

由此，伊斯坦布尔也迎来了战后第一批“国际面孔”：那些祖祖辈辈在希腊等东南欧地区生活居住的穆斯林族群。和前往希腊的伊斯坦布尔希腊族群一样，这些从语言到文化心理都保留着东南欧印记的穆斯林族群，成了“祖国的陌生人”，也在不经意间延续着伊斯坦布尔的国际面向。这两拨人感怀世事无常和身世变迁的音乐作品，共同成为“地中海民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中后来移民到美国的音乐人士，又从乐器到旋律都给美国的爵士乐贡献了重要的文化元素和风味。

很快，伊斯坦布尔的国际社团中又增添了大批俄罗斯人的身影。这批被称为白俄的流亡者因为不认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或者在与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对抗中败下阵来，纷纷选择从海路来到伊斯坦布尔。其中在克里米亚半岛与红军战斗多时的弗兰格尔白军及其家属，更是成群结队包船从敖德萨涌向伊斯坦布尔。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全球知名作家的纳博科夫一家人，当时跟随身为克里米亚政权司法部长的父亲逃亡的纳博科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还提到了这段经历。

像纳博科夫一家一样，不少白俄人士只是把伊斯坦布尔当做一个跳板或漫长旅途中一个休憩的站点，随后就继续前往西欧美国等最终目的地。但也有不少白俄社群，或因穷困潦倒，或因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和下一步的打算而滞留在伊斯坦布尔。这批人中有不少属于俄罗斯的贵族、官员和知识阶层，他们虽然身处人生的逆境和低谷，但依然保有着对音乐、美酒和美食等象征着此前美好生活和身份地位的品味的追求。

那个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伊斯坦布尔的摩登时代。酒吧里落魄的酒保可能是大学教授，为了一日三餐糊口的小型驻店乐队当年可能是大型交响乐团里的灵魂人物，而那些驻唱女歌手以前只会在私人高端沙龙里才会一展歌喉。总之，这些代表着俄罗斯心灵的白俄们给一战后的伊斯坦布尔带去了略带颓废感的时尚文化，令面临来自土耳其民族主义越来越大压力的伊斯坦布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能够保持些许国际范儿。

时运的变迁往往以一种令人嘀笑皆非的方式展现开来。不久之后，那个率领红军打败前沙皇政权的众多支持者，从而令白俄陷入流亡潮的苏联政权灵魂人物和苏维埃革命象征之一的托洛茨基，也步此前敌人们的后尘从敖德萨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此前意气风发的革命者和理论家，在党内斗争中却难敌长期被他看不上的来自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土包子。被斯大林送上流亡之路的托洛茨基，大概是一战后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最知名的国际面孔之一了。

他的到来给伊斯坦布尔当局和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一方面担心他联络鼓动全世界的托派分子继续革命制造事端，一方面更担心那些对其恨之入骨的白俄们对他行刺。后来，包括经济来源问题在内的诸多原因，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漂洋过海远赴墨西哥避难，却在那里惨遭斯大林派去的特务的暗杀。在他的回忆录里，托洛茨基认为在其逃亡生涯中，在伊斯坦布尔的那段日子堪称最为快乐平静的时光。

进入 1930 年代后期，战争的阴霾再度笼罩欧洲。一直耿耿于在一战中站错队从而导致帝国坍塌的土耳其人此次打定主意保持中立。然后其重要的地缘位置令其注定难以置身二战事务之外，伊斯坦布尔成为二战中最大的间谍之城。一时间伊斯坦布尔谍影重重，不少人身为双面乃至三面间谍，只要他们不公然制造事端扰乱公共秩序，伊斯坦布尔当局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不过意外总会发生，一场针对英国外交官的爆炸案就令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饭店遭受池鱼之殃，让伊斯坦布尔的市民陷入了阶段性恐慌。

犹太社区一直是伊斯坦布尔的有机组成部分，哪怕在一战后特别强调民族同质性的氛围下，犹太人也设法努力迎合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二战进入尾声，败相已露的纳粹分子加紧实施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给伊斯坦布尔带来了新一轮以逃亡犹太人为主的难民潮。虽然囿于土耳其官方因不愿意得罪纳粹德国而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及英国对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数目的限制，伊斯坦布尔依然成为经陆路和海路出逃的犹太人最重要的枢纽。虽然相较于被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区区六万多侥幸经伊斯坦布尔成功逃出生天的犹太人数目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日后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的中坚力量，真正体现了星星火炬可以燎原的威力。

一个城市的面貌总是由其舞台上的演员塑造的，一战后的伊斯坦布尔因为种种风云际会，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国际演员”的悲欢离合，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系了自己自拜占庭帝国至奥斯曼帝国漫长岁月里习得的国际风范和多元文化氛围。然而，随着二战后犹太人以及 1950 年代希腊社群的最终离去，伊斯坦布尔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土耳其城市。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伊斯坦布尔才再度获得国际大都市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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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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