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文化

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儿童,是如何出现的?

曾梦龙2018-03-29 19:03:58

在美国,“泽利泽视角”(Zelizerian perspective)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学的复兴。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引发了对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和评价问题的重新讨论,给大西洋两岸智识生活带来了持久影响。——《思想生活》( La Vie des Idées)

作者简介: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 古根汉奖学金社会科学类得主,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她开创的“泽利泽视角”对该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代表作:《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的购买》。

译者简介:

王水雄,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博弈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本书探讨的是 1870 年代到 1930 年代之间孩子( 14 岁或者更小)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深远转变。这一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创设了当前儿童状况的核心条件。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看,孩子如今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无用”的。同时,他们太贵了。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包括直接的抚养成本和间接的机会成本)在 1980 年估计平均在 10 万美元到 14 万美元之间。作为这些花费的回报,一个孩子被期待提供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但是不会提供钱和劳动力。一项针对 1976 年纽约州雪城内 1300 户白人双亲家庭的全面时间预算研究发现, 6 岁到 11 岁的孩子在每周的家务劳动中平均只贡献了三个半小时,而他们的母亲则花费了大约 50 个小时。即便是孩子们干的少量家务事,也多被判定为对他们自身有益的教育性体验,而不是期待中的、对家务劳动分工的贡献。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问道,“你为什么叫你的孩子工作?”来自内布拉斯加(Nebraska)的 790 户家庭有 3/4 的父母将孩子干家务活解释为一种品格培养。只有22对父母表示,“我需要这一帮助”。挣钱的孩子,如儿童演员和模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令人不舒服的例外;他们的父母通常被怀疑是冷漠而贪婪的人。

但是,儿童期望获得一份定期收入。当一些孩子通过在家帮助四处干活“挣取”他们的零用钱时,许多儿童获得这份收入,正如《父母》(Parents)杂志解释的那样,不过因为“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可:他们是家庭完整的一员”。毕竟,在孩子们开始挣他们自己的钱之前,必须尽早学习如何花父母的钱。广告商很了解这一点。正如一个著名的市场研究公司所指出的那样,“在 6 岁到 14 岁之间的儿童群体有 3700 万,他们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每年有数十亿美元之多”。父母们甚至不能指望在抚养这些昂贵的小消费者时,能获取有力的公共支持。在所有其他主要的工业国家,家庭贴补体系至少是赋予了孩子们部分的金钱价值;但在美国,收入转移项目的缺乏恶名远扬,且多局限在一定收入水平线下的、女性单亲家庭之中。另一方面,对儿童的免税,则主要有利于高收入家庭。

在最近出版的《孩子的成本》(Costs of Children)一书中,经济学家劳伦斯·奥尔森(Lawrence Olson)总结道:“这么多的年轻夫妇仍然决定拥有小孩,证明他们企盼从他们的后裔中获取金钱之外的好处。”毕竟,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纯粹金钱的意义上,夫妻把他们的钱放在银行作为养老之用,会是更好的选择”。一个全美性的有关生养小孩的心理动机调查,证明孩子的价值主要是在情感方面。在被问到“拥有孩子的优势和好处”时,最为通常的回答是对爱和情感的渴望,以及成为一个家的感觉。简而言之,孩子不再需要是“有用的”。更明显的是,许多涉及家务劳动不平等分工的研究和文章都会考察丈夫和妻子的角色,而孩子们的角色通常会被忽略掉。

与当前的观念极不相同的是,在 18 世纪的美国乡下,孩子的出生被视作未来劳动力的到来以及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而被欢庆。人类学家已经很好地记述了农民家庭孩子的经济价值。在许多社会文化中, 5 岁到7岁的孩子担负多种不同的家庭责任——照看弟妹,协助家务劳动,或喂养家畜。比如,在当今中国的乡下,研究者发现五六岁的小孩就已经在帮助家里喂鸡鸭、打扫屋子、做饭了。

到 19 世纪中期,“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建构已经在美国城市中产阶层中大部分完成。在此,注意力转移到孩子的教育上,这是未来市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与养儿防老大不相同的是,中产阶级的父亲开始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投保,并采用其他金融措施,如信托以及基金等,来保护他们还不能赚钱的孩子。正如一个富有的父亲在 1904 年的《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为孩子而工作,为他们计划,为他们花钱,为让他们受益而买寿险,我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为他们而节衣缩食。这最后一点贡献是至为感人的……在孩子开启其生命旅程时,我们的节俭和储蓄……是严肃的自我否定的明证。根源必是已经爱到深处,才会导致一个人节省下来钱让其他人花……”

但是在 19 世纪,劳工阶级儿童的经济价值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 1860 年代之后的迅速工业化给贫困儿童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根据 1870 年的人口普查,每 8 个儿童中就有 1 个被雇用。城市的劳工阶级家庭在 19 世纪的后期一定程度上依靠着年长孩子的工资和年幼孩子在家务劳动中的帮忙。然而,儿童劳动法和义务教育却逐渐摧毁了这一阶级差距。到 1930 年代,下层阶级的孩子们加入到了他们中产阶级家庭的伙伴的行列,成为非生产性儿童世界的新成员,在这个世界里,儿童的神圣性和情感价值使得儿童劳动成为禁忌。 1905 年,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宣称,从儿童身上获取利润,就是“亵读神圣”。可以确定,儿童劳动并未变戏法般完全消失。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一些 14 岁以下的儿童仍然在乡村中劳作或在街道兜售东西。更有甚者,大萧条暂时地导致儿童参加家务劳动的需求的复活,即便是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中亦复如此。但是总体的趋势则是毫无疑问的。在 20 世纪的头三个十年,经济上有用的儿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成为一种例外。虽然在这一时期最为急剧的变化发生在劳工阶级身上,但儿童生命的情感化,即便是在业已“无用”的中产阶级儿童那里,也在进一步加剧。

在这样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为何儿童的社会评价如此急剧地发生变动呢?为什么儿童生命的情感价值增长之日,恰恰是其对家庭的贡献消失之时?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奇妙的悖论: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了 19 世纪经济上有用的儿童?比如说,在 1930 年代,一些无子的夫妇花高价从黑市购买婴儿?在意外死亡的案件中,法院开始将越来越高的补偿判给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

维维安娜·泽利泽,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关注的是研究者甚少留心的一种社会学的维度:在美国,文化因素的独立作用重新界定了儿童的价值。我将说明,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儿童从“现金关系”中的剔除,虽然明显受到经济、职业和家庭结构深层变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儿童生命“神圣化”这一文化进程的一部分。术语“神圣化”意味着对一个客体灌注以情感或宗教意义。在 19 世纪的时候,儿童的市场价值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但随后,视儿童为情感或表现性专用资产的规则理念排除了工具性或财务性的考虑。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世界,儿童进入了一个单列的非商业化领域——非交易物。儿童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也就此被宣布彻底势不两立。只有那些唯利是图或者冷漠的父母会触犯两者的边界,去挣取有用儿童的工资和劳动力的贡献。正常的可爱的儿童,无论是在什么社会阶级,都属于生活化的非生产性世界,在此他们上学、游戏,并从家里拿钱。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每一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有用儿童”的支持者都在对抗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社会建构。

本书前三章探讨的是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急剧改变。第一章关注对待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视其为对儿童生命的新神圣性价值的一个度量。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随着对儿童生命和健康的保护成为国家优先事项,儿童的死亡逐渐成了一个国家的耻辱。特别地,我关注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对儿童事故性死亡如被车子撞死的公众反应。为什么儿童的死亡比起情况相近的成人的死亡能够激起不同的、更强烈而有组织的反应呢?作为许多拯救和保护之努力的结果,儿童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集体性夸大对儿童的哀悼和儿童情感价值的提升之间是什么关系?

将神圣的儿童排除在工作世界之外是特别困难而有争议的一个过程。第二章转而关注在 1870 年代到 1930 年代之间有关儿童劳工立法的漫长斗争。争论的是什么?为什么对有用孩子的辩护如此激烈?对儿童经济角色的重新界定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任务。即便是最坚定的儿童劳工立法的支持者,也不愿意宣称所有形式的儿童劳动都是非法的,或者在道义上是不合理的。第三章考察了不可接受的童工形式与“好”的儿童工作逐渐分化的过程。为什么一些特定的工作,如递送报纸,会豁免于儿童劳工立法管制?特别地,怎么解释如此令人吃惊的悖论——许多反对童工的领军人物转而成为儿童演员的热情支持者?除了入校,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后,原先有用的儿童都去做些什么?随着儿童的职业世界发生改变,他们同金钱的关系也改变了。儿童停止工作的同时,消费主义和大众广告的崛起诱发了急剧膨胀的新的花钱机会。父母,无论他们是否能够承担得起,都被期望将他们的孩子训练成为一个熟练的消费者。一系列的问题出来了:孩子们应该接受贴补吗?他们应该通过家务劳动来“挣取”这个贴补,还是拥有不劳而获的权利?父母们应该规范他们孩子的收支吗?

第四、五和六章关注直接涉及儿童生命的经济和情感价值的三种主要制度: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收养和买卖。在 20 世纪早期,其他一些新的重要制度对儿童的生命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少年法庭制度,但是我的重点高度专注于儿童的价格与其情感价值之间正在转变的相互作用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价格”一词(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技术定义和世俗意义)区别于价值的非经济决定因素,代表经济价值。基于法律、商业和社会福利的标准,这里所选的每一项制度都为儿童的生命或者死亡标上了价格标签。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所有这三者的细账都因“文化上对儿童的身份的再定义”而被革新。那么,“无价”的孩子是如何定价的?

本书将指出,儿童经济和情感价值关系的改变,在美国导致了儿童生命价值衡量的独特模式。 19 世纪经济的标准同时决定了儿童死亡时“放弃”的价值,以及“交换”价值,但是 20 世纪儿童的价格则专门地由其情感价值来设定。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影响了他们经济上的价格。儿童的保险单、赔偿金以及领养儿童的价格成了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标准来规制。我将表明,这一专门的情感衡量将导致深刻的矛盾性和尖锐性后果:孩子生命日益增长的货币化和商业化。如今,丧子的父母获取的是现金以弥补“孩子的爱与陪伴”的丧失;领养孩子的父母愿意支付高达 40000 美元的价格购买宝宝的微笑和亲热。这样,美元的价值惯常性地分派给了喜爱与痛苦,将市场推进到了本应不可计量的情感之域。但是这一情感的货币化从来不是一般性的商业交易。它非同寻常的特征(本书对此进行了考察)证明了“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独一无二性。


题图为电影《佩小姐的奇幻城堡》剧照,来自:豆瓣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