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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对 1640 年代英国革命的解释，是认为那是一场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中获益的群体，与保守的国王和旧贵族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英国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哪些成员呢？按照传统的解释，资产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中的农业资本家，和来自海外贸易公司中的商业资本家。对于当时封建主义君主制和贵族政治对他们生产经营活动施加的限制，资产阶级感到非常愤怒，而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与保守的封建阶级之间的冲突，正是革命发生的原因。

然而，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则认为，英国革命更多是一场早期现代危机，是一场主要由人口增长引发的一系列危机的总和，其性质和导致中国明清一代的变局差不多。

乍看之下，这个说法有点儿荒诞不经，但戈德斯通一路推演下来倒也颇能自洽。首先，戈德斯通通过论证表明英国国王和不少贵族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家。对皇室土地管理的研究表明，英国国王并不反对圈地，1630 年时，英王可能是英国最大的圈地地主。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使得斯图亚特王室带头圈地，把荒地变为可耕地，而且常常是与地方贵族合作进行圈地。在英国北部，1600 年之后，国王带头提高租金和准入金，把它们调整到该地区最高的市场化租金。如果圈地是为了提高租金，如果利润是商业发展的一个标志，那么从国王的行为来看，几乎很难把 17 世纪的英国危机描绘成一批不断壮大的商业贵族，与保守的反对商业的国王之间的冲突。

此外，直至 1640 年，大部分精英，不管他们获得贵族头衔时间长短，都参与了各种商业活动，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妥为投资，资产很容易缩水，那些没有把土地租金市场化的地主，其身家几乎缩水到一无所有。

对英国革命中商人的忠诚问题进行的研究发现，在英国革命中，许多“新兴资本家”并非国王的敌人，而是国王的紧密盟友。英国的海外贸易掌握在一些由王室颁发许可证的垄断公司手中。从这些垄断贸易中获益的那些人一般都支持国王，而支持国会的是那些国内贸易商。国王的支持者还包括那些“新兴家族”，这些家族得益于国王赏赐的官职，他们为了商业利益而投资于从国王那里购买的土地，并且与国王一道参与一些地方项目，比如沼泽排水和森林改良。

虽然后来国王与伦敦市民和士绅们反目成仇，但从 16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 20 年代，皇家政府与商业化首都之间相互支持，并且都从彼此的发展中获益。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国王与商业化寡头政权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国王依靠伦敦市长和市议员来筹集借款，分派皇家债券，作为回报，这些寡头得到税收优惠、皇室专卖权以及贸易合同。

动摇了这种相互支持体制的，是 17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王面临的棘手的财政困难。查理一世需要钱，他找出的那些名目几乎谁都知道破绽百出，许多专卖权被取消或被宣布为到期终止，要再次取得这些专卖权，只有提供借款或用现金购买。这无疑激怒了此前乐于为其提供信贷和融资便利的商业资本家们。

还有一个佐证是，与英国革命关联紧密的许多变量，比如物价、社会流动和社会竞争、社会动员潜力，在英国革命之后却呈现出明显相反的发展趋势。英国革命前，物价不断上涨，社会流动以及土地流转十分普遍，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实际工资不断下降。但是 1660 年以后，物价逐渐下跌，进入贵族阶层和绅士阶层的人数迅速减少，城市人口增长率下降，实际工资逐步上升。英国革命之后，英国的海外贸易，特别是与亚洲和美洲的海外贸易急剧扩张，圈地运动的发展速度加快，农业商业化也在不断发展。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发展趋势证实了英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尽管经济发展在加快，人口增长却十分缓慢，物价也相对稳定，城市化速度在下降，社会流动实际上停滞了。

因此，戈德斯通指出，在分析英国革命中国家崩溃的长期性社会原因时，必须把人口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种种后果置于中心位置。换言之，与早期现代英国那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社会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具有紧密联系的，并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人口的变化。

1500 年到 1650 年，英国总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 200 万多一点增加到 500 多万。人口增长导致了包括粮食在内的资源的紧张和长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了包括王室财政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危机。

在早期现代英国的制度体系中，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制度有支撑国王统治的税收制度，规范地方权威以及家庭关系的等级制度，提供就业和收入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如果这些制度同时失效，社会就会遇到大麻烦，面临解体危险。而这正是英国革命前出现的情形。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就无法维持稳定平衡，结果是物价上升，这种情况在 16 世纪早期显而易见。由于饱受 1620 年代以来沉重的社会生态压力，英国的许多制度已经陷于瘫痪。

随后出现国家财政困窘、精英流动和竞争以及社会不满。工资已经下降到新的低谷，这使得工人以及中低收入阶级都惶恐不安。职业岗位的竞争不仅使得一代有教养的人几乎没有希望进入皇家政府和教会机构，而且导致各个郡县的新贵为了优先权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国王寻求新的财源，并希望这些财源摆脱议会的控制，从而激化了两者间的冲突。

尽管没有人想要革命，同样也没有人想要维系 17 世纪早期那种社会状况：为了自我维持，国王不得不撇开议会寻找募集资金的各种办法；由于精英数量不断增加，而这些精英都你争我夺试图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地位结构与利益网络中寻找一席之地，因此，朝廷和各郡中的许多小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贫困、失业、流浪、犯罪等问题日益严重。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王与精英之间紧密合作，以改变政府财政制度、精英吸纳制度以及经济组织制度。但是在当时既有的资源条件下，并不存在一个使各方均能获益的解决方案。当物价不断上涨、王室土地几乎出售一空、精英们又不予以合作的时候，查理一世怎样才能提高财政收入？当精英的数量如此众多却又四分五裂，给予一个精英家庭以王室恩惠，就会得罪另外两个精英家庭的时候，查理一世如何才能赢得精英的合作？在极其艰难的时刻，如果精英们不团结一致真心维护国王的权威，查理一世又如何能控制社会动乱？

社会危机之所以出现，并非人们盼望危机，而是因为一些长期社会变化因素已经使得现存政治制度难以为继。此后，围绕着谁应该为局势恶化负责、如何收拾残局这些问题，冲突和政治就会产生。

至此，一段历史公案似乎以颇为自洽的逻辑形成了一个解释闭环。不过，戈德斯通，意犹未尽，主动引起了另外一个话头。如果说早期现代世界中的欧亚王朝如英法和奥斯曼及中华帝国都经历了类似的由人口危机而非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国家崩溃，那么为什么后来东方和西方还是出现了大分流，后者为何未能向前者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

对于这个经典问题，刚刚用人口决定论解释了英国革命的戈德斯通又搬出了文化决定论。他认为，文化结构决定着人们对于国家危机的反应并形塑着国家重建。植根于 17 世纪危机后国家重建过程中的不同的意识形态遗产，对于此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具有深刻的影响。

那些当时并未能完全战胜传统习惯，但却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摈弃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创新的革命，比如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给国家崩溃后的社会留下了丰富而又有活力的遗产。尽管清教徒和雅各宾党人在革命后逐渐衰弱，但是他们的观点依然在传统符号、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这些国家的重建不是原样复原，那些曾要求限制绝对权力的主张，对复辟政权构成了持续挑战，两者间的妥协导致的议会制的巩固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制度空间，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后来英法再次遭遇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时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在国家崩溃过程中传统因素不断得到增强的国家里，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反应是试图纯洁并重申传统制度。在这些国家，危机被指责为对正统思想的离经叛道，新政权竭力消除现存文化结构的多样性，清除那些被认为是异端思想的成分。国家重建和社会制度的重建使得传统思想再度复苏，但是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削弱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活力之源以及实施根本变革的基础。也因此，当后来这些国家再度遭遇人口压力导致的危机时，类似的剧目又一次次上演。

历史总是因为新的解读而被“翻新”，这并不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让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始终试图挣脱简单的从一而终的诠释，从而不断更新和丰富人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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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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