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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3.2 公里的长乐路,如何体现“现代中国人抱持的梦想和忐忑”?

曾梦龙2018-03-07 18:33:59

《长乐路》是一本以上海为主题的报道作品,这条路反映了今日中国的各种复杂矛盾,以及令人惊讶的趣味视野。——何伟(Peter Hessler)

作者简介:

史明智(Rob Schmitz),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广播媒体 Marketplace 驻上海记者。 1996 年,他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 2012 年,因撰文批判美国知名广播节目 This American Life 对富士康工厂的不实报道,史明智获得了“调查记者与编辑奖”(IRE Awards )。他也曾荣获爱德华•莫罗奖(Edward R. Murrow Award)和教育作者协会奖(EWA)。《长乐路》是他的第一本书。

书籍摘录: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麦琪里(节选)

根据市政厅的记录,麦琪里是上海最井然有序、保存最完好的石库门街区。 1958 年,政府官员颁发了“优秀社区”奖,并在拍摄国家级宣传片时在此地取景。当时,家家户户的露台开满鲜花;底楼,圆拱石门下两道黑色的木制大门指示着入口。一对做工精美的铜环挂在门上,作敲门用;后来,在“大跃进”运动期间,门环被纷纷拆除,熔化在一座座炼钢炉中。

弄堂是根据麦琪路(Maggie Road)命名的,这条法租界的主干道后来被新中国的政府改名为乌鲁木齐路,乌鲁木齐是新疆自治区的首府。麦琪里的一百七十八栋建筑完工于 1937 年,那一年对于上海房地产来说是灾难性的。 8 月,日本人开始从海陆空分别向这座城市发起进攻,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战役持续了三个月,即著名的“淞沪会战”。至 12 月,日本人杀害了二十五万市民,摧毁了整个城市的面貌。

麦琪里从地图上被抹去,但这次不是日本人,而是地方官员。他们在淞沪会战结束的六十四年后做了这样的决定。 2001 年,上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放眼望去,起重机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和拆迁队之间的正面冲突充斥着新闻头条。那一年,北京已被选定为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而 2010 年世博会主办城市将在上海和韩国丽水这两个城市中产生。总部设于巴黎的国际展览局将选出最终赢得主办权的城市,不过该组织对上海的人权纪录颇为担心。在申办世博会时,上海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然而媒体却频频将一个个愤怒的本地居民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了给城市建设让道,他们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园;两者间,又该如何平衡和统一?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上海市的官员尝试践行一条更加亲民、更加温和的发展路径,即“旧区改造”工程。如果某个合适的项目选中了一片老式街坊进行开发,那么开发商需要在同一地段为这里的居民预留好住房。作为补偿,开发商不用缴纳相应的土地使用费,这将为他们节省上百万美元的资金。

麦琪里被选为上海最早的几个旧区改造地块之一。根据新法令,拆迁重建后,居民有权回迁原址。 2002 年 2 月,徐汇区政府的官员将土地拍卖给上海城开集团。那年夏天,城开集团把告示单塞进了麦琪里每家每户的门缝下: 从告示中,居民得知他们将被搬迁到上海的某个外城区,也就是说,被集体送到远离市中心的大郊区。

居民们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拥有回迁的权利,他们申诉,这是“旧区改造”项目所承诺的。但他们被忽悠了。通过将麦琪里开发定性为“旧区改造”项目,城开集团省下了数百万美元;此后区政府的官员又悄悄地把它更改为“土地储备”项目。 2002 年 12 月,一群市政府官员因接受贿赂、进行土地黑幕交易而被送进监狱。同年,上海赢得了 2010 年世博会举办权,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区政府的作为让我想起曾在《做可爱的上海人》中读到的一条文明礼仪规范。在“交谈、谈话”一节中,作者向上海市民传授了获取信任的要点:

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有些人喜欢主观臆测,信口开河,这样往往会把事情办糟。

在许多方面,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的上海让我想起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纽约。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纽约经济高速发展,富裕阶层纷纷崛起,而今这一切都在地球的另一端重演,当然也包括了对土地的明争暗夺。城市规划师罗伯特•摩斯曾帮助纽约成功策划举办了 1939 年和 1964 年两届世界博览会,但众多纽约街区也因他而遭到摧毁,麦琪里事件简直是这段历史的翻版。

然而,让我最感吃惊的相似之处是人的融合。来自四川、湖南、福建等省份的移民在长乐路街头说着各地方言,像极了19世纪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蜂拥到纽约的欧洲移民,互相间完全不知所云。这两个城市大熔炉都欢迎外来移民的到来,后者或是因为贫穷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是因为雄心壮志而甘愿承受风险。他们抛下一切,离开家园,试图重新开始,找到另一个家。当年抵达埃利斯岛的移民(如同一个世纪后在中国的“外地人”)大都是直接从他们祖辈生活的农场里走出来的。

许多人缺乏教养和绅士风度。那些 20 世纪初从有轨电车拍摄的电影镜头,记录下一出出纽约人你推我搡、争抢着过马路的情景。他们阔步走在汽车前面,在马车间横冲直撞,对自己阻碍交通的行为浑然不觉。在另一些场景中,行人们摩肩接踵,急匆匆地用手肘推开他人好让自己通过。影片是在百老汇和联合广场拍摄的,但如果把有轨电车和马车换成鸣笛的汽车和高速行驶的摩托车,你完全可以将场景替换成长乐路上的任何一个十字路口。

我无需过多深挖祖国的历史,就能找到这样一段极为相似的时期——经济上的急速崛起,带动了社会对大众文明程度的更高要求。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成百上千种同《做可爱的上海人》惊人相似的礼仪规范类书籍在美国出版:

“用餐看上去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还没有什么场合比在餐桌边更能反映出一名绅士和一个粗人之间的强烈反差,”由塞西尔•B•哈特利撰写的《绅士礼仪手册》(The Gentlemens Book of Etiquette)的开篇如此写道,该书于 1879 年在波士顿出版。“我曾见过有人在喝汤或咀嚼食物时嘴巴发出‘咂吧咂吧’的声响,声音大到连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人都能听见;有人嘴巴里塞满了食物,露出下一刻就要窒息或哽住的样子;有人用自用的餐刀涂抹黄油和盐;有人将手指探入糖罐,并犯下一些相当可怕的错误,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抓人眼球’。”

如此粗鄙的行为似乎同样让《做可爱的上海人》的作者深感骇然,他在“文明用餐”一章中扮演了一个絮絮叨叨的家长角色:“坐姿要端正,不可用手托肋或将双臂肘部放在桌上,坐时双脚应踏在本人座位下,不可随意伸出,影响他人……取菜一次不要太多,如不够,可以再取。吃东西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响。喝汤时不要啜吸,如汤菜太热,可待稍凉后再食用,切勿用嘴吹……进餐时擤鼻涕、打嗝等都是不礼貌的行为。”

“永远不要把餐刀放进嘴里,即便吃奶酪时也不要这么做,应该用叉子,”哈特利谆谆教诲,“除了液体,不要用匙取食。千万不要用手指触碰任何食物;叉子无疑是晚于手指的发明;既然我们不是食人族,我倾向于认为使用叉子更文明。”

“使用筷子时要注意礼仪上的忌讳,”《做可爱的上海人》继续道,“一忌敲筷,如用筷子敲打碗碟或杯子;二忌掷筷,用餐前发放筷子,不能随手向人掷去……五忌挥筷,夹菜时不能用筷子在菜碗里乱翻,甚至与别人的筷子‘打架’。”

“当你的谨慎提醒你喝了足够多的酒时,哪怕一滴也不要多碰。”哈特利对 19 世纪的美国人发出警告。

《做可爱的上海人》一书解释道: 如果过度敬酒让你无法招架、醉意上头,可以偷偷把酒洒在地上。原书 59 页写道:“不会喝酒或不打算喝酒的人,可以有礼貌地谢绝他人的敬酒,但不要东躲西藏,更不要把酒杯翻过来放,或将他人所敬的酒悄悄地倒在地上。”此疑作者理解有误。——译者“不要一饮而尽,”它告诫人们,“切忌贪杯,头脑要清醒,不要见到酒就忘乎所以,以免酒后失控,胡言乱语,丑态百出。”

《做可爱的上海人》作为官方发行的出版物,缺少一些《绅士礼仪手册》的独到魅力。各章各节充斥了待纠正行为的细目清单,不时以中国人所痴迷的数字命理学的形式呈现:“五种意识”“四种精神”“五‘敢’”“四个‘永远’”;还有七“不”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

尽管如此,上海市政府仍未能在世博会举办时实现它的豪言壮语。公共设施基本没有遭到破坏,但除了这条禁令被遵守之外,在长乐路上随便走几步就能看到本地人做着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你不能进来!嘿,你!赶紧出去!”

下午 1 点,午餐时间结束,麦琪里的保安卡着点回到自己的岗位。

“老康!是你?你和谁在一块儿啊?”保安对着中空的三楼大呼小叫起来。

我从老康的废弃屋子的窗户探出头来,盯着楼下乖乖站在警戒线后的瘦削身影。蓝色外套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帽子向一边歪斜;整套制服对他而言稍嫌过大,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准备去参加“不给糖就捣蛋”的男孩。

“他们是我的朋友。”老康从里面高声回答。

“他是外国人!”保安指着破窗里我露出的脸,大叫道。

“这不影响他成为我的朋友!”老康讥讽地回应。

长乐路,来自:booking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出去面对保安。对于一个平静日子惯了的保安,不得不处理这样一桩外国人闯入事件让他看上去紧张兮兮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我是名外国记者,我在采访他。”我说,指了指老康。

这恐怕是一名保安最不愿意从闯入者口中听到的。他的焦虑又提升了一个等级,身体重心不断在两腿间晃动。

保安一时语塞,想了想。“你不能在这里采访他。”他声称。

“他当然可以!这是我的家。是我邀请他来采访我的!”老康说。

为了应付这样的状况,我随身携带着中国政府颁发的《外国记者条例》。我从包里取出泛黄的纸页,打开,把它递给保安。“上面写着我可以在中国采访任何人,只要他们给我权限,”我说道,手指着条例第17条。

“我给他权限,”老康接口道,对这一特殊中国法规的清晰表述微微一笑。

保安没有睬他,继续浏览着文件。“这里还写着你得向警察出示记者证,”他说,手指着文件。

我掏出记者证,递给了他。他翻来覆去检查了个遍,还举到一个直对阳光的角度看了看,就好像在验查百元大钞上的水印一般。他把它还给了我。

“你是在擅闯。”他果断宣布。

“不,他没有,”老康说,“这难道不是我家?”

保安想了想,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挠了挠后脑勺。“是的,这是你家。”他最终承认。

“难道我没有给他采访权限?”

“你给了。”

“那么这一切就完全是合法的,”老康得出结论,回头转向我说,“别理他。”

保安不说话了。我们绕着这栋已被部分拆除的房子转圈,他就默默地跟在后面,一手稍稍抬起超大号的警察帽,以便竖起耳朵听老康讲那天晚上房子被拆的故事。

那是 2004 年 10 月的一个晴朗夜晚,麦琪里的大部分居民已经和城开集团谈妥了拆迁条件,纷纷搬到上海郊区的小公寓里。但仍有数十人留在麦琪里,他们拒绝对区政府违规拍卖土地的原则性问题让步。两年后,区政府的一些官员失去了耐心,他们让城开集团的拆迁小组出面摆平这些钉子户。

“至少有二十多个流氓包围了我的房子,”老康回忆道,“他们切断了水和煤气,把我家的大门从铰链上扯了下来。我不肯走。他们就往我家窗户扔石头,或是把成桶未经处理的污水倒进房间,特别恶心,也特别难闻,但都被我拖干净了。我不肯走。”

史明智,来自:npr

于是,这伙人耐心地等待天气变化。一天晚上,下起了雨。老康在客厅休息时,听到门外传来巨大的引擎声。一辆挖掘机缓缓驶近,挖掘臂高高抬过老康家的屋顶。

“砰!砰!砰!”老康叫道,他回忆起那天从上方传来的东西被砸碎的声音。屋顶坍塌,木料和石灰四散一地,险些砸在他身上。大雨如注,混着屋子的碎渣,把家具浸个透湿。“所有的东西都湿掉了,”老康说,“所以我离开了。”

从那一夜起,老康一直无家可归,在不同的朋友家寄宿,靠社会福利金生活。他不断提出申诉,要求政府赔偿他的房子。“你不能就这样把我扔到大街上,让我露宿街头,到处流浪吧!”他对我说。精瘦的保安又凑近了些,他发现老康的神情愈发义愤填膺。“总得给我个住处,或者替我租套房子吧!干吗不派人把房子修好,这样我就能搬回来了呀?”他问。

保安大笑了起来,为这样一个他听起来荒谬至极的想法笑得直不起腰。他喊道:“不可能!”

老康没理会保安。“他们至少可以替我付房租。我不需要多好的房子,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够了,在哪里都没关系,”他说,“有间十平米左右的房间就够了,月租大概在 2000 元上下。”

老康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我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似的。麦琪里的居民早已把区政府告上法院,但法官驳回了控告。他们也上呈了正式请愿,但被一一无视。当我第一次见到老康时,我不能确定他告诉我的事情中有多少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事实真相”。他会不会在某些细节上添油加醋,以期获得政府的关注?我联系了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本来有机会反驳老康的说法,但他们没有,而是拒绝了我的采访。后来,我读到警方的报告,报告证实了老康的故事。而且,物证此刻就在我们眼前: 在这片空旷的废弃小区里,他家的屋顶上破了个大洞。

“我已经八年多没有自己的家了,”老康说这话时,我们正从瓦砾堆上走过,“在你们国家,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吗?”

我想到美国几桩著名的地产官司。“是的,”我说,“但承包商不可以骚扰人,这是违法的。通常最后不会以有人无家可归收场。”

“这是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的重大区别,”老康点了点头,“我们这儿也有法律,但执行不行。这和中国的发展没有关系——体制才是关键。如果他们不对体制进行改革,经济再发展也没用。政府似乎只关心科技或经济进步,而不是体制问题。”

我们走到位于这片区域中心一栋外壳完全被烧毁的石库门房子前。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中心,我们所处的这片真空地带被放任自流,自生自灭。

一群老年妇女从麦琪里残破的房子中走出来打招呼。

“他是外国记者,”老康骄傲地介绍。

保安紧张地扫了我一眼。“别和他说话。”他对妇女们说。

“为什么?”其中一人问道,语气不无讽刺,“我们只是要告诉他住在这里有多幸福!多快乐!我们过着多么有尊严的生活啊!瞧瞧这个可爱的地方呀!”

妇女们咯咯的笑声让门卫颇为尴尬,他把目光转向别处。老康示意一个站在人群后面的男人往前。“这是老陈。他和他的妻子住在那边那栋房子里。是他领导我们斗争的!”

我握了陈的手。他的全名叫陈忠道(音译),我昵称他为“陈市长”。


题图为长乐路,来自: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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