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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极端贫穷的社会里,政治暴力如此普遍?

曾梦龙2018-01-12 19:24:12

保罗·科利尔对当前的讨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的决策者们在讨论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事务时,往往先入为主地带入了对民主制度的某种假设。科利尔用实证研究纠正了这种假设。——《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英国政府非洲委员会顾问,非洲经济问题的世界顶级专家之一,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The Bottom Billion)、《难民》(Refugee)、《针眼》(The Eye of the Needle)等。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The Lionel Gelber Prize)、克林纳国际书卷奖(Corine - Internationaler Buchpreis)、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Estoril Global Issues Distinguished Book Prize)等。 2010 年和 2011 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列入“全球顶尖思想家”。

译者简介:

吴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商学与统计学硕士,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硕士。精通西班牙语和英语。

书籍摘录:

危险地区的民主(节选)

自冷战结束以来,发生两大变局,其中每一个都有希望推动远离政治暴力的决定性转变。两者都源自苏联解体。

一是选举,在最底层的 10 亿人的地区广泛推行。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非地区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涌现。 1998 年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摆脱军事独裁。正如第一个千年之末,欧洲小国的国王们都审时度势地突然皈依基督教,第二个千年之交,最底层 10 亿人的小国领袖们纷纷接受选举制度。在冷战结束前,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里大多数领导人都是靠暴力上台,即靠“武装斗争”或政变的成功攫取政权。如今大多数人靠赢得选举而执政。选举是民主的制度化工具。它可以让政府变得更负责任、更有合法性。它将敲响政治暴力的丧钟。

第二个鼓舞人心的改变,是和平的诞生。在冷战结束前的 30 年之间,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战因此逐步蔓延。而内战战火一旦引爆,就会旷日持久地燃烧:同室操戈往往历时十余倍于国际战争。但是冷战结束后,各地血腥残酷、经年累月的冲突动荡竟一个接一个地平息。南苏丹的战乱已随着和谈而结束。布隆迪的内战,也在多方积极斡旋之下谈判停火。塞拉利昂的内乱,在维和部队的介入下平定。冷战终结,障碍扫清,国际社会转而致力于遏止不断上演的暴力夺权事件。

政治暴力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变种。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强力并不构成权利。上个世纪,民主的原则在高收入国家已经被充分认同,而且我们逐渐认识到它的益处。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铺路的应当是选票,而不是子弹。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高收入民主国家又向前迈进一步:从单纯地认同民主的价值到积极地推广民主。在伊拉克问题上,关于积极推广民主的方式存在争议:是直接用武力改换政权,还是仅限于和平的鼓励和诱导。尽管存在争议,但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目标是有共识的,并且取得相当的成绩:在短短 20 年之内,民主体制在低收入国家中扩张开来。那么,和平都有些什么结果呢?

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过去的 10 年虽然表面上混乱,其实是比较和平的。研究这类悲伤的课题使用的衡量因子是“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武装冲突数据库滚动记录大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 1000 人死亡)以及小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根据上述衡量标准,我们来看看近来的历史。殖民主义末期(1946—1959),每年大约有 4 场战争、 11 场小型冲突。从殖民地独立时期到 1991 年冷战结束,冲突有持续恶化升级的趋势。 1991 年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有 17 场大战、 35 场小型冲突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倘若暴力以这种速率蔓延,今天我们该身处一个噩梦般的世界。然而事后证明,暴力在 1991 年达到顶峰。今天的世界与殖民主义末期相比并不太平,但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已经减少到 5 场、小型冲突下降至 27 场。所以看上去这一突破与民主制的胜利在趋势上相符:凭借投票就无须动用枪炮。

然而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令人欣慰的信念不过是个幻想。我们对付政治暴力的方法建立在罔顾现实的前提之上。某些国家长年饱受内战之苦,族群分裂对立。所以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国家里选举竞争层出不穷。自 1991 年始,粉饰民主成为一种时髦,随处可见。一个落选的总统开始显得而且多半感觉像一个异类。这就不止是时髦与否的问题:现任政府一旦落选,许多捐赠人就会转走援助经费。如此一来,在职总统们就得严阵以待面对选民。有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受人民的爱戴,就信心满满。有时候,选民并没有识时务地让他们如愿。

选民们忘恩负义,总统们只好另辟蹊径。有那么一两个在操纵大选之前被阻止,比如赞比亚大权独揽的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他在 1991 年举行选举,却一败涂地。截至本书成稿之时,在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里最近举行选举的是肯尼亚,时间是 2007 年 12 月。津巴布韦很快也将进行选举。自卡翁达落选之后,现任总统们学会如何赢得选举。肯尼亚大选中胜出的是现任总统齐贝吉(Kibaki),然而在肯尼亚国内,人们并不认为他的连任是民主的胜利。肯尼亚民主教育研究所所长孔奇·穆丽(Koki Muli)如是评价:“这是一场政变。”至于津巴布韦的大选,亲爱的读者,你比我有优势,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我无法预知谁将在 2008 年当选美国总统,但非常清楚即将赢得津巴布韦大选的人:我确信穆加贝(Mugabe)总统将会连任。尽管需要选举,总统们已经掌握一整套手段来攥紧权力。而这些选举进行的大背景是制衡缺位、族群分裂以及冲突后期紧张局势下的社会。

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固然获得胜利,后殖民时代内战纷争虽然得到平定,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个节点上局势之脆弱令人担忧。冲突后形势危机四伏。历史上,许多冲突平息后的国家和平局面维持不到 10 年又再陷战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依赖并坚持推行选举制度,作为缓和冲突后国家紧张局势和族群仇恨的灵丹妙药。毕竟,选举制度应当赋予当选人执政的合法性。为了争取选票,当选人的施政方针也一定做到兼容并包。只可惜,这个宽慰人心的药方解治不了越发显而易见的现实症结。

肯尼思·卡翁达,来自:维基百科

要真正解决政治暴力的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何贫穷的小国会如此危险。要直面政治暴力的真相,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实施途径:枪炮、战争和政变。政治暴力并不需要通过战争以及随之产生的“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来达成其夺权的目的。实际上,政治暴力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通常能兵不血刃地攻城略地,那就是以政变的形式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军队的本职是保护国民不受有组织的暴力伤害,有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暴行的实施者。在全世界范围内,自 1945 年以来发生了 357 起成功的军事政变,然而每一次成功的背后也有许多的失败。以非洲为例,该地区的相关数据有着全面的记录,除了 82 起成功的政变之外,还有 109 起政变未遂, 145 起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中,相当于非洲每个国家平均经受过 7 次有预谋的外科手术式袭击。在许多国家,被军队罢黜成了总统下台最常见的原因。

枪炮、战争和政变就是最底层的 10 亿人所在国家的现状。它们毁了原本很有希望向前发展的国家。科特迪瓦曾经一度是最繁盛的非洲国家,它的衰落展示这三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在 10 年间轮番上演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在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太大同时又太小。国家太大,大到太多元分歧太大,以至于无法协作生产公共物品;国家太小,小到无法享受到国家安全这一关键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了解问题本质的唯一意义就是帮助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大,无法凝聚出一种世代传承的国民身份认同感,那么国家的建设从根本上来讲,就不适用当下时髦的药方——制度的建设。因为在那之前,还要经历一个必不可少的国民塑造的阶段,而大多数上述国家的领导层尚不具备足够的远见卓识来完成这一使命。

 保罗•科利尔,来自:维基百科 

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小,无法提供关键的公共物品,那么把国家主权作为建国的基石就失去了意义。在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国家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人民除了依靠国际社会供应必需的公共物品之外,别无他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建立联合主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迄今为止他们在这一点上尤其失败。不过这种失败本身就是他们的症状: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亟需的大多数国际公共物品,只能由那些能够团结协作的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来供应。然而最底层 10 亿人的小国政府对主权的激烈捍卫,再加上高收入国家领导人的软弱和冷漠,彻底限制了国际行动实际上能达到的效果。本书的核心建议是一种策略,凭借这种策略,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内在的政治暴力。这股迄今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可以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要驾驭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里固有的政治暴力,使其转变为正义的能量,我们需要施加非常有限的一点国际力量。伊拉克战争之后,由高收入国家发起的国际维和行动变得不受欢迎,不仅高收入国家的选民不支持,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政府也起了戒心。然而军事干涉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只要控制得当,就能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障当地政府顺利履行其对国民的职责,这两者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如走钢丝。那些把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视作无可救药的烂泥潭的人,很容易把本书里的建言认定为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那些把这些国家看作新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的人,则可能把这些提议贬斥为披着伪装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内政治暴力都不合法的人,控制政治暴力并加以利用这个思路恐会触犯其基本原则。但是,本书的建言并非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而是得到分析和证据支撑的。它们也不是变相的帝国主义。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的人民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享有同等权利,包括梦想拥有独立的国家地位的正当权利。本书的建言也没有破坏民主的原则。我想传达的信息是,要实现建国和民主的梦想,目前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名袒护虚假民主之实,就是走进死胡同。既然高收入世界应当为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提供疟疾疫苗,那么同理也应为他们支援公共安全和政府责任,否则,上述三种公共物品就会长期严重短缺。而只有当它们的供应得到适当的保障后,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才可能得偿夙愿,享有真正的主权。


题图为电影《血战钢锯岭》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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