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万物简史」那是谁的以色列?
随着时日迁延,这些不同的初心、愿景及其抱持者和继承者,对以色列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并仍在对以色列的现实和未来发生作用。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伪问题,以色列当然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不过这会造成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模糊。
以色列境内一直有着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即使以色列愿意退回到 1967 年中东战争爆发前的国境线以内,情形依然如此,因为以色列本身就不是像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建立在一块无主之地上,很多阿拉伯人数百年来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
而就犹太人自身而言,也从来并非一个单一的实体。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带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和历史烙印,令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度的构成斑驳复杂。
在《为你,耶路撒冷》这部反映以色列建国之初历史的书里,一个被派去指挥刚由世界各地赶来的志愿者和当地土著犹太人组成的部队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巴别塔中:几乎每个人都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经过千年的离散,虽然不少犹太社群一直抱持着犹太教的基本仪轨和文化传承,但也有不少社群选择了同化。无论如何,到以色列建国时,犹太人的语言已经五花八门,一如人们对于犹太国度的愿景。
就像欧洲存在各个板块的欧洲,欧洲犹太人也有着不同的类型。比如来自西欧的犹太人由于经历过“犹太解放”运动,并以城市居民为主,不免会自视比东欧的犹太乡亲们高出一等。在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里有个细节,在俄罗斯集中营里来了一批从德国和中欧来的犹太人,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还想保留城市中产阶级的做派,并且死到临头还看不上苏联境内和东欧的犹太人同胞。
不同类型的犹太社群和族群也导致不同版本的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实践。他们当年怀抱着不同的初心和愿景,合力构建了以色列这个国度。随着时日迁延,这些不同的初心、愿景及其抱持者和继承者,对以色列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并仍在对以色列的现实和未来发生作用。
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赫茨尔在内的西欧犹太人成长于 19 世纪晚期那已经祛魅的世界里,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是其世界主义的欧洲生活的延伸。这群同化程度相当高的犹太人,试图以一个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国家的形式,将一种更好的欧洲生活形态出口到中东。而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更为偏狭固执,更不容易妥协,宗教观念更浓厚,政治理念也更为激进。
历史实践证明,西欧和中欧版的温和自由派中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都没有善终,只有东欧激进的含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半军事化犹太复国主义实践走到了最后。
如《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所指出的那样,从罗斯柴尔德殖民地,到迪甘妮亚的乌托邦公社,到基布兹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市场调控的资产阶级殖民地,经不起历史风雨的涤荡,在经济的起伏和当地人的敌意中杳然无迹。深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的迪甘妮亚乌托邦公社同样也行不通,自由、亲近和个人主义与职责和使命是不能兼容的。
从这些乌托邦式尝试失败的废墟上崛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殖民地。组织庞大、纪律严格、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的基布兹公社日益勃兴。这似乎是俄罗斯激进主义和中欧自由主义的完美结合:没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优越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丧失了合法性,会沦为彻头彻尾的不公正的殖民运动。
一时间,基布兹似乎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不二之选,这一实践既承载着欧洲的文明,又能革除欧洲的弊端,犹太人通过此一人道的和环保型的社会主义,可以谋求犹太国家和犹太个人双重意义上的救赎。
但在事后看来,这只不过给东欧激进派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极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扩张,披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外衣而已,基布兹自始至终都和当地的阿拉伯人冲突不断兵戎相见。事实上,就是在当时,以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不惮于赤裸裸地表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所寻求的不是进步,而是一个国家。
在著名犹太裔英国学者托尼·朱特看来,今天是亚博京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继承者统治着以色列,而非俄国左翼乌托邦主义跟中欧自由主义的别扭混合体。在以色列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利库德集团,主要由已逝的强硬派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党组成,而赫鲁特党的前身就是亚博廷斯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的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运动。
但在当时,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犹太复国主义居然都骗过了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被托尼·朱特称为“以色列助产士”的斯大林认为,一个主要由东欧和俄罗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将为苏联控制和渗透中东提供一个趁手的工具。不过斯大林很快意识到,以色列很自然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忠于西方保护人的国家。
这其实是以色列必然的选择。对西方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而且从历史上看,东欧和沙俄帝国的犹太社群显然经历了更多的磨难,而在美国和西欧,则更多经历了解放与地位上升。
托尼·朱特指出,国际左派社区慢慢才明白这一点,但在上世纪整个 50 年代直至 60 年代,以色列仍然跟国际主流的政治和智识上的左派关系密切,并为后者所仰慕。以色列自身似乎也乐于沉迷于自己的左派神话,纵贯其前建国后的 30 年,以色列一直是被一群完全由各种“自封的社会民主党人”构成的政治精英所统治。
这一神话在 1967 年“六日战争”后被粉碎了。以色列对其阿拉伯邻国的所作所为在国际左派们看来是无法原谅的。在战争期间,作为志愿者来到以色列的托尼·朱特第一次认识到,以色列并不是一个由热爱和平、居住在农村的犹太人所构成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天堂”。这是一个与其之前的认识或想象都极为不同的文化和民族。
他所遇到的那些下级军官都来自城镇而非基布兹,犹太国的重心被证明是在城市里。这些城市男孩身上充满了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气息,他们从种族意义上反对阿拉伯人,对杀死他们毫无不安,与此同时对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大屠杀的子嗣”的犹太人充满蔑视。关于社会主义以色列的幻象彻底粉碎,托尼·朱特意识到以色列就是一个蔑视其邻国,并打算通过侵占他们领土而开启一个灾难性的、持续一代人争端的中东国家。
数十年后,托尼·朱特老辣地指出,今天的以色列类似于沙俄帝国终结后出现在东欧的小型民族国家,如果以色列跟罗马尼亚、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成立于 1918 而非 1948 年,那么它将跟“一战”后所催生的那些狭小、脆弱、充满怨愤、主张民族统一、不稳定和种族上排外的国家不会有太大区别。但大屠杀赋予它一层道德色彩,而不在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加持又导致对大屠杀记忆的偏执性使用。
按照一个刻薄的说法,最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那些不愿意真正去以色列这个现实中的犹太国度,而又为去那里的犹太人买单的犹太人。这种人无疑在美国最多。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出于双重愧疚心理。一是没有亲身参与犹太国的建立和捍卫。1903 年摩尔多瓦基什尼奥夫复活节大屠杀之后,约有 100 万的犹太人逃离了东欧,其中只有不到 35000 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更富有的那批人去了美国。二是当初欧洲犹太人被迫害时身在美国的犹太同胞们没有勇敢发声,因为当时美国不仅有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美国社会中也有较强的反犹色彩,美国犹太人怕因为自己对德国纳粹的强烈谴责而背负煽动战争的罪名。
此外,美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一个母国,美国的犹太人无疑也需要一个,而有了犹太国家,有了以色列,美国的犹太人就能确立一种身份的标记和正面的联系,而无需实际搬到那里。
但在托尼·朱特看来,以色列必须主动改变自身的属性。一方面来自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早晚会淡化,因为美国犹太族群与其他族群的融合一直在持续,另一方面今天的以色列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因此,以色列未来真正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驱逐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让“大以色列”成为现实,然后继续面临持续的血腥暴力循环;建立一个融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两族共存的国家,从而一举走出单一犹太民族国家的困境。
托尼·朱特去世已近十年,“谁的以色列”依然是一个待解的命题,而其一日无解,中东的和平与安宁便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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