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一直以来对中国革命成功经验之农村包围城市的总结，让人们忽略了中国革命的城市起源和城市面向。然而，德国新锐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却认为是城市斗争舞台上的试炼，让中共深刻把握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改善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其在城市进行动员的经验被移植到农村后，则赋予了中国的农村革命以现代的意义，使之有别于前现代的暴动，而被纳入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宏大叙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卅”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其所展现的力量联盟标明了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演员和主要命题。“五卅运动”是一个中继点，是“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动员越来越多的阶层参与革命努力的继续，它也是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以来以城市为舞台的社会动员的继续。往前上溯至辛亥革命，不难看出，随着后帝制时代中国危机的不断加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呈现出范围越来越大、涉及阶层越来越多、氛围越来越激进的趋势。

正因为如此，在选择围绕一个中国革命的关键时点进行创作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认定“五卅”能够承载这样的任务。在五卅运动中，中共作为动员者从中获益甚丰。一方面，他们尝到了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行动者能够发挥巨大力量的滋味，这是此前身为学生领袖的他们所无从企及的，另一方面，这种动员和组织能力也给社会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中共拥有了此前未曾有过的吸引力，从而能够从一个几百人的小党一跃成为拥有数万名党员的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

“五卅运动”中形成的反帝的民族主义联盟，给中共和中国革命留下了深厚的遗产。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致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力量为伍，赋予了中共以现代政党的形象。后来这一联盟策略被以符合时代命题的形式被中共在后来的征程中熟稔地反复加以使用，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中的“新政协”基本上是此一模式的扩大版和升级版复制。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其力量被高估的联盟，当时中共与工人、城市中产阶级和资本家的联盟说不上非常稳固，而资本家上层和新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势力一旦联手，绝对可以轻易将此联盟压制乃至粉碎。从这个意义上讲，1927 年的失利不完全是因为盲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更多是因为当时在城市中的力量对比是彻头彻尾失衡的。

不过人们不应该忘记，在与国民党联手发动城市阶层的同时，中共也同时进行了农村的发动工作，毛泽东、彭湃等人便是其中的先行者，否则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农村斗争经验的政党可以迅速白手起家打出一片天地。因此，中国革命在后“五卅”时代开始的转折，既可以看做是在城市阵地失利后的被迫之举，也可以看做一个自辛亥革命以来不断深入的动员过程之延续。

从“五四”到“五卅”再到农村，中国社会的动员不断深入，中共和国民党的赛局也演变成动员能力的比拼，谁能在这场接力赛中坚持到最后，坚持得最久，动员范围更大，更深入基层，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自晚清以来，国家政权不断深入基层同样也是一个大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只是一个后来者。不过，中共的成功之道在于一方面通过真正的下沉和参与式动员，而非经手代理人阶层，避免了汲取成本大于汲取收益的所谓“内卷化”，从而成为农民心目中对此前压榨型现代化进行纠偏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通过城市斗争试炼中所获得的现代化视野、愿景和话语，使自己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迥然不同于此前充满蒙昧色彩的义和团式农民暴动，虽然两者反帝和反封建的诉求不无相似之处。

当然，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也可能会有别的选择和走向。或许国民党政府的关税独立和经济自立努力会取得持续的进展，从而完成人们期待的民族主义任务，而其领导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会取得成功，从城市到乡村的现代化红利外溢最终会解决农村面临的种种问题。

抗日战争使国民党政权失去了沿海的税负基地和统治基础，南京政府的那一套腐败而又庞大的官僚机构被证明无法建立在内陆乡村社会基础上，到抗战后期其掠夺和压迫程度甚至不亚于敌伪政权，1944 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形之下，共产党的基层动员经验显然更适合于敌后生存，而与国民党的和解则给予了他们复活“五卅时期”城市联盟遗产的机会，使得他们重返阔别已久的城市乃至国际新闻场域。

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表面上因为领导了抗战而八面威风，实则既因国统区农村的凋敝而令农民阶层离心离德，又因为接收乱象搞砸了城市同盟。而反观共产党，不仅因深耕敌后农村基层获得了宝贵的资源和政权建设的经验，也因为在城市成功发动大学生和工人进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而强化了自己的城市社会革命同盟。当此之际，对美国力量的倚仗更成为压垮国民党政权的致命稻草，离开美援便寸步难行的观感使得国民党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大为折损，“沈崇案”之所以能激起那么大的波澜，与人们不满于美国插手中国政局有着莫大关系。

有论者认为，满清政府表面上是被城市阶层所发动的辛亥革命所颠覆，但真正耗干其精气神的是持续不断的农民抗争。那么反过来可以说，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因为没有发动土地革命不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共，而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在城市阶层眼里，既无法完成反帝的民族主义使命，更无法发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与丢掉农村相比，对国民党而言更为致命的是输掉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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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五卅运动》油画，陈达青 1959 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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