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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改一如预期再次激起了关于各国税负比较，以及其他经济体是否跟进减税的热烈讨论，也一如既往引发了人们关于里根时代供给派革命的比附，而这种比附往往把一个较为复杂的议程窄化为减税，从而令相关讨论有失焦的风险。

其实，关于美国经济在里根任内复苏的“真相”，人们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美国经济复苏，是更多得益于供给派革命，还是因为整个七十年代技术革新和设备更新的努力到了收获期，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有定论。而在供给派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中，到底是减税发挥了关键作用，还是放松管制导致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成为更重要的推手，也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

目前国内关于美国减税影响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国别投资竞争力层面，也即美国减税会否真正引发美国制造业回流，甚至吸引一部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投资和工作岗位的流失。这无疑折射了关于中国税负水平是否过重以及中国投资吸引力是否下滑的双重焦虑。

不过，把讨论的焦点放到税负比较和减税与否上，有可能会模糊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减税在吸引制造业回流方面一抓就灵，为何里根时代见证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美国企业携技术和资本向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的热潮呢？当然，美国同期也见证了全球美元的回流，不过这到底是因为减税还是因为保罗·沃尔克的高利率政策呢？

关于中国税负水平以及中美税负可比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又见仁见智的话题，涉及中美两国税收法律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税负结构等等一连串话题。换言之，税负水平是一个相对的和动态的概念。

此外，虽然税负水平无疑构成国别投资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劳动力素质、国内市场深度和广度、产业集聚程度和配套能力等等也同样是企业家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考量的因素。

提升国别投资竞争力不仅仅是减轻税负这么简单，否则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就可以化简为税负水平竞争，或者干脆就是减税幅度竞争。

美国朝野和学界围绕减税议题的舆论两极化现象表明，减税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个有着确定答案的议题，其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而美国国内围绕减税会否导致富人得益更多以及加剧财政赤字等热烈讨论，其实也指向了财税问题的多重面向：一个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财政体制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在反思2008年危机时，纷纷直指里根经济学乃“罪魁祸首”：共和党人当年表面上亮丽的成绩单，让人们忽略了美国乃至整个发达市场经济世界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里根革命不仅没能缓解那些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令其趋于恶化。发端于七十年代的全球资本和工作岗位再布局，因为里根革命原则指导下的企业友好型和管制放松型政策而加速。福利的削减或美名其曰弹性就业及更灵活的社保缴费，金融自由化，高科技的应用，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外包等等，令美国经济总体的活力和效率得以恢复，但发展红利的分享则比以前更加不平衡，贫富分化也因此进一步加剧。

美国经济相当长一段时间高歌猛进，但其背后是可持续的稳健内需不复存在。不过拜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长时段上扬所赐，普通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大大弥补了自七十年代以来止步不前甚至略有下滑的薪资收入，加之新兴市场国家廉价商品的涌入、资产泡沫吸纳货币所压低的物价，都让美国老百姓享受到了长达二十年的好辰光，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惊醒了纸面财富基础上透支消费的繁华梦。也因此，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一竿子将金融危机的根源上溯到里根革命，指斥从里根时代发端的种种去福利、自由化和富人友好型举措，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共识，摧毁了美国福利体系和内需，加剧了经济泡沫化程度和贫富差距。由此出发，克鲁格曼捧出了重建美国福利体系的药方。

美国自二战后至今，在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的福利国家主义和向企业家倾斜的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派革命两条路线之间的进退得失，充分表明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财政制度之不易。过重的税负和过于优厚的福利，固然会扼杀企业家精神并导致出现“养懒人”的现象，而减税幅度过大、过于向企业家和高收入阶层倾斜，则一方面会“拆散”福利国家体系导致内需不足、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凝聚力下降，另一方面也会损及财政平衡，令宏观经济环境出现更多波动。

面对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一方面要通过税负和税制的合理化以及税种和税负结构的优化，提升中国经济的效能，降低中国发展的制度成本，激发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型社会的出现，另一方面要实现从建设型财政体制向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换，切实提升公共产品和福利体系供给水平，大力提升人们的获得感，避免出现税负过重与福利不足的双重挑战。

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离不开财政体制的改革与转型，而这绝非一个减税所能简单实现的，其间涉及央地关系重构、国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议题，比如中央和地方如何合理划分财权事权，地方政府挥别土地财政后如何依法合规开辟新的“财源”，国家如何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如何将国资预算统一至国家财政预算，国家如何通过在优化税负水平之外，通过增加自身在“五险一金”方面的支付比例来为企业减负等等。

此外，财政体制改革还需要与金融监管改革相配套，一方面需要在地方债化解和处置方面阶段性强化地方财政的保驾护航功能，一方面又要积极构建财政与金融领域之间的防火墙，防范两个领域的风险相互渗透交叉感染。

总之，比单纯税负水平竞争更重要的，是包含税负公平合理性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可持续性在内的财政体制竞争力的全面比拼，这方面的竞争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构成不同经济体间制度竞争的主线，而这恰恰容易在关于税负的窄化讨论和对里根经济学和供给派革命的“误读”中为人们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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