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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这本书写的东西可能有点绕:所谓自由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

曾梦龙2017-10-24 19:00:28

存在有力的自由主义立场来重视国家权威吗?单是公民权的政治事实能够作为民主国家中团结的基础吗?史蒂茨极好地表明了,这两个问题应该一起问,而她的回答独特、极具想象力且论述有力。——帕琴·马克尔,芝加哥大学

作者简介:

安娜·史蒂茨(Anna Stilz) 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和人类价值研究中心劳伦斯·S. 洛克菲勒教授。她的研究关注包括政治隶属,权威与政治义务,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土地与领土的权利等问题。

译者简介:

童志超,关注当代政治理论议题,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学术刊物《美国政治思想》(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中有英文学术论文发表。

顾纯,南京大学英文系学士,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

书籍摘录:

第一章 导言(节选)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抗辩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存在一种能力空白。它无法证成这种假定,即公民的确与她自己国家的制度和同国同胞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这一空白让来自其他阵营的理论家加入了论辩,就成员同她国家的特殊联系做出了一种解释。该种解释诉诸了在关系纽带原始存在或群体归属这一事实中找到的“道德力量”。近来,一群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家团体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观点来回应世界主义的挑战。该团体包括了戴维·米勒(David Miller)、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威尔·金利卡(Will Kymlicka)、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等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争辩道,世界主义者攻击的这种“爱国主义偏见”并不只是任意的偏见,它们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必要特征。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宣称“只有在民族国家内(才有)实现自由民主原则的现实希望”。

为了维护他们的观点,民族主义者指责道,现存自由民主国家的实践和许多自由主义的理论一道,实际上都已经“默默假定”了文化民族的先前存在。自由主义关于民族假设的论点有两部分。第一,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自由民主理论包括有关国界、成员资格和政治义务在内的观点,这些观点也正是特殊性假定中所总结的,它们必须最终诉诸文化民族以获得道德上的证成。第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进一步阐明,作为一个经验的事实,民主制度只有在公民彼此团结、互相信任的状况下才能有效实行,而团结和信任只能由一种民族文化来提供。在第六章,我们将有机会更详细地审视民族主义的观点。但是现在,简述这个观点还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表明为什么民族主义关于有限的政治义务的论证不能被理解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论证。这正是因为该论证宣称一些先赋性事实对决定我们的义务有着极其重要的规范意义。而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在近些年已经受到了重点关注,但它无法为我们试图解释的特殊性假定提供普遍性的、制度之外的辩护。

在广泛的罗尔斯式的自由民主理论中,似乎有一些重要的背景困境,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就通过叙述这些困境来开始他们为民族不可或缺性所做的辩护。以罗尔斯为例,他在《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的开头就做了这么一个假设,即正义的原则适用于“封闭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社会的成员“仅凭出生加入,只因死亡离开”。而且罗尔斯反对世界主义者(像涛慕思·博格或查尔斯·贝茨)的尝试,这种尝试将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念适用于全球。但是,罗尔斯并没有提出一个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封闭的民族国家才是适用此类原则的正确单位。因为这个原因,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罗尔斯一定是援引民族共同体作为毋庸置疑的背景环境,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且其他做出与罗尔斯类似背景假定的自由主义者也一定如此。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宣称,罗尔斯和其他自由主义者简单地将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据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既然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民主、正义和公平的先决条件,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

自由主义观点和民族主义观点之间存在着长久的但一再被否认的联盟关系,这种联盟关系大概可以解释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当中充斥着的矛盾:为什么在一个自由国家中,公民身份更多的是因为出生与亲缘关系的缘故,而不是因为选择的缘故?为什么自由主义者笃信个人对自己的政府负有政治忠诚义务——只要这个政府的行为是相对公正的——而不是对所有政府中明显最正义的那个政府负有政治忠诚义务?为什么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仅在自己的公民中分配物品,却极大程度上忽略了非公民的需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我们引向了隐藏于自由主义议程背后的民族价值。

来自:亚马逊

塔米尔和其他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宣称,我们开头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了一种背景假设,即一位公民或居民同她自己国家的制度和同国同胞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而她特殊的政治和再分配义务就来源于这种特殊关系。这一假设最终证明了自由主义者一定是默默依赖或援引文化民族作为他们政治学的背景。该论点认为,只有文化民族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政治义务和再分配义务会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具有界限性。

但是,为什么民族会成为解释政治义务是有界限的原因呢?根据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我们的政治义务之所以是有界限的,是因为它们实际上与一些特殊的联合义务是一致的,这些特殊义务是我们业已对我们文化民族的同伴成员所担负的。为了捍卫这个观点,民族主义者指出,我们通常认为其他的重要私人关系会带来“特殊义务”。这些特殊义务既不是来源于,也无法简化成对所有人担负的普遍道德义务,而是依赖于特定关系对我们而言的内在重要本质。这样产生义务的关系举例来说有友谊,抑或是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或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不认为我们对自己孩子的义务来自他们作为无组织、道德上自由的人的身份,而是来源于他们作为我们的孩子的身份,来源于他们与我们处于特殊关系的这一事实。道德常识已然承认一些重要的关系可以产生独立的特殊义务。而依据像塔米尔或米勒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由文化民族性产生的特殊关系应该被添加到这份清单上。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文化民族性的关系可以产生义务,就像家庭、友谊这些特殊关系一样。因为正如这些其他的关系,文化民族性的关系为其中的人们创造了一些贵重物品。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认为文化民族性在个人身份构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且它塑造了我们个人自由的实行方式。一个民族环境让特定的文化选项变得对我们来说有意义,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己可以在其中做出选择的环境,毕竟,“对一个文化的熟悉度决定了能想象到的边界”。在这个观点看来,成长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对个人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道德力量的事实,因为这塑造了他的身份并且给予了他一个做出选择的环境。且因为他的身份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物品组成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个人物品,所以民族成员对产生这些物品的关系负有支持的义务。而又因为这种关系是文化民族性的一种;所以,成员对他的文化民族负有支持的特殊义务。

因此,通过重新审视我们同文化民族的关系,将其视为重要的特殊义务来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宣称,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在特殊性假定中表明的感觉,即公民对他们自己的制度以及他们的同国同胞负有特殊的义务。只要民族的界限同政治国家的界线一致,情况就是如此。塔米尔和米勒认为,民族文化共有者彼此担负的义务更多。这是因为他们对共享一个特定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有认同感。他们认同这一共同体又是由于这个共同体的民族文化是他们自身的构成部分。于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核心论点的基础之上,有力地辩称道,对更多的传统自由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逻辑自洽的方式可以让他们证明他们的背景假定(同时也避免他们被逼入世界主义的立场)。这种方式就是采用一些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形式,即承认文化民族是正义的重要先决条件。这是因为民族性解释了有限的政治义务是怎样产生的,从而帮助我们证明了深深植根于我们关于国家的信仰中的特殊性假定。“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威尔·金里卡指出,“总是将公民身份限制在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中,而不是将其分给所有想要它的人。这个现象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识别和保护我们在不同文化中的成员资格。”

安娜·史蒂茨,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官网

于是,我们将看到,民族主义者也对特殊性假定提出了一项极富影响力的辩护。不过,尽管许多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十分有力,我却认为我们应该对其所做的解释表示不满。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该观点贬低或忽视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学极其重要的普遍主义道德证成,而赞同一种建立于排他主义文化纽带上的伦理偏袒。民族主义者认为个人的身份和义务依赖于他在文化民族中的成员资格,因而他们忽略了,或者至少在极大程度上修改了传统自由主义中关于独立自主和个人主义的理念。

如果有关一个人教养和身份的事实可以向他施加未经选择的义务,那么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就隐然承认了每一个民族文化的成员都对其有未经选择的义务。不论该文化的特征或价值是什么,仅凭他们受到教育进而接受成员资格这一事实,他们就有了这些义务。这就像是说某人出生于黑手党家族,作为黑手党的成员,他对他的同胞成员有未经选择的义务。这种义务仅仅因为他成长于这个团体,且这个团体在他对自己的认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耶尔·塔米尔就接受这样一个结论:

最后一个特征描述了族群义务。因为族群义务形成于亲缘关系和身份,所以它们独立于族群的规范性本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只有道德上有价值的族群的成员资格才能产生族群义务。举例来说,黑手党的成员与他们成员同伴的关系受到族群义务的约束。

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自由主义者都会说黑手党成员没有这样的义务。当他的身份或对自身的认知达到了让他认为他应该这么做的程度时,这样的认知就是被误导的,而他的身份应该被修正。换言之,自由主义者希望为我们的身份和实践找到一处外部评价的来源,它超越成员的自我认知而诉诸一些更深层的道德标准。最终,通过否认外部评价,民族主义者将一套先赋性考量引入他们的政治理论。这些考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来源于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价值,而且与这些原则之间经常剑拔弩张。

但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课题也有优点,即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来回应世界主义的挑战。这一答案是关于特殊性假定所援引的区别化、有限政治义务的可能道德来源的,尽管更为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不愿意采纳这样的答案。民族主义者对世界主义挑战的回应令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而因为这种不安,传统自由主义者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更加别扭的位置。我们可以这么描述他们所处的情形,即他们面对一场必须同时在两个前线进行的战争。

来自:亚马逊

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既面对民族主义者的挑战,也面对世界主义者的挑战。这就令他们陷入了一个痛苦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和世界主义者一样)认同作为自由主义基础的道德原则应该对世界上的所有个人都适用,而不需要参考他们的地理位置,因此对我们自己国家和同国同胞的特殊义务在道德层面实际是不正当的。这样一来便解救了自由主义声称的道德普遍主义,却付出了采用世界主义立场的代价。另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承认民主机构默默地预先假设了一个文化民族,这个文化民族提供了真正区分谁可能属于这个民族,谁可能不属于这个民族的标准,并且定义了我们负有政治义务的人群。这就解救了特殊性假定,却付出了背叛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背景原则的代价。然而,如果对传统自由主义者来说只有这两个选择的话,他们就得面对那些在两个前线打仗的人的惯常命运:他们会发现自己同时被两边所吞并。若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不想被破坏,它就必须找到更好的第三种选择。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两个基本且首要的观点。第一个是,我们有植根于自由与平等的、公正且普遍的理由将道德重量置于共享的公民身份的关系上。这是因为民主国家借由制定一般和相互的限制,定义了每个公民的公民权利。以这种方式,它协助给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一套确定的公共范围。平等自由并不是那种在没有建立政治权威,在没有创建可以凭制定公法来定义其要求的机构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的价值。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有理由仅凭公民身份本身这一事实来表明民主团结和公民忠诚,而不需要诉诸任何如语言、种族和文化等背景共性所提供的那种外部补充。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作为民主公民所获得的那种自由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善。它通过公法来明确和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我们有理由去珍视它。就像其他有着重大意义和价值的物品一样,它给予我们足够的理由去依据其本身行动,而不需要诉诸任何外部的要求或共性。

如果我两个首要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本书将提供自由主义者需要的那种对特殊性假定的辩护。这使自由主义者能够逃脱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摆在其面前的两难困境。这种辩护仅就一种普遍价值,即平等自由的价值,进行叙述。这种价值公正地适用于所有人,并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将道德重量置于特定国家内成员身份关系之上的做法依然是有根据的。如果在此叙述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表明了为什么自由主义的特殊主义困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困境:这是一个可以且应该被解决的问题。


题图来自:freegreat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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