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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曾井经夫于 1970 年代撰写的《大清帝国》如今看来仍不过时，主要是因为作者两个比较不同寻常的视角，一个是在写到相关时段比如明清易代的历史时，总会呈现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和日本社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取相关信息，又如何解读这些历史事件，从而让中国读者能够充分了解日本邻居眼中作为“他者”的中国之近代史变迁的轨迹；另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是在世界史维度中展现大清帝国的命运，这主要是通过将大清帝国与同时期的江户日本、印度莫卧儿帝国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对比而加以实现的。如此一来，对大清帝国的考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时空感，让中国读者颇感新鲜。

关于明清易代和清朝前期的信息，江户时代的精英们主要是通过《华夷变态》这样一部集著来了解的。“华夷变态”顾名思义指的是夷狄占领中华王朝的意思，这本书是幕府命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将 1644-1724 年间海外消息收集、编纂而成的一部中国逸闻集。对于明清易代，江户精英颇有幸灾乐祸之感，这从林春斋的序言中可见一斑：“......夷狄制华，纵是他国之事，闻者亦是大快人心”。

由于郑氏集团一度垄断对日贸易，《华夷变态》中有关台湾郑氏的记载甚多，由此催生的“国姓爷”的传说和《明清斗记》，成了一种深深扎根于日本民众心中的中国观的标识。与当时日本一些当权者和知识精英支持少数民族在中国的统治不同，日本民众声援郑氏的余热始终不见冷却，以至于后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日本民众也将其视为一种“明清对决”。

当时将中国消息带到日本的大陆商船被称作“唐船”，由于前期到长崎去的中国商船以福建、广东等支持南明势力区域的南方商船居多，因此这一时段传过来的有不少支持反清复明的消息逸闻，内容林林总总，从李自成起义、郑芝龙请援、南明鲁王的书信，到“三藩之乱”、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活动记录，包括相关檄文、逸闻等都有所记录，比如吴三桂起兵讨伐清朝的所谓檄文，在中国早已被官方封杀且无迹可寻，但在日本得以留存下来。不过到了 1685 年前后，随着满清统治稳定下来，《华夷变态》的记录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转为以讴歌大清盛世安宁太平为主调了。

《华夷变态》之外，当时长崎收集展现中国信息的书籍还有《崎港商说》、《通航一览》、《阿兰陀风说书》等几部集作。后来收集中国信息成了长崎方面的一项固定工作，长崎奉行需要把中国每年定期举办的节日庆典、房屋建筑、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通过图解的方式刊行出来。1799 年问世的《清俗纪闻》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据称是由当时的长崎奉行中川中英派长崎画师深入中国商人旅社，详尽采集十八世纪的江南风俗后画出来的。

除了搜集民间信息外，由中国商船来到日本的史书也成为日本知识界研究中国的资料。1763 年，中国商船将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林三朝的部分实录带至长崎，日本人以此为基础编撰了《清三代实录摘要》和《清三朝事略》，后来两书在日本民间流传开来。

继“三朝实录”之后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被翻印出来的清朝初期著作还有在中国本土被列为禁书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略》，不过这两本书成为日本流行读物则是在幕府后期的天宝年间。曾井经夫认为这两本书当时被日本人广泛阅读，与日本社会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那段时间美俄两国军舰已经造访了日本，外船来航带来了近在咫尺的对于外族入侵的恐惧感，也强化了幕府统治走向末朝时出现的社会不安心理。除此之外，反映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异常惨烈的乍浦之战的诗集《乍浦集咏》，在幕府末期的日本也广为咏颂，整个社会惕厉警醒的氛围可见一斑。

深受鸦片战争信息冲击的日本，对之后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非常关注，日本著名学者吉田松阴根据当时的一些所谓“风闻”写了《清国咸丰乱记》。后来，从太平天国攻陷南京的嘉永六年开始，滞留长崎的中国商人们带入了《海外异说》、《清国骚乱语》等题材的风闻，《和兰陀风说书》也传了进来，人们开始相信南京的陷落和新王朝的成功是真实的。而到了次年的安政元年（1854 年），潮流又发生了变化。《满清纪事》、《粤匪大略》等来自清朝方面的报告传了进来，在双方胜负尚难预料之时，日本社会又开始流传起太平天国被平定，清朝必定胜利，新王朝必定走向没落等风闻。随之，各种读本的续篇在太平天国还没灭亡之时，就已经开始描写新王朝灭亡、期待他们东山再起等内容。

在曾井经夫看来，不能把上述现象看做日本民众见异思迁、迎合权力的行为，他认为当时日本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到自己头上，因此自然有些神经质，而在幕府的警察力量还未衰落之时，为外国的新王朝拍手叫好也还是很危险的。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中国的讯息为日本倒幕运动的兴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于明治时期来到日本的中国文人，见到在中国根本不得一见的实录在日本相对容易就能弄到，都特别珍视，争相购买带回国内。这其中《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略》经中国留学生之手带回国内翻印后，尤其发挥了鼓动民众排满反清的革命动员作用。中日间自明清易代到清末民初年间的知识循环传播历史效应之吊诡，实在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除了提供日本的视角外，曾井经夫的贡献还在于通过共时性维度来解析中国近代史的展开，从而早在 1970 年代就批驳了“中国资本主义已有萌芽但被外来侵略打断”的说法。在论及广东十三行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曾井经夫指出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有很多极尽豪奢的大商人，而在十七世纪的印度西部，古吉拉特的富商几乎一手包揽了印度的国内外贸易，以其巨额财富与英国人匹敌。然而亚洲的商业资本总体而言并未发挥出投入生产环节，转换成设备和材料等，进而又使生产得到增加的再生作用，虽然所谓的“工业化”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但同样规模的设备增加后，只要无限制地投入劳动力也就足够了，所以人们又将重点放到仓储、搬运等商业流通部门上。

因此，与制造业相比，居中买卖的商人更容易获利并积蓄起大量财富。消费的增加会使商品的流通变得活跃起来，掌控流通环节者积累的资本还会一股脑流向消费。浪费的余波成为一种潮流，奢侈的浪潮产生一种堂皇，诸如此类的奢华在亚洲各地都同时出现。

在曾井经夫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对亚洲近代史的认知产生偏差，主要是因为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西方关于近代展开的观念来套用在亚洲国家身上，导致人们过于抬高日本元禄时期和中国明清时期的所谓“近世”特征。他认为与某些“很容易便步入近代的地区”相比较时，人们必须善于去发现中国那些要经过很多训练和学习才能达到近代转型目标的历史面向，如此才能为中国史确定一个更加正确的视角和方向。这简直就是曾井经夫版“在中国发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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