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万物简史」成吉思汗大交换的遗产
东西方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共时感和频密的跨文化交流,进而为下一阶段人类文明的进程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每一次不同地区文明的激烈碰撞,总会带来各种交流和交换,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如此效果,而在其之前的蒙古帝国推动的成吉思汗大交换也不遑多让。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所带领的军队改变了中东的武器和战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弯刀的普及。尽管前几波来到中东的突厥人已经让人们见识到了弯刀的威力,但当时其他民族还是更愿意保留自己的直刃长剑。不过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弯刀日益成为马背上的战士最常用的武器。弯刀对于骑兵进攻而言是完美的武器,骑兵可以一边骑行一边用弯刀挥砍并完成攻击。剑在挥砍方面效果较差,而更适合自上而下的劈砍。骑兵在攻击时可以用弯刀挥砍并继续骑行,而长剑则可能会嵌入目标之中,或造成骑兵身体摇晃,导致其失去平衡或失去武器。
后来基督教世界推出的火炮阵地和火枪步兵方阵似乎一劳永逸地终结了蒙古人以弓骑兵长途奔袭为主的草原战争模式,然而坦克的大规模出现证明蒙古人的战略和战术精髓之影响远比普通人想象的要更为深远。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古式战争得到了重估。英国军官李德·哈特在其《揭秘伟大的指挥官们》一书中专门有个章节写成吉思汗和速不台。李德·哈特借鉴了蒙古式战争风格,强调机动性与火力,认为随着坦克和飞机的普及,在飞机的掩护下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组合可以作为大部队的先锋独立行动,切断敌人的通讯和补给线,使敌军陷入瘫痪,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样,使敌军只有反应的能力,而无进攻的可能。
无独有偶,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大纵深作战的概念,而他此前是与布琼尼等人齐名的苏联骑兵军司令,对骑兵代表的机动性的重要性和骑兵火力不足的重大缺陷都了然于胸。所谓大纵深概念的核心是强调“使用飞机推进,以快速移动的坦克纵队相配合”,如此机动性和火力都可兼得,必能出奇制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德·哈特的倡议最终仅实现为一个实验性的坦克旅,而图哈切夫斯基则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反倒是他们的死敌德国国防军充分汲取了他们的战略思想,以“闪电战”的策略完美复活了蒙古式的战争艺术。
交换总是双向的,不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新的观念冲击,蒙古帝国也从地中海东岸获得了军事知识,其中之一便是配重式抛石机。此前蒙古帝国的抛石机是靠人力驱动的,设计较为简单,基本构造是一个倒 U 型架子加上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装载石头,另一端系着绳索以供拉动。如果要增加射程或加重发射物,就必须增加人手。而配重式抛石机有着更为复杂的设计,最重要的改进是杠杆的一端装有一个满是石头的箱子,发挥配重的作用。而且杠杆另一端绑着一根长带索,带索末端是发射物,在杠杆弧度达到最大值时带索打开,将发射物抛出。有了配重以及带索的弧度引发的速度,发射物飞行的力量变得更大,造成的伤害也更大,而且可以使用更重的发射物。
这种从欧洲和中东“进口”的抛石机加速了忽必烈征服南宋的步伐,蒙古人任用的穆斯林技师将这种武器带来并用于襄阳攻城战,最终攻陷了这一久攻不下的南宋重镇。汉人曾经一度是蒙古人攻城战的老师,没有汉人技师的帮助,擅长于草原战争的蒙古人在中亚和中东的进展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如今轮到汉人品尝由中东反向输入的战争技术带来的苦果了。
一如哥伦布大交换给美洲带去了病菌和瘟疫,成吉思汗大交换也给欧洲带去了致命的黑死病。以前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黑死病所导致结果的经济面向,比如由于人力短缺导致的雇佣劳动的增长和工资的上涨,一些职业甚至不得不开始招收女性,比如由于缺少农夫,不少土地变成了牧场,英格兰和弗兰德斯的羊毛工业因此而获益,这些都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除了经济层面的影响外,黑死病还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欧洲人精神层面的解放。瘟疫及其毁灭性的丧钟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世界,旧的信仰和秩序在瘟疫之后的欧洲不再起作用了,对教会的质疑增多,新的圣徒崇拜出现,现代医药学也开始发展。牧师似乎并没有得到上帝太多的眷顾,不少牧师也因黑死病去世,教会不得不匆忙任命新的牧师以填补他们的空缺。在仓促的替换之下,有时会出现新任牧师训练不善的情况。有的牧师对拉丁语和正规仪式一窍不通,他们在仪式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异端思想也越来越多。为了矫正这一点,教会开始招募大学生,因为他们在大学里打下了牢固的拉丁语和神学基础。但对教会来说很不幸的是,大学生们也学习了其他领域的,其中不乏为教会所深恶痛绝的一些信条。如此一来二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些根基就此埋下。
成吉思汗大交换当然不止火神与死神,不同地域和族群间的文化和物品的交流与交换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蒙古治世之下,伊斯兰世界的科学、艺术和医学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东亚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区也同样受益匪浅。比如随着医术的混合、医药的融合以及新食物的引进,传统的中医经历了一次新成分的爆发式增加。蒙古人对于天文台的赞助,带来了伊斯兰天文学和中国天文学的共同进步。地理学与地图学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蒙古人的军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将整个帝国连为一体的驿站制度,直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进,因为他们需要更为精准的地图来规划最佳路线并保证驿站间距的合理性。蒙古治世也使得旅行者们能够更为容易且安全地横穿帝国,而每个旅行者的信息都既建立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既有的信息,从而使整个世界的面对愈发清晰,促进了地图上空白部分的填补,揭开了不少神秘地区的面纱。
在蒙古式和平下,中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艺术家来到中东,带来了各自的技艺,使得伊斯兰世界的画作不仅有传统的波斯主题,也结合了中国、中亚的佛教艺术和拜占庭圣像艺术以及意大利锡耶纳的艺术。在吸取了中国山水画技法后,一些波斯作品以山岩为架构,包含了地势与其他景物。
中东的风格也进入了中国艺术之中,其中最生动的体现是瓷器。在蒙古时代以前,中国瓷器倾向于不使用装饰。蒙古时代的到来给制瓷行业带来了一场革新,匠人们给白瓷上釉,然后饰以青色,接着再上一层釉,用高温烧至表面坚硬而透明。青色的使用是因为蒙古人的青睐,对他们而言青色象征着长生天的颜色,因而是一种神圣的颜色,而染色技术则得自波斯陶瓷使用已久的钴青染色法——通过蒙古统治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人们得以采用新的技术制造出了一种极美的产品。
瓷器是一种奢侈品,一些更加世俗的事物无疑也在欧亚大陆移动,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度被视为死亡与毁灭象征的成吉思汗征服,也带来了成吉思汗大交换,从而使东西方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共时感和频密的跨文化交流,进而为下一阶段人类文明的进程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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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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