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清高宗乾隆在粉碎准噶尔叛乱并平息南疆回部骚乱后，将新疆再次纳入了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不过，乾隆的新疆政策面临来自一些汉人大臣的反对意见，他们援引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先例，认为为了统治遥远边陲之地花费的军费和行政费用过于高昂，未免得不偿失。他们建议不如将地方统治权归还当地的伯克，中央遥为节制，而将实际的防线后撤至哈密甚至嘉峪关一线。

乾隆痛斥持反对意见者的“鼠目寸光”，他一方面指出在新疆的“前进政策”本身就为陕甘节省了大量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强调新疆驻军都来自现有的八旗和绿营兵，并没有进行新的征兵，此外这些驻军的粮食供应都可以通过在当地屯垦进行解决，也不会增加内地的财政压力。

然而，高调的宣言并没有转化为理想的现实。新疆地广人稀，税基比较薄弱，造成新疆持续的财政脆弱性，而中央政府为了怀柔，在南疆进行低税负政策，更加剧了这种情势。

此外，内地的一个重要税种盐税在新疆地区也无法征收，因为在整个新疆尤其塔里木盆地有充足且极易提取的盐，那里到处是盐湖和地表盐层。在这种地理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盐的垄断生产。直到 1909 年，新疆才采取了全面的盐务管理，而即便到那时也只在北疆得到了完全的实施。

清政府在内地的另一个重要财政资源来自商人的财富，但这一收入最初在新疆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在统治初期，新疆并没有什么汉人商人或符号，虽然内地小贩、小店主和农民在新疆日益增多，但相比内地官盐的主产地两淮和长芦，新疆并没有出现商业财富的集中，这一方面限制了商业税的大规模征收，另一方面也导致缺乏像内地那样来自富商的大手笔报效捐输。

为了回应汉族官员的质疑，解决统治新疆的成本问题，让新疆财政能够自给自足，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进行各种方式的筹资，并力争在新疆当地解决粮食和物资供应问题。

在所有这些举措中，屯垦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不仅在当时有效解决了驻军的粮食问题，减少了内地的物资供应负担，还为今天新疆的农业留下了一笔十分重要的遗产。而围绕屯垦发展起来的以内地移民为主的社区，也为巩固边疆和边防持续发挥着作用。

为了减少采购需求，就地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新疆政府对牲畜、粮食、草料、棉花、藏红花、葡萄等商品物资以实物税的形式进行征收，除了满足行政机关和驻军需求外，还可以用于调节市场供应发挥调控物价的作用。以实物税形式进行征收的还包括一些战略物资，比如硝石、和用来制作火药的硫磺、用来制作子弹的铅，以及铁铜煤盐等。

尽快恢复对内对外贸易被认为是活跃新疆经济创造新疆财政收入的法宝。在这方面，新疆对哈萨克贸易发挥了重大作用。 1758 年，以丝织品交易哈萨克牲畜的边境互市正式启动，成为清代新疆经济结构的基础。1762 年后，清朝新疆当局开始在南疆征收棉布来代替粮食税。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 10 万匹这种“回布”运往北疆供给军队，并补充同哈萨克的丝绸贸易。

来自哈萨克的牲畜不仅在清朝统治新疆初期至关重要的巩固阶段为清军提供了支持，马匹可以用作军民，羊只满足了八旗驻军的羊肉需求，而且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当局还通过向内地转售羊只获得了财政收入。此外，清政府还从伊犁往西安和内地其他地方运送马匹以作军用。

清朝政府还一步步放开内地与新疆的民间贸易，以活跃经济，充实物资供应，并扩大税源。一如后来人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新疆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内外贸易的日趋繁荣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在对新疆恢复有效管辖后，当地政府最早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保障连接新疆境内各城以及新疆与外藩、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干线的情况和安全。清政府对新疆交通设施的改进，首先是为了促进军事运输和官方信息的传递，但同时也极大地帮助了过往客商。

除了建路、修路，清政府还在道路沿线设了包括军台、驿站、营塘和卡伦在内的多种中继站，这些中继站后来被统称为台站。在为传递奏折的政府信差供应水、马匹、事务以及住所外，台站还负责接待来往的官员和流人，以及赴京朝觐的伯克和外藩进贡人员。政府拨付的协饷银、绸缎、棉布、茶叶以及其他货物在途中也通过台站，为日后商人们围绕台站建立商铺和定居点打下了基础。

如同在蒙古地区那样，新疆的台站制度也给商队提供保护。作为回报，商人们也帮助政府给那些偏远的台站供应货物。据资料显示，在南疆的台站对商人的旅行极为重要。比如从吐鲁番到喀什的旅程大约需要两个月，商人们在沿途要度过 46 个夜晚。有了台站，食宿和饮水和牲畜所需的饲料才能得到安全和便捷的供应。即使在最小的台站，附近村子的维吾尔族村民也能向旅客出售他们所需的水、馕以及马匹所需要的豆类。

随着来自内地的商贩和商业型农业经营者日益增多，清朝新疆当局开始对他们进行征税，尽快规模并不太大。这些税收主要包括对商铺、果园和菜园进行的征税，以及对牲畜交易征收的印花税。此外，地方政府有时还会在官地上建设房舍、商铺或巴扎，以获取租金收入。

虽然在早期阶段商业税收比较薄弱，但来自商人的借贷一直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像内地巨商那样财大气粗。尤其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新疆的地方军事官员经常依靠商人的借款或是现金汇兑，来弥补暂时的资金不足或是紧急战备的开支。由于远离内地，在爆发浩罕和和卓入侵这样的军事危机时，正是内地商人的资金和汇兑为清军保卫南疆提供了早期军事动员不可或缺的资金。

除了资金外，清政府还求助新疆的内地商人为战争提供所需的粮食、车辆和耕畜。即使很快得到商人的借贷，清军针对浩罕和和卓入侵的军事反击准备还是花费了数月的时间。而如果新疆的清军后勤官员坐等从内地运来白银，以获取必要的物资的话，就必须再等待数月的时间，估计到时所有的战机都将被贻误。

由于来自赋税的货币收入有限，又无法垄断食盐贸易，向商人借贷也属迫不得已之举，因此尽管清朝新疆政府想尽种种办法，到头来新疆的行政开支、军费和支付给满蒙贵族及维吾尔族伯克的养廉银等现金支出主要还是靠来自富裕省份的协饷来解决，一如现在的财政转移支付。据统计，清朝中前期拨付给新疆的协饷每年总共在百万两白银左右，后来则逐渐逼近每年五百万两之巨。有论者认为，19 世纪上半期中国出现的银贵铜贱不仅仅是因为鸦片导致的白银外流，对新疆的协饷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因素。

当然，即使协饷到位，清朝新疆当局也常有入不敷出之感，为此他们还通过设立官铺投资于贸易以及操纵白银和在南疆流通的红铜货币普尔币之间的汇率，来获取白银收入或“节省”白银支出，虽然其涉嫌贪腐及欺诈百姓的弊端也一直为言官所诟病。

协饷模式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难以为继，遭战火蹂躏的江南富庶省份无法提供多余的赋税，新疆财政基础的薄弱瞬间暴露，从而令 1860 年代新疆境内的变乱不易平息。不过，此前开放民间贸易支持内地商民实边的政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内地商民成为巩固边疆的强有力支撑。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从东北到内蒙再到川边，凡是内地民众实边运动推进比较得力的地方，在经历清末民初政权更迭的动荡期间，都很好地维系了边疆的稳定，使之不至于被各种势力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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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Px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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