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人们提起晚清报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大多是科举取消后被阻断了传统功名之路的“失意秀才”们，这与事实相差甚远。虽然晚清报人中不乏失意文人，但真正名噪一时的反而是那些有功名的高阶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与日后的职业报人相比，晚清报人作为一个群体组成人员相当复杂，从官员到改革派知识精英、士兵到职业革命家，都卷入了程度不同的办报活动，而且其流动性也要大得多，很少视报人为终身职业。

现代意义上报纸在晚清中国的出现是西风东渐的结果，西方传教士是其中有力的推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传教士是晚清中国第一批报人。在由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中，《万国公报》对中国近代精英影响较大，在晚清知识界风行一时。有论者评价说，《万国公报》创刊后，“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报人在不少地区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作为局外评论者，又在租界经办，传教士报刊相对独立，言辞也比较激烈，对后来出现的中国本土报纸的政论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点在曾做过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思想的新潮和言论风格的新颖外，传教士报刊也因为采用了西方的机械印刷术而显得格外“先进”，给当时的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西方报刊的影响范围也渐次扩大，一些中国传统士人开始接触并进入这一领域。这些早期报人多是些低级功名士人，是接近洋务派或西人的旧式文人，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叫买办知识分子，共同特点是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意识和危机感。他们参与办报，除了谋生目的，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报刊的模仿，有借助这一手段达成上下沟通、促进自强的诉求，因此这一群体与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都颇有勾连。然而这些替洋人工作的人士，当时被人们看做是假洋鬼子，很难被社会尊重，因此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有后世论者称彼时“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

一个职业体面与否，关键要看从业人员是不是社会精英人士。甲午后《时务报》等精英报刊的出现，令报人地位大为提升，舆论的重要性也得以渐为社会认识，“从梁启超、汪康年开始，不只是举人办报，而且进士办报、翰林办报已是稀松平常事。”这一时期的办报者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工具的意图，较之前人明显突出，与政治权力中心更为接近，如康梁等人更是一度在天子面前行走。

精英人物的加入塑造了一种更为权威和高尚的报人形象，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家报人或精英报人和精英报刊。这种精英有别于传统科举精英，他们走出书斋的“大众型精英”，能够动员和整合大众意志，拥有超越传统的、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在此过程中又使个人影响力大为提升。比如梁启超等人在提升报刊业地位的同时，也通过媒体和舆论提升了办报者自身地位。在举办《时务报》之前，梁启超的实际影响力很小，正如其在《三十自述》所称，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但人微言轻，莫之闻也”，而经由报刊，梁启超等人迅速成为中国新型“意见领袖”。

当然，新式报人的崛起离不开新式“大众”的出现，虽然此时的“大众”并非后来革命语境中的工农大众，而更多是新兴的精英阶层，比如工商阶层、军人阶层和新知识阶层。而所谓新知识阶层除了康梁这种拥有传统功名又以维新为要务的学绅外，还包括口岸知识分子及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人，他们既是新式报人的受众，本身也会以种种方式加入新式报刊的举办和内容生产与传播。

进入 20 世纪之初，“报人已不再是一个受人鄙视的名称，一批传统文人变成了新式报人”。高功名知识精英投身报刊，使报人开始脱离落魄文人的旧形象，报人身份得以去污名化，地位和生存空间大为扩展，“前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惯习，复悉数革除”。在此新风气之下，报人群体迅速扩大，“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前文人学子所不屑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信员。”

青年学者李礼在其《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一书中指出，与日后职业新闻记者、编辑不同，此时的报人如同所处的时代，充满了过渡色彩，他们兼具传统士儒与新闻人的特点，对国家的危机感显然比后世的机构媒体人更为强烈，而在媒介素养、采编规范诸方面距离专业媒体人甚远。实质上，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谓一种特殊的转型文人，依托报刊阐发言论并有政治诉求。换言之，这是一支由报人率领的新生政治力量，是将印刷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一种新型政治公众人物。他们通过报刊形成事实上的结社，伸张其政治诉求，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平台，借助租界、海外空间以及宪政、报律的合法框架，在传统体制外发育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构造出晚清新的公共空间，由此形成超越传统清议的批判性言论，彰显一种难以驾驭的体制外力量。

晚清的媒体精英可视为一种依托报刊阐发言论的特殊文人，晚清报人的出现，可视为传统士人在家国危机和自身转型中对新兴媒介的借用。这种“借用”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报刊对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手段，其工具价值根据政局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思想演变而变化，并因之不时选择进入和退出这一领域。也因此，此时的媒体精英是一个流动的群体，没有真正的职业化，他们没有与传媒产业、政党和商业机构紧密挂钩。

此后随着各种现代职业的出现，专业、职业角色日益清晰，媒体也日益成为专业机构，内容生产也越来越精细化，传统“通用型”和“兼职型”媒体精英的光环逐渐散去。但其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精英意识，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和精神资源，长期激励着后世的报人，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报人报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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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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