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所谓“洋海关”，其实还是中国海关，只不过长期被洋人把持，所以被称作“洋海关”。洋人把持海关肇始于小刀会起义期间，当时租界当局在某种意义上替清政府代行上海地区的关税收集。所以从始至终，西方人对中国海关的把持，都不言自明地反衬着中国政府自身行政能力的某种匮乏，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把持背后有炮舰政策的撑腰。

换言之，中国官员发现让洋人把持海关比自己管更有“利”可图。上海道台吴煦发现从 1854 年到 1859 年的短短几年间，上海税收已经从介于 10 万和 80 万两库平银之间，增长到介于 180 万和 200 万两之间。相对于贪婪腐败的中国税务官员，洋税务官显然更胜任呵护一个会下金蛋母鸡的任务。不久之后，原本不欲洋人插手自己地盘上海关税务事宜的地方大员们，发现了接受洋税务官的同样诱因。

除了关税的产出效率外，中外各方的另外一个契合点是“洋海关”产生的缓冲效应。从此以后，除非出现特殊情形，各国领事们再也不用卷入本国商人因税额标准争议及因涉嫌走私被查没货物而与中国官员发生的冲突中去了，而中方从通商大臣到地方官员显然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以夷制夷的新高度。

如此说来，把海关税收权外包，简直是坐享其成坐地收金的买卖，至于其间涉及到的关税自主权乃至主权完整问题尚未在民族国家意识淡薄的清政府官员脑海中过多盘桓，而关税有一天会被洋海关截留甚至扣押，至少在当时肯定会被认为是匪夷所思。

在各种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之下，一个遍及沿海通商口岸的由洋人把持的相对独立的海关税收体系便建立起来了，而从李泰国到赫德再到安格联等身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更是一步步将其打造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国中之国”。他们不仅仅拥有完全的招人自主权，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只招西方人，并提供高薪。这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关税业务的独立性和廉洁自律，甚至可以说洋海关是当时中国政府部门中最具专业权威和行政效率的机关。

一个国际范儿且专业高效的海关，自然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有推动和加持效应。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洋海关在国际商界尤其在英国商界的话语权，洋海关职位所代表的高薪和尊贵地位也成为欧洲中上阶层有为青年炙手可热的追寻目标，这又为总税务司等高级官员攒下了很多人脉，疏通了很多关系。这接下来又为总税务司们发挥海关官员之外的职能铺平了道路，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外交官职能，而发挥的渠道则主要是海关在伦敦设立的办事处。

平心而论，以赫德为首的海关官员们的折冲樽俎，对于维护中国的外交利益还是发挥了不少正面作用，比如赫德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在背后的斡旋，至少避免了更坏的局面出现。

人们会问，为什么总税务司们会这么不安于室，频频“觊觎”关税业务之外的发挥空间呢？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碰巧这几位总税务司不论个人出身都无一例外把自己视为中国人的启蒙者、老师和保护者，以及在中国人“淘气”或违背国际规则时当仁不让的规训者和惩戒者。而拥有海关这样一个精英机关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望以及东西通吃的人脉，无疑加剧了他们的使命感或者“冲动”。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理由是，由于清政府流年不利在对外战事中屡战屡败赔款不断，洋海关作为主要的赔款提供者，自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与赔款安排相关联的各种政经角力中，进而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角色。

当赔款额达到天文数字级别时，比如甲午战败后的对日赔款，清政府被迫采取举债的办法加以应对。在试图发行内债失败后，清政府不情愿地走上了对外发债之途。如此一来，拥有准中央财政地位的海关税收便成为主要的发债担保，而总税务司便无可避免地加入到分食中国外债大饼的博弈中去。由此还导致总税务司承担了一个至少在中国人眼中不得人心的角色：外债抵押物看护监管人的角色。这往往不仅仅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不得动用海关税款，此外还要将海关附近的常关税甚至厘金和盐税划归总税务司看管。

至此，中国关税主权的受损便不是洋税务官“也是为皇上办事”的表面文章所能掩盖的了。不过，至少在赫德的年代，看管和监押只是名义上的，更多是为了给中国债券的国际投资者提供信心，事实上从未出现动用关税去偿付债券的案例。

但到了安格联出任总税务司的年代，或许恰逢辛亥革命导致满清政府倾覆，而后来的北洋政府又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洋海关领导层便公然以中国的经济沙皇和财政纪律整饬者的面目出现，至于中国的关税自主则不在优先考虑之中。

辛亥革命期间，洋海关不仅直白地拒绝了革命军提取海关税款的要求，也赤裸裸地扣押了海关税款，以防止新政府对满清的国际债务“跳票”，还公然把海关税款划转到外资银行，从而种下了日后安格联被解雇的因由，安格联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非自愿解职的总税务司。

当然，在安格联自己看来，国际债权人的利益至高无上，否则中国新政府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安格联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做法其实已经将海关变成了类似埃及的国际公共债务委员会的机构，通过不遗余力地保护外债持有者的权利，洋海关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代理工具。

此外，安格联认为自己对关税的严格把控还对中国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和银行业的勃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一如外债市场国际投资者，关税的背书给了内债持有者以强有力的信心，而这种对政府债券的信任有利于加强国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当对债券投资收益的保障寄托于外人把持的海关税收时，投资人与中央政府间的信任是被削弱而非加强了。

至于银行业的勃兴，自然是与其大手笔投资由海关税款背书的政府公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政府总是能够凭借海关税款来支付债息。换言之，安格联认为正是自己通过海关税收为中国的银行业挹注了巨大的资本金。然而问题在于，当北洋政府的公债主要用于军费开支时，当中国和外国的金融机构主要靠投机债券来获取利益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洋海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不折不扣的军火贩子。

等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接过安格联衣钵的总税务司梅乐和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采取了更为柔软的身段，比如招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海关工作，再比如不仅关税再也不会被扣押乃至划走，关于关税的用途也是以国民政府的意见为主。

此时海关没有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行政机构，似乎更多是南京国民政府有意为之。高效的税收机器一如既往地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此外一个不太摆得上台面的原因是，一个覆盖全国独立运行的海关系统，至少可以表面上掩盖南京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的尴尬事实。

当然，任何妥协都不免会带来伤害，对于高唱了多年包括关税自主在内民族主义高调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说辛亥革命被决意捍卫帝国主义利益的洋海关弄得灰头土脸，国民党大力鼓吹的民族主义革命果实也被洋海关的继续存在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南京国民政府无力或无心成为真正的民族利益捍卫者，而这一点始终是国民党政权的知名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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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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