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人们喜欢观摩领袖人物的成长岁月，这其中不乏窥视欲，想弄清楚不凡人物当初有何不凡之处，另一方面也有膜拜的成分，想看看伟大人士如何一路披荆斩棘成就后来的伟业。当然，如果领袖人物不是那么完美无瑕，甚至不乏恶魔的特征，人们会更想从其早年生涯入手，探究什么样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土壤和时代氛围，造就了他们如此特立独行的人生。

在其《青年斯大林》一书中，英国学者西蒙·蒙蒂菲奥里一开始几乎让人怀疑他要走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窠臼。比如他指出斯大林小时候经常背叛自己的小团伙，原因是那些年长或更为强壮的团伙头目都喜欢掌控别人，这会使他想起喜欢殴打自己的父亲。他喜欢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禁书《弑父》，而对那些高于自己的人总是怀有报复之心。

而他母亲对他的爱，不仅是溺爱，简直是令人窒息的，一如他后来对自己儿女和朋友的爱。如果说对父亲的仇视造就了斯大林叛逆的性格，母亲和儿子之间的过于亲近乃至相像，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斯大林对性事的随意，以及一生中诸多的风流韵事，似乎多少来自母亲的“真传”。

接下来，斯大林父亲对他的殴打和指责，母亲对他的溺爱，以及他本人的聪慧和傲慢，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合力，使斯大林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而在他逃脱母亲的掌控之后，斯大林便决心要做一个领袖。

这简直就是弑父和恋母情结完美结合，因其过于完美而难以让人信服，所幸西蒙·蒙蒂菲奥里很快就回到了更为传统、也更有说服力的老路上来了，向人们展示了高加索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以及地下革命工作特殊的手段和氛围，是如何锻造斯大林特殊的性格和处事方式的，并如何铸就其成功之路的，不管这对苏俄人民来说幸抑或不幸。

首先，斯大林并不是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个平庸的乡下人，在西蒙·蒙蒂菲奥里看来，托洛茨基的说法只不过展示了他本人的虚荣、势利和缺乏政治技巧。斯大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其早期的诗歌显示出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也暴露了其对权力的痴迷。不过，斯大林对真正的天才诗人是既崇敬又嫉妒，这也解释了他日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矛盾心态。相对于“盲目自大”的知识分子，他更喜欢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因为这些人有行动能力，又不会引起他的自卑情结。

斯大林在教会寄宿学校的经历，比如团结学生与舍监进行抗争，让他学会了控制他人的技巧，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监控、安插间谍、侵入他人内心、干扰他人情感”，他在未来逐步执政苏联的过程中将使用并升级这些技巧，他也总是会运用煽动性的宗教式的语言。就连托洛茨基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是个娴熟的幕后操纵者，有诀窍说服那些平庸的领导人，特别是乡下人。他并没有被视作党的正式领袖，但他说的话每个人都会听，包括列宁——他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他替他们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情绪。

作为成长于动荡城市暴力街头的男孩和接受过完整古典教育的教会学生，斯大林既是知识分子，又能执行街头武装行动，这使他日后能够成为列宁青睐的人物，因为在后者看来政治从来不是在书房里撒豆成兵，需要行动，有时不免赤裸裸的暴力。

与其个人经历相比，斯大林更为主要的精神资源，一是来自高加索特殊的人文环境，二是来自地下革命的经历。他生长于宗族冲突此起彼伏的高加索，又在地下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成年礼，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暴力、狂热和忠诚是生存的法则。

他所喜欢的小说《弑父》的主角是一个名叫科巴的经典高加索绿林人物。斯大林希望自己能成为科巴，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极富含义的名字：高加索山区人民的复仇，绿林人物的残酷无情，对忠诚和背叛的迷恋，为更大的理想牺牲自我和家庭。这也解释了斯大林对很多少女的喜好和随后的抛弃并不仅仅是一种绝情，这展现了他的控制欲和统治欲，以及以深爱的人为代价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世界观。如此，弗洛伊德分析法和政经分析法才达成了闭环。

西蒙·蒙蒂菲奥里指出，斯大林对农民阶级的强硬态度，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和妄想狂症，大清洗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戒，将组织的利益置于家庭和生命之上，由于希特勒突袭成功而对苏联间谍的怀疑，所有这些都可追溯到他的地下革命生涯，他所参加过的对沙皇秘密警察组织奥瑞纳克的行动，以及他作为高加索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为人风格。

在地下革命中，所有温柔的亲情、友情、爱情、感恩甚至是尊严，都必须为唯一的对革命工作的激情让路。这是一场被敌我双方都称为“秘密活动”的毫无道德标准和规则的游戏。在这个筹集革命经费的所谓“剥夺行动”和强盗般的杀人抢劫仅一线之隔的环境里，斯大林逐渐形成了一套冷漠的人生观。

这个相互欺诈和窃取情报的混乱世界，也为之后在苏联发生的非常事件做了铺垫。秘密警察无法阻止俄国革命的成功，但他们通过安插双面间谍成功地毒害了那些革命者的头脑，以至于沙皇倒台三十年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在为了寻找莫须有的叛徒而互相残杀。列宁颇为信任的中央委员马林诺夫斯基被证明是沙皇的眼线具有格外的毁灭性效应。从此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世界中，再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叛徒，那么苏联元帅、整个情报部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乃至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就不可以是叛徒吗？斯大林不可以在 1930 年代把他们所有人以间谍之罪枪决吗？

当然，仅仅凭借在高加索地下革命中的功绩还不足以让斯大林成为苏俄领袖，有时这些反而会成为负资产：斯大林干尽政治中的“脏活”，对于一个大国领袖而言匪气太重了些，而一个格鲁吉亚人统治俄国也是不可思议的。后者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下，不再成为挑战，而前者则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而成为他的优势：列宁和斯大林日后打造的苏联体制，早在革命之前就有了雏形。无论是在第比利斯小旅馆的密室中创建地下小团体时，还是在克里姆林宫执掌全世界最大的帝国时，这些人所运用的皆是同一种隐秘的政治手段。

俄国革命后短暂的民主之春似乎使斯大林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又危机四伏，只能像之前运作地下党派一样控制政府时，斯大林又有了用武之地。只有理解了地下革命这一秘密活动的本质，人们才能洞悉苏联体制本身：斯大林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秘密活动成为了他治国之术的精髓。

斯大林能成为领袖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一战所残留的肃杀气氛、苏联的被孤立、布尔什维克党对铁血男子气概的推崇，以及党内高层对专政的设想。此外，如果不是列宁面对新政府初期的动荡，打败了加米涅夫等代表的温和派，并由此采取了如此集权的领导方式，斯大林也是不可能掌权的。这是一个完全为斯大林准备的舞台。

当然，斯大林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苏联建立的过程中，高加索人凭借宗族主义传统下对武装斗争的嗜好做出过特别的贡献，这一点曾长期不太为人们所重视。“高加索帮”团结在斯大林的周围，他们对内战的残酷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和斯大林成长于同一个街头，经历了地下武装斗争、宗族冲突和种族灭绝的洗礼，他们信仰暴力斗争。

斯大林的执政带有很多个人色彩。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当然是团结或决裂的基础，但是寡头政治中的个人与同志关系恰恰是其政治的精髓。列宁也不得不注意到，斯大林的背后站着无数来自乡下的领导人。而对于托洛茨基这样的海归精英流亡者而言，这显然是个陌生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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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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