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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中原或华北的北方游牧政权一般而言都会有南北两个首都，靠北的亲草原游牧文明的一般叫夏都或中都，靠南的亲平原耕种文明的一般叫冬都或上都。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游牧政权不愿意忘本，或者在大汉沙文主义学者眼中“野性未泯”，另一方面更多也是维系两个异质世界的现实统治需要。

从辽到金到元再到清，似乎都维系了这个传统。新清史学者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阐述所谓大清帝国的双元性质：大清皇帝巡游承德就是为了扮演身为草原帝国大可汗的另一个角色。

而在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笔下，大元帝国皇帝忽必烈有着比他们更大的雄心，他不仅有着冬都和夏都，还把两者之间的地带打造成了“首都圈”，而且这一“双都”模式不仅存在于元帝国的顶层，还被复制到其他王侯的属地，而这些首都圈的存在，为以大元帝国为核心的世界级联邦蒙古帝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商贸和物流的节点，进而为“蒙古治下的和平”奠定了物质和经济基础。

在杉山正明看来，忽必烈所想要做到的不仅仅是统合草原帝国强大的军事集团和中华板块雄厚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还要利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商业网络来连贯欧亚，从而一举实现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和穆斯林商业力的三力合一。

忽必烈很早意识到，要令包括反对势力在内的全蒙古认同接受其政权的核心地位，仅靠军事力是不行的，需要不断地“撒钱”，这既是指来自中央的赏赐，也是指“蒙古治下的和平”给人们带来的源自贸易的收入。为此，将草原、海洋与中华组合在一起的军事政治体制是必要的，作为政治权力与物流系统枢纽的巨大都市是必要的，而将此一巨大都市作为起始点的交通、运输和移动的网状组织也是必要的。

而大可汗要居于统筹所有构成要素的关键地位，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的要点，对物流、通商课税从而使国家财政充实，再将这些收入以赏赐形式分配给蒙古人，使之成为维持蒙古联合体的支柱。而这些赏赐的大部分又会转化为穆斯林的商业资本，投入到物流通商活动中，从而维系蒙古帝国全境的血脉畅通。

位于这一宏伟图景核心的便是忽必烈的“首都圈”。在继位后将大蒙古帝国的首都从蒙古本土中央地带的哈拉和林迁到自己位于草原和华北连接地带的“根据地”后，忽必烈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辽和金的“两都制”。在位于内蒙古金莲川的开平和金朝故都中都之间直径约三百五十公里的地带，忽必烈设置了许多城市和设施。以各式各样的官营工场城市及宫殿城市、军需城市为首，首都圈里聚集着储备谷物及物资的仓库所在的城市，储藏宝物及财货的专用城市，各种肩负特殊任务的近卫军团驻屯城市，管理驿传网络的转运中心，以及官营牧场及其管理设施。

换言之，忽必烈不仅创造出了作为“点”的两个首都，也创造出了作为“面”的首都圈，并令这个首都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此外，他鼓励手下的各统治集团也都仿效自己的模式，在各自的夏营地和冬营地，设置小型的夏都与冬都，并在两都之间的区域设置分工不同的城镇与管理设施。比如忽必烈的儿子安西王忙哥剌统辖陕西、甘肃、西川、云南和西藏西侧区域等地区，他把夏都放在六盘山地区，冬都则放在西安（当时称京兆）。

这些众多的迷你首都圈和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相串连的带状区块链，扮演了联系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

接下来的挑战是联系海洋世界。如果说北方的上都地区，由于常态性地设置了向帝国各地传达大可汗指令的专用高速骑兵部队，而更多负责陆上信息传送的话，连结海洋的任务则更多落在了中都身上。为此，忽必烈对中都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其主体部分是在原中都地区东北郊新建的城区。这个几乎全新的首都被叫做大都，在其市区大约正中央处有个巨大的湖面叫做积水潭。为了维持作为大都水运中心的积水潭的巨大水面，忽必烈政府大幅整顿高粱河的水系，创建从北面的密云、昌平一带取水的系统，完成将水流源源不断引到积水潭的水利工程。

接下来，作为城市的内港，积水潭通过郭守敬设计的阶梯式运河通惠河与城东五十公里外华北内陆水运枢纽的通州相连结，而后者一方面通过大运河与江南繁华富庶之地相连，一方面通过白河与海港直沽相连，而直沽是一个与东南亚、印度洋、西亚等方向相连的海洋窗口。如此，大都就成为直接与海洋相连接的城市。

与此同时，陆上交通网的整备也同时进行。经过内陆亚洲的所有路径，都被设计成尽量聚集在“首都圈”北半边的夏都上都，过去以旧都哈拉和林为中心的驿传网，也都与上都相联结。在上都与大都之间，除了上述城市群之间的互动以外，还以三条干线和一条旁道相连接。如此，以“首都圈”为核心连接草原、农耕和海洋三大文明圈的商贸网络开始顺畅地运转起来，“蒙古治下的和平”也成为人们的盛世记忆。

然而，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打造的宏大的世界体系并没有维系太久。杉山正明以不无惋惜的口吻指出，相对于当时的技术能力和经济水平，忽必烈体系实在是过于“早熟”了。要管辖一个东西超过一万公里的超级商业帝国，仅仅靠驿传系统和靠天吃饭的海运网络，时间久了难免力不从心。此外，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一旦遭遇类似“黑死病”这样的大瘟疫和长期的气候异常，蒙古体系就很难加以应对，更无法从其灾难性的后果中复原。最后，就政治结构而言，说到底蒙古体系是靠英明神武的领袖人物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网络加以维系的，一旦人脉链条因各种原因出现松动，便很难再凝聚人心与统治的向心力。

不过，蒙古体系的湮灭并不意味着其遗产的湮没无闻。直到现在，同时拥有草原和海上“丝路”的梦想依然在激发着人们各种各样或脚踏实地或不切实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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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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