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清末十年，既是各帝国主义强权加紧瓜分掠夺中国边疆地区的时段，也是清朝自中央到地方抓紧推行新政积极应对边疆危机的时期，大国间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扞格，把西藏地区抛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而这期间十三世达赖于 1904 年和 1910 年的两次出逃，更是凸显了其时西藏地区政治情势的波谲云诡。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全球争霸战的加剧，为了在幻想与真实相叠加的英俄中亚大博弈剧目中占得上风，英印当局加紧推行拓展印藏政治经贸往来和扩大印度周边控制区和势力范围的“前进政策”。

面对英印当局咄咄逼人的攻势，从文硕到有泰等驻藏大臣被迫采取一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政策：既要联手西藏军民对抗英印当局的侵略行径，又要压服西藏地方当局对英印当局要求扩大经贸往来的要求采取“灵活”一点的姿态，不要一味抵触抗拒，以免“轻启衅端”。

然而由于驻藏大臣手中缺兵少粮，整个班子又人手不足，来自四川总督和云贵总督的奥援又鞭长莫及，内不足以慑服西藏地方噶厦当局贯彻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意图，外不足以坚拒英印当局拓展经贸往来之外的政治图谋，因此注定面临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双重使命，结果不仅顾此失彼，还落得一个双输之局：面对英印当局的荣赫鹏使团在 1904 年 8 月一路以武力进击拉萨，并胁迫西藏噶厦政府签订印藏条约等相关协议，而达赖喇嘛也被迫出逃时，只能袖手旁观，似乎一时间既被排斥在英藏直接交往之外，又失去了西藏军民的臣服。

令情势发生逆转的是英俄在中亚大博弈中的妥协和虽然迟到但终于到来的清朝中央和四川云南等地方政府对治理西藏的新的进取精神及行动。

临与德国日益紧迫的对抗前景，英国人发现自己必须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等地区减少与俄国的直接对抗，甚至必须考虑与对方结盟对付德国的可能性，而在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中丢盔弃甲的俄罗斯人也意识到必须采取更灵活的姿态来处理与英国的关系。这就为双方缓和在中亚大博弈中的冲突并“尊重”彼此在西藏和蒙古的“利益”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大背景下，英印当局在西藏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被认为并不符合大英帝国整体的利益，因此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都敦促英印当局改善与西藏地方当局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而流亡至蒙古库伦的达赖喇嘛与沙皇政府的“眉来眼去”更是凸显了缓和事态的紧迫性，否则西藏地方当局很可能会投入沙俄帝国的怀抱。大英帝国中央政府还有一个隐而未宣的目的：不能让荣赫鹏事件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各殖民地政府可以在对外关系中自行其是，倘若如此，不仅大英帝国的整体外交目标难以达成，整个大英殖民帝国也有坍塌之虞。

大英帝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与英印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恢复在西藏地区一度失去的主动地位提供了机会。中方拒不承认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当局达成的协议，并主动接过经谈判后缩减了的西藏当局对英印殖民政府的赔款，以彰显自己对西藏的主权。

与此同时，荣赫鹏的冒险也促使中方下定决心加强自己在边疆地区的地位。在这方面有两个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驻藏大臣联豫，另外一个是边务大臣赵尔丰。两人密切配合，一个在拉萨按照此前赴西藏处理善后事宜的张荫棠的既定方针振衰起弊，着力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存在感，做实做强做大驻藏大臣衙门，一个在川藏交界处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将不少康藏土司属地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随着西藏地区态势的稳固和中英俄之间某种默契的达成，流亡在外并试图在各方之间左右逢源的达赖喇嘛发现自己除了回到拉萨外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清朝政府也意识到，达赖喇嘛的支持对于保持西藏地区局势的稳定和减少西藏地区上层对“改革开放”的抵触大有裨益，因此也说服他于 1909 年底回到了拉萨。

其间英印当局和中方都曾联络过西藏地区的另外一个宗教领袖班禅，试探了以其取代达赖对西藏进行治理的可能性，后来发现无论其个人魅力和实力都无法担此大任，不得已又回到了恢复达赖地位的传统路线。

然而，当十三世达赖在流亡五年再度回到布达拉宫后，发现日月已换新天：驻藏大臣联豫正在大刀阔斧地推进教育改革和实业发展计划，并与赵尔丰等人着手改善从昌都到拉萨的交通，从而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为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地位，赵尔丰还给联豫派去了以年轻军官钟颖为首的二千名装备精良的新军。所有这一切都令此前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独自统治西藏地区权力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感到难以接受。

此外，联豫和赵尔丰等人的积极进取路线和改革计划，也必然触动到西藏上层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对自身地位被削弱感到不满，加之被西藏上层统治阶层裹挟，刚刚结束流亡生涯的达赖又走上了一条和中央政府对抗的流亡道路。1910 年 2 月 12 日，正当钟颖的先头部队 40 名骑兵和 200 名步兵从一扇大门进入拉萨之际，十三世达赖从另一扇大门秘密地离开了拉萨。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流亡目的地是印度，而导致他上一次流亡的死敌英印殖民政府则成了他的庇护者。如果不是后来辛亥革命意外爆发导致川藏地区的政治情势又来了一番天翻地覆的变化，十三世达赖何时以及能不能返藏都是一个问题。

十三世达赖的两次出逃充分表明，西藏问题从来不单单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它是大的国际格局的产物，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大国博弈的身影，至今依然面临历史和现实问题相交织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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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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