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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受自觉不自觉的中华文明中心主义影响，中国人看秦汉时期外交攻略史，大多是从边疆史和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政治体如何厘定边界的视角出发进行把握，一般很少会从“东亚世界”的形成和发展这个角度来讲述和解读那段历史。

或许因为是日本学者，看历史的角度自然与我们不同，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便从“东亚世界”这个视角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或多或少属于认知上的盲点，从而使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与变迁和东亚世界产生与发展这两段平行叙事有机地勾联起来。

如此一来，确实能提供一些独特而有趣的视角。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以及诸侯封建改为郡县制，人们一般是看重其奠定大一统帝国基础的意义，至于这些与秦汉帝国外交框架的关系，一般人较少提及。

比如儒学里“礼”的概念里关于秩序和教化的核心理念，就转换为华夷秩序观和“王化”观即以王道化育蛮夷之邦，不论其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否严丝合缝得到执行，以及实际效果是否符合预期，至少在西嶋定生看来东亚世界观念和秩序的形成都与儒学国教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西嶋定生引述汉惠帝时期辽东太守引荐朝鲜王卫满成为汉帝国外臣时所提的两个条件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看上去还比较令人信服。这两个条件分别是第一必须要固守边境，不得使周边蛮夷入侵中国；第二，但如果周边蛮夷首领要谒见中国天子时，不得阻碍。西嶋定生认为前者表达了中国建立外藩的目的是防止蛮夷入侵，显示出华夷秩序下对蛮夷的某种拒斥，而后者则表明如果蛮夷希望承天子之德入朝，则应对其进行招抚教化，因此才指令外藩在此情形下不得阻拦。因此这两个条件的提出，分别体现了华夷秩序和王道教化两大原则，而这正是东亚世界得以构建的政治原则。

至于郡县制及其进退对于外交的影响，则体现在册封外藩与收为郡县之间的选择和反复上，比如南越和高丽与汉朝的关系都曾经历了册封和郡县的两种形态的反复。以前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力所能及时则册封，力有未逮鞭长莫及时则改为郡县，这么说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实际情形比这个单一维度的解读要复杂的多。

比如秦帝国为何没有出现外藩政策而汉帝国却出现了呢？这不仅仅是因为秦帝国国祚短暂，答案更存在于秦的郡县制和汉初的郡国制之间的差异之中。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禁绝封建制而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欲将无限广阔的天下全部归于他直接的、统一化的管理支配之下，也即“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但这种刚性的体制也就制约了秦帝国无法构建以外藩为载体的既有别于平等的“敌国”（匹敌之国）也有别于直接管理的郡县的势力范围和过渡统治地带，因此除了死打硬拼之外，难以向外扩展政治势力。

而汉帝国立国之初采用郡国制，在国内实行郡县与分封诸王列侯并存的政治制度，表面上看似乎反映了皇权的弱化，但却使汉帝国具备了与不实行郡县制的领域之间建立政治关系的相对应的方案与平台。在西嶋定生看来，汉帝国通过将周边民族、国家归为外藩，并赐予其首领王侯爵位，既能够保持当地首领对其领地的支配权，同时又可将其领域划入汉帝国的势力范围之中，而这一安排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郡国制中内藩的存在。虽然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对藩国的统治权被中央剥夺，但外藩的设置依然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了下来。正是以这样的册封体制为基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了诸多的政治、文化关系，进而迎来了东亚世界的诞生。

当然这个世界的成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探索形成过程中也有不少反复，比如南越和高丽在汉武帝时期都因汉军的讨伐而走向灭亡，两国故土也都成为汉帝国的郡县。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因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巩固了内部的郡县彻底削除内藩的残余影响之后，要完成秦始皇未竟的事业，把外藩也给郡县化，因此东亚世界刚一萌芽即面临夭折。

但西嶋定生认为，这种大而化之的概论屏蔽了具体的情形，南越国和朝鲜国郡县化的问题各不相同。对于汉帝国欲将本国郡县化的意向，南越国亲西汉的领导层事先明确表达了认同的态度，后来由于南越出现内部纷争，尤其是代表本土派既得利益的丞相吕嘉刺杀了南越王和太后及汉使这一事件，才导致汉帝国出兵讨伐。而朝鲜国灭亡则是因为朝鲜王背弃职责约定，阻碍邻国使者前往汉朝参拜，而直接导火线则在于朝鲜王击杀汉辽东郡东部都尉这一事件。

因此，虽然汉武帝推广郡县制与两国因违背外臣的职分和约定而被灭国重叠在一起，但实际上南越国和朝鲜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外藩制度本身被否定，设置外藩这一政策一直被执行下去，比如同期的夜郎王和滇王就一直稳坐于王位之上。

等到东汉时期，似乎册封和郡县两个路径都遇到一些挫折，比如高句丽无视册封带来的义务，时不时就劫掠辽东、乐浪等郡，而鲜卑檀石槐干脆拒绝接受象征册封的印绶，与此同时郡县制统治也遭到抵制，比如交趾、九真等越南诸郡的叛乱以及乐浪郡放弃岭东等。对此西嶋定生的解读也颇让人耳目一新：以往人们看东亚世界的变动，更多从中国国内视角即中央政府实力消长来解读，很少从周边各民族自身的成长来看。在他看来，如果只从中国中央政权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则很难解释东汉覆亡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还有北方的高句丽，都与分裂后中国的某个王朝结成了稳固的册封关系。

因此，答案还要从周边民族自身的成长来找寻：一方面周边民族的实力壮大暴露了郡县统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周边未开化民族受到秦汉帝国的影响渐渐变身为文明社会，从而出现了能够支撑册封关系的成熟政治社会基础。这或许是个值得商榷的结论，但无疑能大大拓宽人们的视野，启发中国学者从双向互动的角度来解读东亚世界的形成。

此外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西嶋定生看来，东亚世界对中国文字进而对中国文化的熟稔与接受，首先是政治性的，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倾慕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因为和中国发生了种种政治关系，必须熟知中国的文字才能正确把握来自中国的讯息，至于文化的学习乃至效仿则是后来的事情。

当然西嶋定生除了关注东亚世界的形成，还对秦汉帝国西北边疆风云着墨甚多。综合起来看给人们的感觉是，似乎从汉帝国开始中国的外交策略就有两种不同的侧重，西北方面主要是对等关系的“敌国”即匹敌之国外交为对付匹敌之国而结交的盟国，有受册封纳贡者也更多是一种流动不居的状态，即汉军来则称臣，汉军去则自行其是，罕有像东亚世界那样渐渐建立起一种较稳固的册封关系。因此，似乎可以说后来为新清史学者所推重的所谓双重外交路线自汉帝国起便已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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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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