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1928 年底，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东北三省和热河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似乎终于挥别了军阀混战年代，再度实现统一，有望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

然而，1928 年发生在中日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变”、刺杀张作霖妨害国民政府统一东北、拒绝就中国关税自主问题进行修约谈判，表明日本已经取代其他列强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或早或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而此前在中日两国于 1922 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就中国收回青岛问题达成协议后，人们曾一度乐观期许，随着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一个主要不和谐因素得以消除，中日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相对正常的发展。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山东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转向一个新的方向：从一战时期试图独立处理“中国事务”，转向美国所主导的华盛顿会议体制下的经济合作式帝国主义状态。1916 年寺内正毅组建日本内阁，被认为是促成这一转向的关键，因为寺内外交政策的内容之一是恢复一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合作气氛。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双方就解决山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华盛顿会议以后，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又进行了多项谈判，双方最终于 1922 年 12 月在北京签署了一批条约、协议和企业文件。根据相关条款，为补偿日本在青岛完成的建设工程，中国政府向日本支付 200 万美元现金，以及利率为 6% 的国债，于 1937 年 11 月到期。而胶济铁路则由中国以价值 4000 万日圆的国债赎，这笔国债利率也为 6%，同样是 15 年期，以胶济铁路的收入作担保。

这为日本日后以“预防任何导致中国拖欠胶济铁路债券收益偿付的情势出现”为借口出兵干涉山东留下了伏笔。后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济南时，日本果然以此为借口向山东派出了远征军。

日本对华政策转趋强硬发生在 1927 年。该年 4 月，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下台，外相币原喜重郎卸任，日本的对华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币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是将经济帝国主义与国际合作相结合。这一指导思想，被认为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的合作立场及随后归还青岛给中国的基础。币原喜重郎对华政策的特点是，允许中国恢复包括关税自主权在内的主权权利，中国则要“投桃报李”允许日本在中国从事“大范围”贸易、实业和投资活动。

而日本政界的许多权势人物，包括军队强硬派、一些老牌政客，以及某些商人和知识分子，从华盛顿会议上更多地感到了挫败，认为日本作为战胜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尊重”，感到以币原为代表的“温和”的国际合作主义的外交方式，让日本的国家利益从属于英美同盟的利益。他们坚持日本应该在中国和满洲确立特殊的权益，就像在 1914-1921 年间所做的那样。组建日本新内阁田中义一，认为币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是对这些价值观的背叛，他提出日本应该采用“积极的政策”来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地位。

国民党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在 1927 年就初见端倪。1927 年秋，蒋介石的军队一部进驻鲁南，山东军阀张宗昌似乎溃逃在即，但当国民党军队极有可能进抵济南时，田中义一派遣日军进驻青岛和济南。为避免日本与南京政府之间爆发冲突，国民党停止了进攻，蒋介石还亲往日本会见首相田中义一。田中义一告诉蒋介石，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不能受到以政治上统一中国为目标的军事行动的威胁；蒋介石则坚持，中国所有领土，包括满洲，都必须统一置于他的政府统治之下。田中义一则试图使蒋介石确信，国民党在长江流域下游已经有足够的权力，也有足够的问题要处理。但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拒绝接受这种将其统治限定在一部分领土之内的企图，正如他后来在台湾时断然回绝了美国人劝其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建议。

田中义一的政策背后有一种观念，即把国民党视为一种地方权力。日本认为，蒋介石只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阀，但他没有能力统一中国。

蒋介石未能与田中义一经过谈判实现妥协，返回国内后，继续进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1928 年 2 月，蒋介石的代表与其新盟友冯玉祥和阎锡山会面，商讨针对北方军阀部队的进攻计划。根据计划，南京政府的军队于 3 月展开“二次北伐”，蒋军与冯军协同作战。

日本方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1928 年春，田中义一多次发表讲话，指出日本需要积极行动以保护其在华利益。4 月 19 日，日本政府从天津驻军中抽调 300 人派遣到济南，并宣布日本将由本土经青岛派遣一支 5000 人的师团增援济南。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分别照会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声称为保护日本侨民和投资，日本必须行动。来自日本本土的第一批军队由福田彦助率领，于 4 月 27 日抵达青岛。

4 月 30 日，最后一部分北洋军阀部队撤退时，炸毁了济南的泺口黄河铁路桥，铁路服务被迫停止。成千上万行进中的南京政府的军队涌入济南——其中既有冯玉祥的军队，也有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于 5 月 2 日抵达济南，会见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双方达成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协议。达成协议后数小时，福田彦助率领一部分日军从青岛抵达济南。

5 月 3 日上午，福田彦助借口中国军队出现抢夺行为，命令日军开始向国民党军开火，“济南事变”开始。战斗持续到 5 月 5 日，日本人控制了商埠区，而国民党军队则退回旧城。

5 月 7 日，在新一批人数为 2000 人的日军抵达济南后，福田彦助向旧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发出要求其投降的最后通牒。福田彦助在没有得到日本的军部或内阁的授权就再次对济南实施攻击，就此开创了日本军事指挥官未经日本当局授权就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危险先例，从而为三年后的东北“九·一八事变”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从 5 月 8 日早晨开始，日本大举炮轰济南旧城。在飞机、大炮、装甲车与优势兵力的结合下，日本在济南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5 月 10 日，国民党军指挥官李延年和苏宗辙率军撤出济南，但在撤退沿线，他们遭到日军的伏击。最终于 5 月 11 日，在济南总商会和济南商埠商会的安排下，双方停火。停火条款有效期限为一年，从 1928 年 5 月到 1929 年 5 月。停火期间，日本控制胶济铁路，并继续占据济南。

很快，蒋介石与冯玉祥就谁应该控制山东省发生了分歧。冯玉祥想将控制山东，作为自己在华北应得的个人地盘的一部分，而南京政府则希望将山东纳入自己的控制。因此他们请求日军不要迅速撤离山东，以使南京有更多时间掉遣军队对付冯玉祥。这似乎坐实了田中义一政府关于蒋介石无力统一全国的判断。

在“济南事变”勉强落幕后，中日双方又在经济战线展开了交锋。当时日本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中国的首要贸易国，这也使日本从美国的产品销售市场变为面向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出口商，而这后来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然而，当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在 1928 年对中国关税自主之要求作出迅速答复的时候，日本却拖到两年后才对此予以承认。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处理庚子赔款方面的高压手段也激怒了中国人。像英美一样，日本也利用庚子赔款设立了学生交换计划，但日本外务省严格控制了基金的使用，并规定使用基金在日本学习的中国人必须“发誓效忠”于日本天皇，而欧美国家基本上允许中国自主决定基金的具体使用方式。

1928 年，注定将成为中日关系的宿命之年，战争的钟声已悄然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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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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