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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张大春出了一本散文集,要重新讨论“写文章”这件事

曾梦龙2017-02-06 18:30:45

各级考试“诱导”考生学习作文所加强的,不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是用后即丢的资格。作文,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终始,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虚假的。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作者简介:

张大春:台湾作家,1957年生,山东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其作品众多,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随笔集《认得几个字》,京剧剧本《水浒108》,文学理论《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小说稗类》等。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

书籍摘录:

文章自在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绝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手边不留底稿,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价值。二〇〇三年之后开始用电脑写作,一键轻敲,百篇庋藏, 都在硬碟文档之中,偶尔对屏卷看。不读则已,一读就想改;一改辄不能罢休,几乎除旧布新。也因之暗自庆幸:好在当时没有出书!在我的电脑里,绝大部分的散文稿都集中在一个档名之下:“藏天下录”。

这就让我想起一则九百年前改文章的老故事。南宋宰辅晏敦复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晏几道的侄孙,可见传家文气,累世风流。有一次晏敦复为某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作完了拿给另一位词家朱敦儒过目,朱敦儒阅后道:“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敦复苦苦相求,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有文集十卷”说:“此处欠。”晏敦复又问:“欠什么呢?”朱敦儒道:“欠‘不行于世’四字。”晏敦复明白了,他没有完全依照老朋友的指示修改,仍遵其意,添了“藏于家”三个字。

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是“修辞立其诚”的用意。即使死者为大,也不应当予以过当的称许。文集十卷固然堪说是“立言”了,然而既未获刊行,便不可藉模糊之语谬赞。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公认,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遂宛转以“藏于家”来取代“不行于世”;既不失实,也保全了亡者颜面,如此修改,是小文章里的大判断。

然而,我毕竟还是把应该“藏于家”的一部分文字翻检出来,例以示法,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命题考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由考试领导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的教学现场,老师们都有不得不逐潮而去、恐后争先、而徒呼负负的感慨。作文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说:本来文章无法,可是一考就考出了拘絷文词之法。你也可以说:本来文章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

于是学子所能悟者,反而是最恶劣的一种心思,以为写文章就是藉巧言、说假话,“ 修辞败其诚”。其上焉者多背诵一些能够广泛发挥的铭言事典,临考时兵来将挡,水来将也挡;中焉者多援引几句烂熟于胸的俗谚成语,临考时张冠李戴,李冠张也戴;下焉者只好闲话两句,“匆匆不及草书”,顺便问候批改老师:“您实在辛苦了!”无论何者,面对考题,只能顺藤摸瓜,捕捉出题人的用意,趋赴而争鸣。国人多以中文系所、复献身教育的先生们会写文章,自然也知道如何教文章。事实却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但是所有的国文科教师都必须随时教作文、考作文、改作文。我们的教育主管当局只好辩称:作文是训练基本表达能力,不是培养专业作家。而我却要说: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八股”二字以讽作文考试。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还能引发、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离合章句,条陈缕析,辨事知理。而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却由于不只一代的大人普遍不会写文章、教文章,而任令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运用文法学、修辞学上极其有限的概念,设局命题,制订评分标准,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更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完全抹煞。达官显贵一至于贩夫走卒,在这一点上倒是齐头立足皆平等:不会作文章而乃不知如何表达,遂成举国累世之共业。

有文藏于家,时或欠公德。毕竟我眼里还看着:年复一年、有如必要之恶、不得不为之的各种作文考试依旧行之如仪;而举目多有、也只能听任其各申己说,致使作文不断公式化、教条化的补习教育也依旧大兴其道。实难想象: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大概除了等待天才如戈多、却永无可期之外,安能启迪造就愿意独立思辨且乐于真诚书写的人们?就一个写了四十多年、自负各体文章无不能应心试手的我来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即使自私地从一职业作家的角度来说: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的人愈来愈多,能够体会我意的人愈来愈少,也着实大不利己。于是搜筩发箧,检点篇什,编而辑之。在这本书里,除了序文之外,还包括概论三篇,引文三十四篇、例文四十篇,兼收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林今开、毛尖等古今诸家文各一篇,以及跋文、附录各一。

小子何莫学夫散文?即使一生尽写一部书,而不行于世,但能博得三数学子青眼, 以为比课本讲义教材评量等物有趣,便值得了。是为序。

写好玩的

中小学教学现场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忍住不用“迷思”二字):不考作文就没办法教写作文。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孩子在联考时代到会考时代从来不考玩耍,可是一样爱玩耍;不考滑手机,可是一样爱滑手机。

考作文之“理据”看起来是消极性的—也就是说: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大楣”的恐惧。目前会考学科之外以作文六级分为录取门槛就是这种手段的极致。

我多年来一向呼吁:要彻底除升学主义之魅可能很艰难,但是要从作文教学扭转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实施教育的人有没有办法不以考试领导教学(也就是不以激发恐惧带引学习动机)。

我的脸书之友庄子弘是两年之前参加会考的初中生,他传了私信给我,问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样?”彼时已无大考小考,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为隔日不上课的缘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证一下—在他看来“文学造诣可疑”的作家们之浪得虚名或恐会让他睡不着觉吧?

我撑着答了几句,褒贬玩笑如何,也不太记得了,要之在于这位于我堪称陌生的小脸友对写作这件事有兴趣、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有好奇心、对写作的成就或名声有想法,这些兴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无论如何却是自动自发的。

我邻居的孩子也在今年应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检讨着自己和同学在学科方面的评比情况—老实说,我总觉得她竞心太强,日后一定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填了几阕马致远的《天净沙》,要我欣赏。我细读几遍,发现一些平仄声调上的问题,就提供了点意见。我问她:“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她居然说不是,“是自己写好玩的。”

“自己写好玩”,表示别人不一定以为好玩。可是从事教育的人不也经常把“适性量才”挂在嘴边,说是要寻找每个孩子真正的兴趣吗?“真正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欢的”,早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述之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

庄子弘发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级分,我无意也没有资格替他争取。可是冲他那一通扰人清梦的留言,我断断乎相信他还保有一种对于更繁复的文学世界单纯而执着的兴趣; 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作课业较劲的动机,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

我一再回忆这些孩子青苗初发的文学兴味,其难能可贵,都令我泫然欲泣;因为我知道: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年,经历过课堂上随时压迫而来的考试恐惧,再加上种种为了应付考作文而打造出来的修辞教学,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文学最初的感动,也不再记得曾经骚动他们的文字。

他们终将随俗而化,视融入积极竞争而获致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为要务。也就像怀特(E. B. White)在《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中所讽喻的那样:女孩主人翁芬儿(Fern)很快地长大,之后再也听不见动物们的交谈。

我不是要告诉你文学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说: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作文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轻鄙少儿时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

题图来自: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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