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万物简史」一战前那些大国的主旋律
在人们全球化的退潮和民粹及民族主义的勃兴而热衷于进行历史比附的当下,重温一战前世界的风情画,确实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巴巴拉·塔奇曼看来,一战前的世界并非身处像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所哀悼的那个失落的“黄金时代”。相反,那是一个人们无法应对由自身的力量所引发的充满技术进步、贫富分化和秩序坍塌的世界。
在其《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一书中,塔奇曼撷取了当时主导世界的各主要大国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切片,来彰显那个纷纷扰扰充满希冀又充满恐惧的世界,是如何一路跌跌撞撞走向那场致命的大战。
很久以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民主世界的拯救者。而在塔奇曼的笔下,至少一战前的美国不是这副形象。相反,塔奇曼用“美梦终结”这种充满失落情绪的字眼,来形容美国放弃建国时的建设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迫不及待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行列。
美国主流精英们自诩的“天命观”使他们难以满足一个区域大国的角色,因此借美西战争之机夺取菲律宾进而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便成为举国上下为之痴狂的主旋律。这反过来又令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成为必然。如果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意味着大英帝国扩张的巅峰时刻,巴拿马运河工程则仅仅意味着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序曲。
此外,颇为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辜”的后来者。它虽然不是始作俑者,但至少是不折不扣的推波助澜者。通过塔奇曼对“海权论”的鼓吹者美国海军将领马汉生涯的刻画,人们不难发现马汉的理论如何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而德皇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实践海权论的行为,又反过来逼迫英国人放下了他们光荣的孤立,一方面大力发展新一代大型舰队,一方面被迫开始与宿怨颇深的法国和俄国结盟,从而令世界迈上了一条朝向战争的不归路。
塔奇曼为一战前的法国选择的典型事件是德雷福斯案。这个案件凸显了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撕裂:共和vs帝制,世俗vs宗教,人权vs反犹主义,种种伤痕的根源可以直抵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对来自德国的渗透和颠覆的深深恐惧,对依靠强大军队发动对德复仇的强烈渴望,则令情形更加复杂莫测。
在塔奇曼看来,围绕德雷福斯案所煽动起的深仇大恨以及高能量动员模式,预示了一个充满暴力和激情的爆炸性新时代的到来。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对德国的主旋律的选择。塔奇曼没有把德皇的军国主义行径作为主要的描摹对象,相反她选取了音乐天才施特劳斯及其充满现代性狂野激情的作品,来向人们展现一个表面上为自己的物质进步志满意得的民族,在其沾沾自喜的外表下有着一个怎样惴惴不安的、病态的心灵。
这样病态的不安显然并不仅仅存在于德国人的心灵中,这从人们对施特劳斯的全球性痴迷中就能看得出来。机械的进步赋予了人们各方面的可能性,进步似乎没有边际,对未来的向往让人们充满激情,一如施特劳斯无止境的痴迷于探讨音乐表现形式的各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对是否能够把握自身所创造的巨大能量充满疑惧,又一如施特劳斯音乐中怪诞任性不加节制的阴暗和颓废元素那样让人浑身战栗。
被视为一战前国际秩序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缔造者的大英帝国,此时迎来了诸神的黄昏。塔奇曼“慷慨”地给予了两章的篇幅,来描述英国社会的权贵们在面对国内外新潮流的挑战时,如何从大局在握的洋洋自得,一步步滑落至力不从心的彷徨无助。
国际上来自美国和德国、尤其是德国的挑战,国内来自工党及其代表的底层和爱尔兰分离势力的挑战,让英国统治阶层渐渐意识到,曾经以为天长地久的制度和道路自信,已经不足以应对时运的变迁。不过让人或多或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个率先发展出代议民主制并缔造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老大帝国,英国始终守住了文明的底线而没有走上专制军国主义的道路,而身为其文化传人的美国,也始终不乏对自身新角色的反思和警醒。
没有赋予俄罗斯帝国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或主旋律,这或多或少让人感到诧异,不过如今回头看去,一战前的俄国确实是一个外强中干虚张声势的国度,它后来在一战战场上拙劣的表现和国家机器的迅速垮塌,充分证明其战前岁月是一个让人乏味的无主题变奏,间或为日俄战争和国内革命所打破。
除了这些大国各自的主旋律外,塔奇曼还抓住了它们面临的共同困扰与挑战,比如无政府主义,比如社会主义,比如虽然难成气候但依然持久拷问人们良知的国际和平会议及其宣扬的虽远非务实但充满崇高精神的反战倡议。
曾经一度因其在某些国家的阶段性胜利而被后知后觉地赋予重要历史地位的社会主义,在一战前的岁月里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救世良方。人们纠结于是加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而从内部改造它,还是致力于彻底推翻资本家的国家这个终极目标这些分裂性议题。而一些工团主义领导则干脆认为工人不应涉足政治,首要问题是组成工会并直接与资本家展开谈判,为八小时工作制等切身利益抗争。
当然,最终的事实表明此时的工人阶级尚不足以成为改变世界大势的力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饶勒斯的命运突出表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塔奇曼会专辟一章来描述“饶勒斯之死”。在他被一个狂热的爱国分子刺杀的第二天,德国和法国发出了动员令。被饶勒斯和他的战友们寄以厚望的各国工人们,没能够联合起来挫败资产阶级的战争图谋。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的阶级,相反,他们选择了自己的国家。
要到一战以后,或者因为资产阶级的负疚感,比如在英国,或者因为资本家国家的垮塌,比如在俄国,工人阶级才能更大程度和范围凸显自己历史塑造者的作用,虽然所得总是未必如他们所愿,甚至走向他们理想的反面。
在人们全球化的退潮和民粹及民族主义的勃兴而热衷于进行历史比附的当下,重温一战前世界的风情画,确实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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