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1938 年，战争的乌云已经密布在世界的上空，但英美还想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这种努力因其对侵略者的迁就和最后的破产，而被人们讥讽为绥靖，但在当时无疑代表着英美决策者试图恢复 1920 年代国际秩序的信心与企盼。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迎击侵略者的准备。

饶有兴味的是，在欧亚各自的舞台上，绥靖政策推行的力度大不相同，由此引发的地区局势的演进也大异其趣，不过最终还是殊途同归：“恃宠而骄”的希特勒毫不领情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与凡尔赛体系决裂的道路，而被英美冷落没有尝到太多绥靖甜头的日本，在反复纠结中也终于走上了对抗美国的不归路。等到 1938 年成为过去式时，绥靖政策的破产已经比较清楚了：在欧洲，凡尔赛体系被德国破坏，而在亚洲，华盛顿体系被日本颠覆了，构成一战后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都轰然坍塌了。

1938 年伊始，英美领导人就反复呼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召开国际会议，就当时的经济政治议题展开广泛讨论。而为在全球框架内应对不断发展的欧洲危机，罗斯福通过外交使节和私人信函，与各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积极主动的姿态表明，在大萧条发生近十年后，曾因应对紧迫的国内经济危机的需要而销声匿迹的多边主义信仰正在逐渐复苏，英美想再度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

以英美为代表的民主国家之所以对经济问题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相信若不做出国际努力终结此前数年在贸易、原料、外汇及相关问题上的乱象，就不能恢复稳定的世界秩序。在英美领导人看来，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更可怕的是他们试图通过构建各自“生存空间”打造地区化经济集团的努力，比如德国与被其吞并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日本与被其吞并的韩国、台湾和“满洲国”。这种构建自给自足体系的努力有着将世界分裂为若干经济上半独立的泛区域（pan-regions）的危险。

在 1938 年，华盛顿和伦敦的主流观点是，分裂为几大集团的世界只会增加而非减小战争的可能。这种观念表明 1920 年代经济国际主义的回潮，并成为决策层有关战争与和平思考的基础。在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1938 年施行的绥靖不能仅仅被看做民主国家在纳粹侵略面前的可耻退让，西方国家有意通过和秩序挑战者的合作而非对抗，使其回到“修正”后的凡尔赛体系并再次融入国际社会，进而为重新稳定国际秩序奠定基础。

在 1938 年 9 月底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绥靖政策登峰造极。英国首相张伯伦回国后欢天喜地地挥舞他和希特勒的一纸协定，罗斯福总统发来贺电，表达了对战争得以避免的快慰。在入江昭看来，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而是在表达一种普遍的情绪，即可以通过将德国（和意大利）重新纳入新的现状来稳定国际局势。这和回归凡尔赛体系不是一回事，承认中欧的领土变动，就等于接受了体系受到侵蚀的事实，但凡尔赛体系的基本方面毕竟得以保留。

按理说，在挺过了中欧的危机后，英美接下来本该着手亚太事务了。毕竟，凡尔赛体系的韧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体系的完整，如果不能在亚洲达成某种国际协定，单凭慕尼黑会议恐怕不能保证世界的稳定。然而吊诡的是，没有和欧洲绥靖相对应的亚洲版绥靖，也没有堪比慕尼黑会议的事情发生。

在入江昭看来，这可能是由如下几个考量所决定的。西方政府或许认为，和欧洲的绥靖相比，亚洲绥靖的把握要小得多，从 1931 年的“满洲事变”到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在领土方面的“贪得无厌”暴露得过于充分。而且，中国和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不是一回事。德国诉诸“德意志民族自决”而进行吞并的理由至少可以勉强被接受，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或许认为，亚洲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比不上希特勒的复仇主义所引发的欧洲危机。

此外，美国政府还受到美国民众“亲中情绪”的掣肘。在同情中国的选民占压倒多数（始终达受访者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情况下，罗斯福政府发现要和日本达成某种协议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协议包含日本撤出中国的内容，而这是日本所无法接受的。

美国公众的倾向还受到“亲中”媒体的影响。媒体关于日本对美国废铁和钢材的倚赖的报道尤其引人注目，这些东西极易被想象为被日本用来生产正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坦克和飞机。阻止向日本运送原料、武器的运动开始在全美发起，运动的结果之一是“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的成立。迫于这些压力，罗斯福政府肯定无法谋求亚洲的“慕尼黑”。

由于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在整个 1938 年，西方都缺乏绥靖日本的积极性。当然，如果日本主动放软身段，或许西方国家可以接受亚太局势恢复 1937 年 7 月之前的局面。换言之，列强或许可以暂不考虑中国东北，但日本必须承诺和西方大国一道建立以战前状态为基础的稳定的亚洲秩序。正如欧洲的绥靖使德国重新融入了一个复活——尽管经历了修正——的凡尔赛体系，亚洲的绥靖意味着重建华盛顿条约体系。

日本人自 1931 年以来就反复纠结于是否退出华盛顿条约体系，在他们眼里这个体系比他们愤然退出的国联更为重要。到 1938 年底，他们似乎下定了决心。回到 1937 年 7 月之前的局面是无法接受的，而西方国家对德国的骄纵和对自身的怠慢，也坚定了他们升高对抗姿态的决心。

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公开声明，确定日本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秩序，保证东亚的长久稳定”。近卫宣称，希望列强会“正确地理解”该政策，并学会适应地区的“新形势”。在美英等国看来，此一声明突出表明了日本的两个图谋：一是要西方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新地位，二是在亚洲建立注重地区“政治团结、经济相互依存和文化独特性”的自给自足体系。这两者的目标最终都是要将西方势力排挤出去。

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发出照会，就该声明涉嫌侵犯美国权利和违背在华门户开放原则表示强烈反对。11 月 18 日，日本外相有田就美国照会做出毫不含糊的回应：“日本政府坚信，当此东亚新形势持续发展之际，欲将适用于目前事变以前形势之概念和原则，不加改易地套用于当下及未来之形势，绝对无助于眼前问题之解决。”

换言之，美国政府援引的条约和原则不再有效，因此也不会被日本人接受，日本对华盛顿条约的正式否决从此而始。近卫的声明和有田的照会表明，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日本终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通过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余部，表示他对重返修正后的凡尔赛体系的不屑一顾。至此，一战后由凡尔赛条约体系和华盛顿条约体系共同支撑的国际秩序已彻底沦为一片瓦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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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Quotes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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