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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关于当代正义问题,哲学家们都在争论着什么?

曾梦龙2016-10-24 19:00:55

该书可能会解决你关于正义问题的一系列困惑,包括讽刺漫画是否触及言论禁地?性服务业是否危及性别平等?广岛、长崎核爆具有怎样的道德争议?利比亚战争存在怎样的人道干预问题?等

作者简介:

陈宜中: 1970 年生于台湾高雄市。台湾大学电机系学士,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院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思想》季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正义理论、应用政治哲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另著有《中国关键七问:忧思者的访谈》(2013)、《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2016)。 

书籍摘录:

第十二章 广岛和长崎核爆的义战论辩(节选)

六、亚洲平民的道德分量

(一)极严重的人道灾难

“二战”的死亡总数高达 6000 万到 8000 万人,其中军人的死亡数字较易统计,在 2000 万到 2500 万之间。平民的死亡数字较难准确估计,总数约在 4000 万到 6000 万之间,半数以上因战争杀戮而死,亦有上千万因战争所导致的饥荒或疫病而死。在欧洲战场上,近 600 万犹太人遭纳粹种族灭绝,另有 1000 万到 2000 万苏联平民丧生;在中国战场上,死亡总数在 2000 万到 3000 多万之间,大多数是平民。据古鲁尔(Werner Gruhl, 2007)估计,单单因日军“战争中罪行”而丧生的中国平民,即高达 12392000 人。中国研究学者塞尔登(Mark Selden, 2006; 2007)表示:尽管各种统计不一,但中国的死亡数字可能超过苏联。

不难看出,各种死亡数字统计相差甚多,误差范围甚大,甚达几百万到上千万人。然而,即使以最保守的数字为据,日军在亚洲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所造成的平民死难,其规模远超过日本平民的死难( 50 多万,其中近 40 万因美军的无差别轰炸和核爆而丧生)。这个不成比例的数字对照,并无法证明核爆是正当的,但它揭露出亚洲战场上“人道灾难”的空前规模及严重性。

自 1937 年 7 月日军侵华起,亚洲平民的月均死亡数字,按保守估计也在 10 万到 20 万之间。及至战争末期,人道灾难更进一步升级,每月都至少有 20 万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遭日军虐杀或因饥饿而死的亚洲平民。据纽曼(Robert P. Newman, 1995: 138-139)评估,进入 1945 年后,战争每延长一个月,就再增加 25 万亡者,其中只有极少数是西方人,绝大部分是亚洲平民。

如此规模的人道灾难,不但是持续发生的现在进行式、未完成式,且在战争后期逐渐升级。此外,我们亦有必要把日军“战争中罪行”的残暴性纳入视野。沃尔泽和罗尔斯以“日军不如纳粹邪恶”为由,主张对德日施行差别待遇。然而,日军的侵略规模并不亚于纳粹,日军所造成的两三千万平民死难,与纳粹可谓旗鼓相当。的确,纳粹搞出了毒气室,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此类“邪恶”非日军所能及;但日军的野蛮行径毫不逊色,甚至多方面超过纳粹。(参见第十一章第五节)

2003 年 11 月 17 日,日本老兵近藤一在东京高等法院作证时表示:“我们被教育说:中国人连人类都不如,杀中国人如同杀猪杀鸡一样,是没有罪的。杀他们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国家。 1941 年 9 月,我们对山西省北部的抗日根据地讨伐扫荡,根据情报进入一个据称有八路军的村落,但八路军逃了,于是,我们抢夺村里的金钱、物资、衣物,搜寻隐藏的女性,然后对其轮奸,轮奸后将其杀害,这是通例。”“包括我在内的日本兵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想起那些被强奸、轮奸,然后被杀掉、被侮辱的女性们,晚上我就睡不着觉。”(引自共同编写委员会,2005:139)此类“战争中罪行”在亚洲战场上几乎无日无之。那种把日本当成“一般”或“常规”侵略国的说法,因此很难站得住脚。

日军的侵略规模、肆无忌惮的战争中罪行,及其所造成的极严重人道灾难,使吾人有很好、很强的理由,视其为与纳粹同一等级的国际罪犯。(参见第十一章第五节)亚洲战场上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并非仅因战争所导致的饥荒或疫病而起,而主要是日军野蛮残暴的战争中罪行所造成。从义战道德的视野看,“不意图杀害平民”“尽可能不伤及平民”乃极重要的义战义务,如果仅因日军“战争中罪行”而死的中国平民即高达 12392000 人,这无疑是沃尔泽所谓“震撼人类道德良知”的极严重人道灾难。

(二)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

对沃尔泽和罗尔斯而言,正义的出战目的基本只有两种:遭到侵略时的自卫或集体自卫,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按他们的陈述,“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乃国际社会成员的重要道德义务,当极严重的人道灾难发生,且无法以非军事手段制止时,人道干预(指军事行动)得成为正当的最后手段。

但究竟谁有义务出兵?如果答案是“国际社会”,谁又有“权利”代表国际社会出兵?时至今日,国际法学界仍为此争论不休。例如,北约未经安理会授权即径自轰炸南斯拉夫,但当卢旺达发生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族群杀戮)时,却乏人问津。这两个案例皆引发诸多争议,至今未歇。(参见第四章第四节和第十三章第二节)

在当代学界,“自卫”和“人道干预”通常被分开来讨论。被认为需要人道干预的国家,多是出于内政因素而发生所谓的人道灾难;在这类情况下,人道干预无涉自卫,因为出兵干预者并非遭到侵略的自卫者。然而,对受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中国来说,“自卫”和“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实乃抗日战争的一体两面。

不同于科索沃和卢旺达等近例,“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的人道灾难有以下两项特色。第一,如果说卢旺达或科索沃的族群杀戮构成极严重的人道灾难,那在“二战”亚洲战场上,人道灾难的规模是卢旺达的数十倍、科索沃的数千倍。从灾难的规模和严重性而论,“制止日军所造成的人道灾难”比起“制止科索沃的几千人死难”显然更具道德迫切性。

第二,亚洲战场上的人道灾难,主要是日军的战争中罪行所造成,属于侵略战争中的人道灾难。要制止此种人道灾难,唯有及早打败侵略国日本一途,而负有这一责任或义务者,其实就是杜鲁门、蒋介石等同盟国政治领袖。

按沃尔泽和罗尔斯,义战道德要求“不意图杀害平民”“尽可能不伤及平民”,也要求承担起“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的义战义务。正因为“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乃义战道德所规定的义战目的和义战义务,责任者须从“比例原则”将其实现方式及其可预见后果纳入考量。(Walzer, 1992: 155-156)比例原则要求责任者根据其正义的战争目的,慎重评估各种战争手段的人道代价及其他可预见后果。

照美国史学界中派论者的看法,即使杜鲁门否决了原子弹选项,日本仍相当可能在 11 月 1 日美军登陆九州之前,或最晚在 1945 年年底以前投降。如果此说可信,杜鲁门并非“不得不”在 1945 年 8 月动用原子弹,而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迫使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个月内”投降。然而,从“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的义战义务来看,“不投原子弹”作为一种选择,也有重大的道德损失。因其相当于可预见地选择了:在日军已造成的上千万平民死难外,至少还将有数十万亚洲平民丧生。

此种道德损失不仅止于“在上千万之外,还将有数十万亚洲平民丧生”,还在于这些生命损失是“责任者须为之负责的可预见后果”。(Norman, 1995: ch. 3, ch. 5)从因果关系来讲,拒降顽抗的日本领袖,须为这些亡者承担起最大的道德责难。但从比例原则作为一种责任伦理的角度,盟军领袖对其“选择”的“可预见后果”,也负有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

以上所言是个“反事实推论”,亦即如果杜鲁门当时得知亚洲战场上的极严重人道灾难,但决定不动用原子弹,这个选择也有重大的道德损失。显而易见,亚洲平民的死难并非杜鲁门的考量重点,甚至,日军究竟在亚洲战场上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彼时可能亦无精确的情资。但今日,即使我们以最保守的人道灾难数字为据,也已经不能继续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亚洲平民的死难规模及其道德分量。

(三)悲剧性的道德选择

回头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日军极严重的战争中罪行,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道德情境。在此,“道德悲剧”意指:在某些客观环境下,无论吾人做出哪种选择,都有重大的道德损失。

无论是“不意图杀害平民”还是“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都是义战道德所规定的重要义务,而且,两者皆源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但不幸的是,当两者在难以抗逆的客观情况下发生冲突时,无论偏重何者,都须付出惨重的人道代价。“道德悲剧”一词暗示:在某些客观条件下,很可能并没有完美无缺的道德选择,因为无论选择何者,都有严重的道德代价,也都将遭到严厉的道德责难。(Ibid.: ch. 6)

从道德悲剧的视野看,“不投原子弹”是值得尊敬的道德选择,但仍有重大的道德损失。投下两颗原子弹,等于直接杀害 20 万日本平民,如果两颗仍不足以迫使日本投降,亦可能继续动用此类非常手段。因此,如果责任者选择不投原子弹,而决定以人道代价较低或低很多的其他方式,迫使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个月内”投降,这并非不合理的选择,甚至是值得敬佩的选择。但即使如此,此项选择仍须付出相当高的道德代价。

绝对主义者几乎一致认为:“不意图杀害平民”的义战义务,要重于“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的义战义务。其理由在于:如果我方动用无差别轰炸或核爆等战争手段,我方就是直接剥夺无数平民生命的谋杀者。相对于此,即使“不投原子弹”意味战争无法立刻结束,或即使我方可预见“在已死的上千万之外,还将有数十万亚洲平民丧生”,但毕竟我方不是这些平民的谋杀者,日军才是他们的直接谋杀者,或令其丧生的头号罪犯。按此见解,“不投原子弹”所须承担的道德责难,要远低于“以原子弹屠杀平民”。

然而,即使是高度看重“不意图杀害平民”此项义务的绝对主义者,亦难以否认:可预见地选择“在日军已造成的上千万平民死难外,还将有数十万亚洲平民丧生”,并不是一种道德圆满,因为亚洲平民的生命绝非毫无道德分量可言。“不投原子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道德选择,而也是道德代价惨重的一种选择。

进而言之,设若责任者合理地相信“尽管日本相当可能在 1945 年年底以前投降,但对此并无把握”,且为了及时停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为了挽回数十万或甚至更多亚洲平民的生命,而最终决定动用原子弹,那么,即使此项决定必遭到严厉的道德谴责,但它或许称不上是绝对的“邪恶”。

当然,美国史学界的研究显示:杜鲁门核爆决策的真实动机,并不在于及时制止亚洲战场上极严重的人道灾难。就此而言,他的意图并不纯正,并不合乎义战道德对“对的意图”之要求。但“意图对错”并非义战道德的全部,义战目的之达成与否,和义战义务之承担与否,也是义战道德的重要判准。纵使杜鲁门的“意图不对”,但如果原子弹确实制止了亚洲战场上极严重的人道灾难,那从义战道德的角度,投原子弹纵有大错,但真是绝对的“邪恶”吗?

反过来说,即使杜鲁门是为了及时停止亚洲战场上的人道灾难(而非仅为了挽回上千美军生命)而动用两颗原子弹,他也仍须为此“屠杀平民”的决定及其可预见后果承担道德责难。为了制止死难规模已达千万之谱且继续升级的人道灾难而动用原子弹,或许称不上是绝对的“邪恶”。但它仍有大错,错在违逆了“不意图杀害平民”“尽可能不伤及平民”的义战义务。

综上,从日军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的空前规模及严重性,从“制止极严重的人道灾难”作为义战目的和义战义务的重要性来看,吾人实不宜断言“不投原子弹是完美无缺的道德选择”或“投原子弹是绝对的邪恶”。有别于沃尔泽和罗尔斯,笔者认为:当“不意图杀害日本平民”和“制止亚洲战场上极严重的人道灾难”这两项义务发生冲突时,“投”或“不投”原子弹都有重大的道德损失,都是悲剧性的道德选择。

因此,在投或不投的争议之上,吾人更应积极避免此类道德情境的再发生。也许唯有以史为鉴,尽最大努力去改造国际秩序、开创正义的和平(just peace),才终能制止“须决定投或不投原子弹”的悲剧重演。

题图来自:christandcasca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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