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现实从来不会横空出世，始终和过去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就日本战后高速增长的产业政策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雏形初具了，而五六十年代领导实施产业政策的一代人，在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就已经粉墨登场了。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其他战败国，或被“二战”后的革命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不同，日本战前的队伍基本没有变动，文官精英和经济人才都没有经历剧烈的冲击。像吉野信次、岸信介、椎名悦三郎、植村甲五郎和稻田嘉宽这样的人，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积极参与了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

经济危机导致产业政策的产生。日本在上世纪 20 年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性质上和严重程度上都可与 50 年代初期相比拟：需要恢复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为了建成规模经济和利用新兴技术，需要改变产业政策；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战”之后的长期衰退，导致商工省的设立和产业政策的首次提出。这就像“二战”后，为了恢复经济而设立通产省，并且再次实施产业政策。

1920 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建立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形式。从商工省成立到 1931 年《重要产业统制法》的通过，在此期间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试图用一个行业内各企业的自我控制，即通过国家批准成立的卡特尔来取代相互竞争。到 1931 年，人们就已经完全看到了它的主要弊端：卡特尔化有导致财阀统治并垄断一个行业的倾向。这个弊端以及日益增加的战争需求，导致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被迫寻求另一种形式，即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

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不可避免受到财阀的抵制，为了打压财阀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气势，军方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直接插手政治，采取恐怖行动，试图由“穿制服”的人控制政府。但军方既没有力量也缺乏领导才能去制订和执行第二阶段工业化也即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而这样的工业化是他们想建立强大帝国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商工省从一个低等的商务机构，变成一个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制订发展计划，并分配任务和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然而在整个 30 年代，商工省被迫左右逢源。一方面，它通过与军方和革新派官员合作，同老牌对手如大藏省和外务省较量，提升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它也同军方的骄横和干涉作斗争，同时保持和财阀的密切关系，后者是实现第二阶段工业化所需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唯一来源。但是，直到战后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之前，经济官员从来没有能够解决政府与企业界之间所存在的政治矛盾。

这一时期的日本，所实施的产业控制的活动主要采取制订具体产业发展法的形式，比如 1934 年通过的《石油工业法》和 1936 年的《汽车制造业法》。《汽车制造业法》要求在日本的汽车制造商都必须获得政府的特许，政府为获得特许的公司提供一半的资金，并且营业税和进口税也都被免征 5 年。只有两家公司获得特许，它们是丰田和日产。1939 年，这一法令将在日本的外国汽车制造厂家福特和通用赶出了国门，这也正是制订该法令的意图所在。尽管这项法令本身在盟军占领时期被废除，但是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其条款依然有效。

《石油工业法》和《汽车制造业法》都是为各个行业所制定的一系列提供政府特别资金、税收和保护措施的第一批法令，也是为了国防需要而制定的最早法令，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非军事项目（但是属于国防项目），这些法令重新被起用，充分表明了战前与战后产业政策的连续性。

此外还有 1937 年通过的《关于输入输出品及其他物资临时措置法》。根据这部只有八项条款的法令，政府有权限制或者禁止任何商品的进出口，控制所有进口的原材料的加工、转让、分配和消费。这意味着该法令授权商工省可以对它认定的任何事物进行随意控制。学界普遍认为，这项诞生于 1937 年的贸易法是 1949 年的《外汇、贸易管理法》的前身，而后者是通产省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贯彻其产业政策的强大工具。

另外，人们认为 1930 年代的经验对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贡献是，在政府里面创建并设立被称作“经济参谋本部”的内阁企划院。1937 年 5 月 14 日，作为一种朝向有计划的经济和国家控制的准备步骤，日本内阁将 1927 年所设立的军方研究单位资源局与内阁企划厅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机构，这就是内阁企划院。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机构将可以指挥和协调各个省的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企划院该机构与通产省的历史直接相关：首先，许多商工省的官员都曾在那里工作过（或者，许多前内阁企划院官员在战后调到商工省工作）；其次，1943 年企划院与商工省合并，形成通产省的前身军需省；第三，企划院是战后所设立的经济安定本部和经济企划厅的前身，这两者都曾受到通产省巨大的影响或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内阁企划院的计划方法要求商工省重组成按行业划分的专业管理局，这一改革使商工省朝向更大范围的控制经济的方向发展，直到通产省成立。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按照不同行业建立纵向局的做法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经验：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各个行业局的同义词；如果没有这些行业局，那么商工省以及后来的通产省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会非常亲密，也就很难实施真正的指导或管理。

然而，比战时和战后产业政策及其制定和执行者之间相似性更令人惊讶的是二者迥然不同的结果。前者被认为导致了日本二战的惨败，而后者则被视为是日本战后高速增长的秘诀。还是那些人和事，是什么决定了产业政策的成败呢？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的作者查默斯·约翰逊看来，相对中性的政府并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是其中的关键。

如果说战前日本产业政策成效不佳的根源在于财阀利用卡特尔自肥并抵制政府控制，二战期间的产业政策指导者则面临财阀和军方领导的交互压力，无法提供全面的协调和合作。各行业的“统制委员会”忙于赚大钱，以利于大财阀的方式划分市场范围，并私下同军方做交易而不顾商工省和企划院的指令。而由于不同军种之间的矛盾和军方对民间卡特尔的不信任，军方常常不让重要物资进入流通渠道，而将其储存在自己的仓库里，以此来破坏政府的统制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政府真正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却是在盟军占领下，也即当盟军最高司令部将权力移交给它之后才实现的。事实证明，直到来自日本军部的控制被完全击碎，并且实现力量对比决定性地偏离财阀而有利于经济官员之前，“经济参谋本部”是不可能释放社会发展的潜力的。

至此，那些曾经参与制订战后工业政策的人在付出高昂的学费后终于明白：单靠国家控制或者企业自我管理的任何一种办法都难以充分实现经济协调和合作，所需要的是在相对民主的框架下将两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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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boutiquejap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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