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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中国一个家族的千年故事会是什么样?

曾梦龙2016-09-27 19:00:07

“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朝代和皇帝,而应该是这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之中的一个家族。”

作者简介:

秦家骢(Frank Ching), 1940 年 12 月 13 日生于香港,后移民美国。毕业于纽约福特汉姆大学英国文学系,后入纽约大学哲学研究所就读。 1970 年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学习。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他在《纽约时报》国外新闻部任中国地区专家。 1979 年,受《华尔街日报》派遣,在北京建立办事处,成为最早一批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之一。 1983 年,他辞去职务,从事家族史写作,历时五年完成。现居于香港。 

书籍摘录:

第二十五章 我的父亲:法界先驱秦联奎(节选)

家中宠儿习法政

两年前,港九马路上常见一位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老人,他身着唐装,头戴毡帽,手里提个藤箧,踽踽独行,神情落寞,这便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大律师秦待时(秦联奎,号待时)先生。

这是 1960 年刊登在香港《春秋》杂志上的一段文字,准确地描述了我所知道的父亲形象。他是一个古怪、忧郁、多病、爱发脾气的人,到了晚年还有多疑的毛病。我了解的几乎只有他性格的这一面,必然也是我记得最清晰的一面。我出生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虽然大家说他在我小的时候很溺爱我,但是我对他唯一清楚的记忆,却是一个很少跟自己的孩子说话,甚至连他们有没有上学也不知道的老人。占据这个老人全部思想的,是他对自己的众多身体疾病和暗暗逼近的死亡阴影的猜疑和恐惧。

不过,就像杂志文章所展现的,我的父亲远远不只是我所看到的那个苍白的影子。该文作者形容父亲说:“秦律师是位聪明绝顶的人,又极富正义感。中国司法界自有律师制度以来,他领到的律师执照是第七号,牌子最老。”

我的父亲在 1959 年 1 月去世,过了二十多年,我才开始把他的生平拼凑出来。我的资讯大多来自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可是,因为父亲比母亲大了二十七岁,所以他的早年生活有很多连她也不知道。后来,主要是通过阅读 1912 年开始的旧报纸,我才终于填补上了空白。

秦联奎,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初四日,出生地可能是在杭州。他是祖父第七个、也是最小的孩子。因为祖父曾在浙江的不同地区工作,父亲从小就能够流利地说杭州话和温州话。尽管他的老家是无锡,但他从未在那里住过,所以不会说无锡话。

秦家驄一家,来自:nextmedia

挑战治外法权

在复杂的环境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法律界都逐步取得了更多经验。〔司法部〕不再授权律师在所属律师公会权限范围以外的法庭出庭。 1919 年,司法部又复查了江苏省,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律师的资格,并要求他们之中的四百到五百名律师重新通过考试。只有担任过三年法官的人才能免试。到了年底,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

父亲是上海律师公会的活跃分子,多次当选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律师公会非常重视保护其会员的权利,反对非会员在任何时候违反司法部的规定出庭。

但是律师公会本身也有些问题。比如在留过洋的律师和在国内读书的律师之间,或者在来自不同省份的律师之间,都存在着派系摩擦。再如,有那么多会员不愿意参加律师公会召开的会议,以至于有许多次因为达不到法定人数而开不成有效会议。公会章程规定出席会议的人数必须达到半数以上才能开会。公会曾不止一次地求助于公会以外的人。例如 1925 年 3 月,公会召开领导改选会议。最初到会的人员比法定人数少四人,后来有四个会员赶来了,达到了开会的法定人数,但是中途又有四名会员已经走了。由于公会章程里面没有不准离席的规定,父亲和另外三名领导成员决定选举照常进行。事后,公会写信给最高法院,询问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答复是有效。后来公会章程做了修改,把半数以上的法定人数改为三分之一。修改以后要凑足有效会议的出席人数,仍旧存在很大困难。

民国律师,来自:bjguoxue

尽管公会里存在派系之争,但对一个问题,几乎所有会员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结束外国人在上海享有的司法权。在清朝统治的最后数十年里,列强加剧入侵中国,而民国时期的特点则是不懈努力地击退列强。 1918 年,父亲被指定参加一个刚组成的九人委员会,任务就是研究与政治上很敏感的治外法权密不可分的问题。在中国的领土上存在外国法庭,这被认为是民族的耻辱,遭到不单单是律师还有学生、工人、商人的一致反对。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加入了协约国集团,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让中国人产生希望,以为列强会放弃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然而,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却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权益移交给日本,导致  1919 年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席卷全国的游行示威活动,被称为“五四运动”。上海律师公会支持了学生的抗议活动。

每次遇到机会,律师公会必敦促当局对会审公堂采取行动。 1922 年 9 月的一次司法会议上,律师公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无条件地把会审公堂归还给中国掌管。它指出,没有一个条约规定了会审公堂要由外国领事掌管,而且中国会审官所做的只是在外国陪审官达成的决定上签个名,所以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维护国家的权益”。

当律师公会正在谋求摆脱外国对中国法庭的操控时,这个国家继续遭到派系之争的破坏。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很快分裂,他们企图控制北京政府,遂与地方势力结成联盟,形成奉系、皖系、直系三个主要派系。 1922 年 8 月,旧国会再次在北京召开会议,试图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此时,又一个军头希望国会能赋予他合法地位: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想让国会选举他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父亲的妻兄许大夫再度以议员的身份参加了国会。曹锟一伙人向议员施加压力,要他们投曹锟的票,但是有几百名不肯支持他的议员逃到了南方。 1923 年 7 月,他们企图在上海召开国会与之抗衡,但因不足法定人数失败了。最后有些人向曹锟屈服,回到北京投了他的票。许大夫一直留在南方,和他的妹妹同住苏州,在政治上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他的余生。看起来父亲可能在 1923 年前往北京与许大夫会和,当挫退曹锟的努力失败后又和他一起逃到上海。或许是由于早年的这些经历,父亲后来极力避开政治,拒绝了所有要他担任政府官职的邀请。他也告诫他的孩子们不要介入政治。

袁世凯,来自:secretchina

收回会审公堂的运动,拖拖拉拉地持续了许多年也没有多大进展。列强在原则上同意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同时反过来要求中国对其他问题进行谈判,例如扩建和改善港口,增大公共租界的范围等。然而, 1925 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为解决会审公堂的问题的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那一年,上海的几家日本纱厂工人举行了几次大罢工。 5 月 15 日,一个叫顾正红的中国人被日本领班开枪打死,结果引发了 5 月 30 日大学生在公共租界的示威活动。缠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

在他们外国上司的命令下,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十一人。这起惨案促发了一系列学生、工人、商人的抗议活动,使上海瘫痪了好几个月,并且很快波及了其他城市。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五卅运动”的事件,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他们不仅要求惩办杀人元凶,而且要求解决造成社会不满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外国人主导会审公堂,以及外国人垄断对公共租界的管理这两点。

外国律师必然抵制把会审公堂归还给中国掌管,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远东美国律师协会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反对把会审公堂交还给江苏省政府,宣称管理省政府的不过是以孙传芳大帅(直系军阀)为首的一群军人。声明说:“在过去两年里,所谓的江苏省政府已经以万花筒般的速度易手四次。孙大帅掌权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如果报纸上的消息可信,他很快将会被想要控制上海公共租界周围富庶地区的其他军阀首领取代。”美国律师接下去说,上海的中国居民对会审公堂的信任超过对中国的司法机构的信任。

五卅运动,来自:todayonhistory

美国律师的声明让中国人十分气愤,因为它讲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局的真实情况。地方当局的确不大理会中央的指令,而且自 1921 年以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府,均声称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军阀掌权的北京政府和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军政府。孙中山没能得到列强的承认,他继续和在北京掌权的人打交道,而不论这人是谁。 1921 年,另一个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者出现了,那就是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到 1924 年,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以推翻北洋军阀。

美国律师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即 1926 年 7 月 18 日,父亲和上海律师公会的另外十二名会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后也发表了一份强硬声明,不仅要求恢复中国对会审公堂的管理权,而且宣称不应给予外国律师出庭的权利。律师公会的声明说:“外国律师不懂中文和中国法律,因此不许在中国法庭执行业务。使用译员既浪费法官的宝贵时间,有时也会引起误解。”此外,声明还说,不应允许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律师出庭,因为如果他们行为不端,法官又不能对他们实行纪律制裁。他们问道:“难道我们要以牺牲公正及中外友好关系为代价,去保存一百个外国律师的利益吗?”他们给美国国务卿和美、英驻北京的大使发去电报。与此同时,外国律师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敦促他们的大使不要向中国方面让步。

在上海律师公会和其他团体,特别是上海总商会的压力的推动下,外交部在那一年 8 月成功与外方达成协议(即《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规定自 1927 年 1 月 1 日起,由上海临时法院取代会审公堂。这标志着中国在争取结束外国控制的漫长过程中前进了一个阶段。不过,从新建立的法庭名称可以看出,协议所做的规定是暂时性的。根据协议:除了属于各国领事裁判权的案件外,公共租界内的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都由临时法院审理;取消外国陪审官,在审理涉及外国利益的案件时,可以由领事指派一名外国代表列席,这名代表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无权推翻法官的决定;外国律师可以代表涉及外国人案件中的任何一方,但不准代理涉华案件。协议明确说明,临时法院可以暂时存在三年,如果三年后双方没有达成最后解决办法,这份协议可以继续施行。收回司法权的问题,这次至少暂时得到了解决。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来自:wikipedia

会审公堂的结束使中国朝着真正的独立前进了一步,但是它又衍生出了其他问题,比如服装。按照规定,中国法官和律师出庭时必须穿一种特别式样的袍子。临时法院建立以后不久,一个叫科维(Covey)的英国律师出庭,和中国法官进行了以下对话—

法官:你为什么没有穿中式律师袍?

科维:因为我不是中国律师。

法官:那我就不能听取你的发言。

科维:我是不是要这样理解 —因为我身为一名英国开业律师,允许我在英国法庭上只能穿英国律师袍,且规定我不能穿着它或其他袍子出现在英国以外的任何法庭,所以我被拒于这个法庭的辩护之外。……我别无选择,只能服从阁下的裁决。

科维的译员:我能向科维先生的委托人讲话吗?

法官:不能。因为我不能承认你是一位没有穿中国律师袍的律师的译员。

题图来自:ti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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