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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在性取向这件事上,宣扬“我们天生如此”并不完全正确?

文化

为什么说在性取向这件事上,宣扬“我们天生如此”并不完全正确?

Shamus Khan2016-06-28 23:13:30

事实上,每个人的性取向与同性恋者并无不同:都是由欲望引发,被社会所塑造。

编者按:
这是好奇心日报连续第三年推出 6 月 LGBTQI 骄傲月专题。
去年 6 月,美国最高法院以 5 比 4 作出判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粉红经济、看好这个人群的市场,同时通过表达对这个人群的支持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但在今年 6 月,一家奥兰多市的同性酒吧发生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枪击案。
对于 LGBTQI 群体来说,一切没有想象中这么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今年,我们的 LGBTQI 骄傲月报道试图把视角放得更大一些。我们不止会继续关注这个人群,也关注广义上的性别问题,而这往往也是最后形成性取向,产生 LGBTQI 群体的前提。

在骄傲月期间,我们会陆续推出 5 篇文章。这是这个系列的第四篇,来自好奇心日报的合作伙伴 AEON。

作者 Shamus Khan 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精英。他是 2011 年出版的《特权》(Privilege)一书的作者,并且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和《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等杂志撰写文章。目前他居住在纽约。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2015 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对于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运动来说,这项判决是一次重大进步。在争取婚姻平等的过程中,支持者一直将他们的境遇与非裔美国人遭受的压迫(比如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或者合法的种族隔离)联系在一起。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民权运动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

非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将我们关于遗传差异和生物学差异的说法斥责为种族主义和纳粹科学的遗产,但婚姻平等运动却接受了生物决定论。而在身份认同的生物决定论普及的过程中,男女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这些人提出的观点是,性取向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天生决定的。让美国人接受这一观念并不容易。1977 年,关于这一问题的首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只有 13% 的美国人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即使到了 1990 年,也只有 20% 的人认为性取向是一种先天生物学特征。不过从 2011 年开始,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数出现了迅速增长。今天,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男女同性恋是天生的。对“天生如此”(born that way)观念的支持带动了对同性婚姻的支持。

当地时间 2015 年 6 月 26 日,美国华盛顿,白宫被点亮彩虹色灯光,纪念最高法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性取向生物决定论的兴起被视为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大胜利,但它对我们的公共舆论而言却是一大损失。同性婚姻之战取得了胜利,但其他更具挑战性的战役仍然摆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的面前。要想解决这些挑战,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必须放弃他们所虚构的童话。生物决定论这一错误观念具有很大的危害。它使同性恋群体中最危险的一些成员(如跨性别者)被边缘化,限制了我们谈论如何打造良好公正社区的能力,也使许多人对我们自身和这个社会产生了误解。

在 2015 年,“天生如此”口号所服务的是一项进步事业。不过,如果你以更具历史性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你就会产生一丝忧虑。生物决定论曾长期为压迫性和毁灭性力量服务;对于经历过这种恐怖的数百万人来说,其突然获得的“解放者”身份着实令人吃惊。仅仅几十年前,遗传性差异还是确定个体身份、决定个体去留的一种手段。纳粹科学致力于发现反常的遗传性差异,包括犹太人、同性恋、吉普赛人、有色人种、精神疾病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天生如此”的特点。

对纳粹分子来说,基因的不可改变性要求他们实施灭绝计划;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下,遗传性的“差异”却要求人们采取接纳态度。二者都以生物决定论作为其前提条件,认为基因决定了个体身份,为此,他们必须灭绝或者接纳具有特定基因的个体。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持有遗传决定论的社会活动家都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要想让人们理解性取向是由基因决定的,不仅需要社会活动家的宣传,还需要学术研究的参与。第一次重要突破来自 1990 年,当时加利福尼亚萨尔克生物研究学院(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神经生物学家西蒙·莱沃伊(Simon LeVay)解剖了 41 具尸体,包括 19 名自称同性恋的男性、16 名直男以及 9 名女性。莱沃伊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深入解剖。之前的研究结果显示,老鼠的大脑细胞群 INAH3(下丘脑第三间位核)与性吸引力存在关联。雄性老鼠的这个区域比雌性老鼠大得多,因为同雌性相比,雄性老鼠胎儿接触到的睾酮水平较高。莱沃伊认为,如果这个区域的大小与吸引力相关,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同性恋男性的 INAH3 比直男小。

莱沃伊研究的同性恋男性和三分之一的直男死于艾滋病。这种被称为“同性恋瘟疫”的疾病促使全世界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探索性欲望的特点。其中一些人考察了同性恋群体的社会生活,这使社会活动家们对于同性恋隐秘生活的曝光感到担忧。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同性恋行为是不自然的,认为性放荡是不正常的。让人们注意到内城贫民区同性恋群体的性自由特点,对那些患病和垂死的同性恋者是没有好处的。

不过,如果同性恋是一种由生物学决定的身份,那么人们就很难指责那些垂死之人了。莱沃伊的发现促进了舆论的转变,其研究结果于 1991 年刊登在全球顶级科学期刊《科学》上。莱沃伊发现,同直男相比,同性恋男性 INAH3 的大小更加接近女性。这是人类从生物学角度理解性取向的一个重大进展。

西蒙·莱沃伊所著书籍《Gay si nasce? Le radici dell'orientamento sessuale》

图片来源:www.libreriacortinamilano.it

然而,莱沃伊对他的发现却非常谨慎,他警告人们不要过度解读他的研究成果。他在 1994 年接受《发现》杂志采访时表示:“我必须强调一下我没有发现的事情。我既没有证明同性恋具有遗传性,也没有发现影响同性恋的基因。我没有证明男同性恋是天生的……”不过,这类发现的社会影响力是很诱人的。1993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遗传学家迪恩·哈默尔(Dean Hamer)及其同事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同性恋基因的存在证据。哈默尔发现,男同性恋的母系亲属比父系亲属更有可能具有同性吸引力。他认为,X 染色体上一定存在某种激发同性吸引力的因素。哈默尔还发现,同性恋的兄弟在 Xq28 基因上有可能具有相同的 DNA 标记。

警惕消失了。遭受道德败坏指责和艾滋病困扰的同性恋男性获得了一个战斗口号。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他们母亲的错。他们“天生如此”。最终,这个口号跳出了科学期刊的范围,扩展到了全球运动之中,甚至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颂歌。2011 年,Lady Gaga 的歌曲《天生如此》(Born This Way)至少在 23 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同名专辑的销量超过了六百万份。这首歌像催眠一样,将“天生如此”一词重复了 27 次,以赞美男女同性恋运动中的正统信仰:

你天生如此
无所谓男同 直男 双性
女同 或是跨性人生……
Lady Gaga 的歌曲《天生如此》(Born This Way),图片来源:www.by-time.org

问题是,事实上我们并非天生如此,因为基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比如说,我父母的身高都是 160 公分。不过,我的身高不仅是由基因决定的,还受到了生长环境的影响。我的父母生长在发展中国家,而我则是在纽约长大的,这里粮食充足,各种疾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由于这些条件,我比我的父母足足高出了 24 公分。

最基础的生物入门课程中有一个最简单的生物学常识:基因的作用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自然和社会科学家都很熟悉这个道理,他们反复提及这一结论,包括在谈论性取向的场合。2002 年,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学家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和耶鲁大学(Yale)的汉娜·布吕克娜(Hannah Brückner)在研究“同性恋基因”假设时发现,基因表达的确会影响同性吸引力,但这种影响只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成立。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生物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不仅容忍了一个谎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对其进行了宣传。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动摇性取向的基因决定论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性取向不是先天决定的,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对许多人来说,答案很简单:它一定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同生物决定论的谎言相比,将性取向看作一种选择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政治危害性。它意味着 LGBT 人群必须抵抗社会关于其道德败坏的指控,他们必须明确指出其行为与一夫多妻、恋童癖和恋兽癖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种令人不堪的情况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辩论双方将自己逼进了死胡同里。为了回避关于 LGBT 性表达合法性的讨论,社会活动家认准了生物决定论这一巧妙的说辞。为了反对这种观点,LGBT 群体的批评者抓住了自由选择这一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我们被纯粹选择的天真幻想和荒谬虚无的决定论束缚了手脚。

还有另一条道路。对于那些希望所有人无条件地将性取向看作简单自然现象的人、以及将 LGBT 群体视作道德败坏的症状和源由的人来说,这条道路并不让人满意。不过,这种观点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性取向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本质。欲望也许是由生理驱动的,但它需要沿着人类文化的轨道前进。

学术界将“行为通常既不是先天决定的,也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一思想称为“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对知识阶层来说,种族和性别都属于这种建构主义,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的肤色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吗?基本如此。不过,这远远无法得出种族属于生物学属性这一不实结论。将肤色和身体特征的差异归因于“种族”的过程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奴隶贸易及其后果、殖民、科学分类法。如今,这种划分方法也在发生着改变。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总统,种族的潜力和内涵正在发生变化。最近弗格森、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发生的事件,以及反对政府粗暴对待美国黑人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依然在不断重塑和改变着“种族”的含义。

2016 年 5 月 23 日,美国巴尔的摩,曾引发美国巴尔的摩骚乱的非洲裔青年格雷致死案 23 日首次宣判,涉案警察之一爱德华·尼罗被判全部指控均不成立。爱德华·尼罗抵达法院出席宣判,民众聚集法院外示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学者试图证明我们眼里的某种自然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时,他们往往会讨论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如果种族是一种由生理决定的属性,那么它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应当是相同的。不过,古希腊人并没有“种族”的概念。他们在解释人类差异时,往往将其与环境联系起来,认为不同肤色是由不同的冷热状况导致的。直到欧洲人开展地理探险和殖民,并且建立起科学分类体系,我们才开始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种族,并将这些种族类别看作生物遗传的产物。

同古希腊时代相比,人类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许知识的积累使我们更加接近种族的真相,这种真相是我们的祖先没有觉察到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出神奇的遗传学及其科学力量。为了评估这一命题,学者们考察了不同的文化。他们发现,不同社会的种族观念是不同的。以巴西为例:巴西人的一个普遍观念是“钱能将人洗白”。当巴西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时,他们(尤其是他们后代)的白人属性也会增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怎么能改变他的生物属性呢?对此,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是,种族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建构。

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特征不重要。基因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关键,我们不应该否定基因的影响。当学者说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时,他们并不是在说不同性别之间没有生物学差异,或者生物学对行为没有影响。他们想表达的一部分思想是,基因的含义是通过人类文化表达的。在 16 世纪,霍尔拜因(Holbein)将亨利八世国王(King Henry VIII)画成了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形象。不过,呈现在现代人眼前的亨利八世却穿着紧身裤和短裙。如果我现在穿上这身衣服,人们一定认为我穿的是女装。

霍尔拜因所画的亨利八世国王,图片来源:Wikipedia

性取向是一种生理上的欲望,它的表现形式则由社会来建构。在这种建构中,一部分欲望转变为了爱情。

往前追溯一代人的时间(约 30 年),无论男女都认为,各种家务事绝对是属于女性的。而现在,尽管男人仍然比女人干的家务活少,但如果不照看孩子的话就会成为逃避男性责任的行为。男性表达方式乃至男性行为较少受到“雄性”遗传因素影响,反而更多地取决于男性概念的文化逻辑。假设可以使用魔法把他们挪移到其它时空,大部分现代男人将很难有恰当的男性行为表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雄性”本质出了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在社会表达方式中,他们的 Y 染色体不是植入进了 DNA,而是植入到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属性里。

种族和性别已经被广泛接受为社会建构,而性取向却有着相对特殊的状态。学者们常常在口头上承认性取向也是社会建构的一种,但在舆论中却从不会公开质疑生物决定论,或许,他们也许是为了不破坏同性恋权利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吧。

就像在种族问题上一样,历史与文化差异的基本方法颠覆了生物决定论在性取向方面的定位。如果性别认同是由生物学来决定的,那我们就应该追溯历史,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出那些如今被定义为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证据。如此探索一番,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同性之爱”其实相当稀少——我把这种“同性之爱”定义为永久性的自我定义的同性吸引力,它构成了差异化的社会认同。我想把这些称为“酷儿性”(queerness,queer 是一个特定称谓,指同性恋及相关族群,译注),有关于此或有关于那些不符合现代标准的性表达方式,我们肯定可以找到无数事例。这其中既包括同性性爱乃至情感关系,也包括娈童、多配偶、泛性恋、变性以及“第三性别”——作为一个现代美国人,这其中很多存在是我也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既然同性之爱可以看作一种酷儿性,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子范畴。几乎可以说,同性之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表达方式,通常出现在现代西方世界中;这种存在可以充分质疑生物决定论的说法。

或许有些人会想起希腊人,他们在历史上也有同性爱存在。然而事实上,他们的性表达方式可能会让大部分人觉得反感,因为那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同性之爱,而是娈童(希腊语 παιδεραστία,意为“对男孩的爱”)。在当时,成年男人会加入到有少年男孩子的性工会中,并在这里很有代表性地履行他们所认为的“男性”或“主动”的性别角色。被动性别角色则通常都会限定在从属人群中,即少年或女性。他们的关系并不只局限在性关系上,而是也包括了对这些年轻男孩的道德与文化教育。一旦这些少年长大,他们之间性方面的关系往往都会中止。至于宣称这种一时的娈童现象是不可变的、永久的同性之爱的历史证据,其实它最多不过是一种牵强附会而已。

位于时为古希腊殖民地的意大利帕埃斯图姆(Paestum)墓室内的古希腊少年爱壁画

图片来源:Wikipedia

然而我们确实在很多文化背景中都发现了这种娈童现象。它存在于摩尔人时期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地区、整个中东地区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共性或许会让一些人相信,它是一种基本生物性驱力的体现,然而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对古希腊人而言,娈童是道德教育的一种方式,既可以包含性行为,也可以不包括,并且这种方式通常来说都只限于针对男孩而不是男人;在古代中国,娈童更多地只是性交易的一种;而对于罗马人而言,娈童的对象只能是奴隶,这是一项严格规定,如果违背将会导致非常极端的惩罚。在这些事例中,基本上成年男性间的性关系都是被禁止的。我们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域发现了各种性行为和性关系,却几乎从未发现过对于同性之爱的社会认同。

如果说这其中确实存在什么生物学上的共性的话,那就是性欲望了;这种欲望的轨迹——指它如何表达、有何意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体现。言下之意就是说,性取向是一种生理上的欲望,它的表现形式则由社会来建构。在这种建构中,一部分欲望转变为了爱情,一部分则变为了娈童,还有一部分则转变为权力,通过性主导(及被主导)或多妻制来实现。想得再激进一些,其实对于爱情而言没有什么是天生的,尤其是当它作为婚姻基础的时候。不过更广泛地说,其实对于人类性取向而言,也没有什么是“标准的”,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确实,很多同性恋都会标榜他们“总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宣称他们在性别意识觉醒的时候就明白自己是同性恋。这难道不能成为生物性驱力的有力证据吗?那也未必,因为它同样符合以下说法:即性取向是生物学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点我们从人生一开始就在体验。在我们思考社会建构的时候,有两个常犯的错误,一是想象某些事情是社会建构,因此不会真实存在,二是社会建构可以轻易改变。金钱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价值与意义并不是出于本身的固有性质,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一张一美元纸币在物理意义上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它的价值是基于我们共同承认它这一事实。如果你觉得社会建构中的事物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话,那我提议,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怎么样?你并不打算这么做,原因就在于,尽管金钱或许也是社会建构的一种,但它还是会带来很大的物质影响;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大部分社会建构。

我们的生物特性往往比我们的社会建构更加易变。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分配,选择留不留头发以及头发的颜色;我们也可以增加或消除、加强并实现让人变年轻的根本性转变。我们能长胖或变瘦、变强壮或变柔弱、留指甲去美甲或者剪掉指甲。当然,我们还注定会变老,但即使这个过程中的体验以及它的影响,也已经被我们改变了。

社会建构则是另外一回事,它的转变需要无数人进行变动,而在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会自行坚守在自己当前的位置上。如果我经常穿戴成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样子,也不太可能转变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男子气的概念。并且,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在足够大的舞台上进行展示,即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来做这件事,最后他也更可能认定自己出现了心理问题,而不是转变了公众对于男子气概念的共同理解。

当然,社会建构是会改变的,它们其实一直在变化中,只是我们很难察觉。“同性之爱”的形成,以及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形成,就是性取向结构的逐步转变。同性恋不再像以前一样,是男人女人们所进行的一种行为,而是已经成为“是不是这种人”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同性恋从一个描述某种特定行为的形容词,演变为了用来表示一类人的名词。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包容性的、不可变的身份认同。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 19 世纪晚期和整个 20 世纪得到了缓慢的发展,一部分则在艾滋病危机中得到了促进,这场危机对于 20 世纪晚期城市亚文化中的某些性行为有着致命打击。不过,要想明确地定义出这一过程的来源、起因、事件或相关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性关系的存在是通过社会繁殖来构建社会的关键所在,因此同性婚姻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所处的立场就很微妙了。“天生如此”是一句简单的口头禅,可以无视我所概括的观念与质疑。不过这种说法也有危险,因为接受生物决定论所编造的谎言,将会危害到我们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亲密关系的一贯误解。是我们虚构出了浪漫的爱情、同性之爱,以及其它所有类型的关系。这并不会让这些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或显得不真实。然而我们这种发明并不包括在生物学的天性之中:它们其实是我们人生中生物性与社会秩序间对话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这种更加准确的理解,那么很容易就会忽略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是生物学决定了我们的表达方式,那就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改造世界了——从我们作为现代人类(Homo sapiens)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切就已经决定好了。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性取向也是社会建构,就将会开启有关生命中最重要方面的必要讨论。 我们和什么人有性亲密关系,怎样亲密?我们要怎样对待性行为带来的后果(子女和健康)?谁来负责孩子在社会中的生活、成长以及教育问题?性关系的存在是通过社会繁殖来构建社会的关键所在,因此同性婚姻有着重要意义。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并没有进行过太多这方面的对话,事实上,生物决定论帮我们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在大量社会问题的压迫下,如果我们不承认人类状况(包括性取向)的现实,在相关讨论开始之前就进行封锁的话,就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其中有些问题被直接运用在了同性恋权利运动中。很多人可能会被称为 LGBT 社群的成员,对他们来说,结婚并不是最要紧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存在还没有实现基本的尊重才是。有些同性婚姻支持者出于政治目的提出了一些错误甚至危险的言论,这完全无法帮助到 LGBT 社群中的大多数边缘成员。从生物决定论的角度来看,我们该怎样了解跨性别者和变性人?又如何去理解那些生物学特性与自我感知不相符,以及在生物学表现上与我们界定的有限类别不相符的人?

如果性取向不是天生的,而是可变的,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去支持我们认为有价值的那些性习惯和性别认同,同时谴责各种让人反感的性倾向。这开辟了保守派反对同性恋的空间。那就顺其自然吧。因为我也想借这样的空间强烈地反对娈童,即使它曾经在很多社会文化中被接受,也并不能改变我的态度。我反对的原因是,娈童是建立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上的,它缺乏平等的共同意愿,而这同样可以用来支持人们接受 LGBT 群体中值得肯定的一面。

我所关注的问题其实和保守派反对同性恋一样,那就是自由主义者其实是对一个伪科学的虚假偶像给予了信任。自由主义者应该在如何有益社会的范畴里与保守派展开对话。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就可以让保守派贡献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选择权,开始认可社会的存在以及它的价值。然后每个人都会接受他们的性取向与同性恋者并无不同:都是由欲望引发,被社会所塑造。

翻译 熊猫译社 刘清山 乔木

题图来源:豆瓣focus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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