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万物简史」皈依者沈福宗的跨文化环球之旅
作为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沈福宗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记取。
直至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还在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如果沈福宗不是病逝在归国的途中,而是平安返回了中国,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而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会为之改观吗?
虽然利玛窦们也蒙获皇帝们的召见,上达了天听,而且为了更好的传教效果不惜入乡随俗,不仅局部修改了基督教的礼仪,还根据中国人习惯的文本和话语环境对教义的诠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中国化,但总体说来他们的传教事业没有取得预想中的结果。徐光启的皈依或许代表了传教士们在儒生集团中的阶段性胜利,但就草根层面而言,民众们一直没有涌现出踊跃入教之情。
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们开始启动另一条和平演变的路线,发起对沈福宗等民间皈依者进行海外培训的工程,希望他们在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度里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并在学成归国后发挥“海归”的巨大影响力,将传教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沈福宗来自南京一个医生家庭。他的跨文化环球之旅于 1681 年 12 月初在澳门启程,那一年他 23 岁。带领他们的耶稣会士柏应理来自弗兰德,那年 58 岁。原定一起出发前往欧洲的有 5 名中国人,但启程时只剩下二个人。当他们赶到巴达维亚时,已经错过了当年的季风和航海季,只能在当地待上一年等来年再出发。在这个过程中,沈福宗唯一的中国伙伴失去了耐心和勇气,选择回到中国。到最后只剩下沈福宗一个人选择和柏应理导师一起去欧洲。
经过一年零一个星期的漫长旅程,柏应理和沈福宗乘坐一艘荷兰船只来到了安特卫普。作为当时仅见的“皈依上帝的中国人”,在柏应理的带领和陪伴下,沈福宗迅速成为社交界的名人。随着他对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的掌握,越来越多的上流社会乃至宫廷的大门为他敞开。他依次成为法王路易十四和英王詹姆士二世等人的座上宾,直至觐见教皇本人。为了更好地观察他到底如何使用筷子,法王路易十四曾两次设宴款待他,而詹姆士二世则命人给他绘制了画像。
但如果认为据此认为沈福宗只是扮演了一个社交红人的角色,仅仅起到了满足西方上流社会猎奇心理的作用的话,那其实是对他作为文化使者地位与作用的贬损。柏应理最为后人所知的文化事业是翻译《大学》、《中庸》和《论语》,并将其合集成一本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书出版发行。虽然柏应理谙熟中文,但他显然需要一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帮助他核查史实,补充细节,并对拉丁译文进行校对。在这个过程中,沈福宗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此外,有段时间沈福宗还被“借调”到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帮助馆长托马斯·海德整理来自中国的书籍,工作内容包括编制目录并在封面上写出内容提要。博德利图书馆 1686—1687 年账目中一条总值为6英镑的记录(为给中文书籍编目的中国人提供食宿)为此提供了佐证。
1692 年,沈福宗在从里斯本返回中国的途中去世,未能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耶稣会神父回国传教的理想。不过,作为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沈福宗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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