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一个物品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商品，一个物品如何促进全球化，一个物品又是如何实现全球化制造？「万物简史」这个栏目将从“物品”出发，去看这些“物品”如何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并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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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危险的事件出现之前，港口与城市的共生共荣关系曾被视为天经地义之道，其证据之一便是跑码头，讨生活可以在各主要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版本。

世界因贸易和交换而连接，港口因其地缘便利，天然拥有集聚资源发展经济辐射海内外的优势，也因此吸引各路资本和人群前往，以港兴城，以城促港的良性循环屡屡展开。全球各主要经济带和国际性大都市均沿各国重要港口枢纽兴聚发展，即为港城互利共生之明证。

综观世界各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以临港经济为枢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是一个惯常路径。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来看，港城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港口和城市共居一地，工业、商业、港口活动和人类居住混杂在一起；第二阶段，美国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欧洲自 70 年代开始，临港产业开始搬离城市，港口和城市开始分离，城市由一个生产、消费、交换、运输中心演变为社会的综合中心，原在市中心的港口设施逐渐被废弃；第三阶段，在市中心的港口区域再次复兴，一些休闲娱乐功能、科技功能被引入这些老港区。

中国港口城市和临港经济的发展，在第一、二也大体遵循了此一路径。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重心地区多为海港城市及其附属地带，及至改革开放年代，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此一特征更加明显。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特大城市密集出现的地带，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绵延城市带，这些城市群和城市带对促进当地经济的融合与产业合理分工布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

不过在看到中外临港经济发展和港城共生共荣此一共性规律的同时，也应看到临港经济在中国发展时由于中国特有的政经结构和发展时段所被赋予的中国特色。

具体而言，在临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以上海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港口城市的发展与国外毫无二致。等到了第二阶段，与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在此一阶段港口与城市也呈分立发展的特点，但原因并非是临港产业搬离城市，而是因为有意识地加强工业化和抑制城市化，或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由此导致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人为分离。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后，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战略开始启动，中国的港口与城市发展也开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中国模式，其分分合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特色的土地经济的驱动。

在改革开放的前半程，由于旧城改造的需要，港口城市纷纷出现城内产业向港口集聚的趋势，以便为城市自身的发展腾出空间，不过由此导致的港城分离也弊端渐显，一方面是城区的产业空洞化，一方面是临港开发区的孤岛现象，也因呼吁此港城融合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后来随着城区土地利用空间的日益蹇促和临港产业集群的日益勃兴以及相关开发区类城市功能的日渐完善，城市化和工业化合流、港城融合协同发展的势头渐次出现并成一时潮流，而尤以环渤海地区为盛。与此相伴的是各临港开发区纷纷改换门庭为新区，此前过渡性质的管委会模式也让位于功能齐全的新区区委区政府模式，天津滨海新区的横空出世即为先例。

吊诡的是，此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再度合流，恰逢沿海经济带勃兴下的临港重化工产业大发展的时刻。城市发展边际的扩大及其与重化工产业集聚区的交汇，无疑增加了城市生活的风险系数，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四万亿”计划向重化工业的倾斜、地方政府固有的 GDP 指标情结和招商引资竞夺战、相关部门重引进轻管理以及安监部门和规划部分的推诿扯皮，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何走出化工围城困境，求得生产发展和生活安全双赢之道，重塑人们对中国特色临港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心，将考验各方智慧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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