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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记者追踪斯诺登:去年夏天他在香港做了什么

文化

79岁记者追踪斯诺登:去年夏天他在香港做了什么

许悦2014-06-23 18:00:00

79 岁,前《华尔街日报》调查新闻记者,写过《好莱坞的金钱法则》和《肯尼迪暗杀日记》等畅销书,目前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爱波斯坦一路风尘仆仆从纽约转机东京抵达香港并将停留 12 天,调查1年前斯诺登在香港的来龙去脉。

1年前,莫斯科机场挤满了等待斯诺登的记者

“我是免费接斯诺登的 case,没有从中赚钱。等到你老到走不动,头发花白,需要两位年轻的护士扶着才能下楼梯的时候,你想起曾经参与过这件事,会非常骄傲的。”

说这番话的人是 Robert Tibbo ,斯诺登一年前在香港的代表律师。在这段肇始于香港并轰动全球的事件中,大律师 Tibbo 被认为是斯诺登在香港期间的核心人物之一。时值斯诺登和“棱镜门事件”一周年,Tibbo 用了一段煽情的话来评价一年前他为斯诺登所做的一切。

6 月 17 日的傍晚,在被连放了两次鸽子之后,《好奇心日报》终于在 Tibbo 的办公室见到了他。这间办公室位于上环一栋不起眼的老式商业大厦里,夹在花店和菜市场中间。推门进去,只觉室内面积狭小,摆下两张大办公桌和沙发之后更显局促,连行走都得侧着身体。两面墙的书柜以及地上都放满了黑色档案夹,也许,其中有一份便是关于斯诺登的。

48 岁的 Tibbo 是加拿大人,膀大腰圆的身材,戴着一副眼睛。90 年代,他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过两年普通话,已经来香港工作超过 23 年。大律师( Barrister )是许多实行英美法的国家都采取的一种制度,事务律师( Solicitor )接到案子后不会亲自上庭为当事人辩护,而是交给大律师,也就是讼务律师出庭。

作为一名专职处理人权问题的律师,Tibbo 对香港应该如何处理难民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 50 年代,香港接受了大量’大逃港’的内地难民,文革开始之后也是这样,但现在香港正逐步失去对被迫害者的同情心和接纳,认为这是在消耗香港纳税人的钱,” Tibbo 说,“但这是媒体渲染出来的,一个那么富裕的城市是应该承担一些人道主义责任的。”

而斯诺登可能是 Tibbo 一生中所造成社会影响最大的客户。2013 年 5 月 20 日,前美国中情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报称病假,带着 170 万份与美国情报工作相关的机密文件,从居住地夏威夷跑到了香港,并下榻在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 1014 号房。

6 月初,斯诺登向英国《卫报》记者 Glenn Greenwald 匿名公开了其中的 20 余万份文件,美国政府对本土和海外国家进行监视的项目“棱镜计划”由此曝光。另外,斯诺登还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思科路由器监控中国网络和电脑。

6 月 9 日,《卫报》网站上的一段拍摄于美丽华酒店房间的采访视频曝光了斯诺登的真实身份。

6 月 10 日,斯诺登离开美丽华酒店,声称在一位“香港居民”的帮助下藏身,并签署声明授权Tibbo与何谢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文浩正( Jonathan Man )为他在香港的代表律师,为斯诺登寻求政治庇护提供法律意见。

6 月1 2 日和 13 日,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林卓敏( Lana Lam )自称通过中间人安排采访到了斯诺登,并刊发了两篇报道。

6 月 23 日,斯诺登乘搭俄航的飞机离开香港,前往俄罗斯寻求政治庇护。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斯诺登告密的后果在全球范围内发酵,改变了各国在外交政治和商业政策上的许多考量和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自己的手机曾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一事极为愤怒,而一些英国人则对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与美国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

在中国,“棱镜门”极大地打击了一些美国技术服务提供商在中国的业务。2013年8,国防科技中心建议应该全面清查以思科为代表的网络设备使用情况,摸清底数,准确评估安全风险程度。而美国移动设备芯片制造商高通的 CEO Paul Jacobs 则承认,“棱镜门”使得高通在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销售、如何互动,高通都要更小心翼翼。

受影响的还包括美国的云服务商。工信部调查发现“棱镜门”对中国企业选择国外云服务商产生负面影响,更多的企业考虑放弃使用国外云服务商。美国云端安全联盟的另一份调查显示,“棱镜门”发生一年里,已经有 10% 的美国海外客户选择取消跟该国云端服务供应商的合作。

而有关斯诺登本身的谜团也从未被真正打开过。

尽管香港有着丰富的接收难民历史,但斯诺登在公开身份后便表示他想去厄瓜多尔或者冰岛避难,而绕道香港显得多此一举,反而容易横生枝节。主导斯诺登在香港所面临的一切法律事务的Tibbo 究竟是如何认识斯诺登的也无人知晓。

另外,与斯诺登同时在香港的,还有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女助手 Sarah Harrison 。斯诺登在港期间,她表现得就像斯诺登的导盲杖,代替他向21个国家提出政治庇护申请,为他获得厄瓜多尔发出的临时旅行文件牵线搭桥,最后陪同她搭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班。为什么维基解密派出的是 Harrison 而不是别人?

有一个人,他决心要解开这些疑问。

5 月下旬的某个夜晚 10 点半,一架来自东京的飞机降落在雨季刚开始的香港。降落半小时后,爱德华·爱波斯坦( Edward Epstein )步出了 B 号出口。爱波斯坦一头银白发,肩膀上挎着一只巨大皮质旅行袋因为里面还装了台老掉牙的 MacBook 而更加沉重。尽管刚结束了长途飞行,但看上去精神不错,唯一抱怨的是他没想到从东京飞香港竟然要 4 个小时之久。

79 岁,前《华尔街日报》调查新闻记者,写过《好莱坞的金钱法则》和《肯尼迪暗杀日记》等畅销书,目前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爱波斯坦一路风尘仆仆从纽约转机东京抵达香港并将停留 12 天,是因为他凭经验感觉,这些先后登场的人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决定前往香港,尽可能地找到这些参与者们。

爱波斯坦上一次来香港是 1991 年,香港对于爱波斯坦来说,已经属于记忆比较遥远的一座城市。早在他启程出发到香港前一个多月,《好奇心日报》的记者便开始了和他的邮件交流。在前后 100 多封的邮件里,爱波斯坦分析了媒体所讲述斯诺登香港故事,分析每一个事件参与者的作用,标出他认为的不合理之处;他列出了在香港希望可以见到的采访对象名单;他也为可能将会碰到的钉子想好了初步的B计划。

从机场抵达尖沙咀美丽华酒店已经是凌晨 12 点半,爱波斯坦被安排到位于13层的房间。一进房门,爱波斯坦就看见了桌面上躺着的一封手书信,信内反复说着欢迎的话,落款人是美丽华酒店的公关 Jakub Lewandowski 。在爱波斯坦到来之前,《好奇心日报》的记者曾经协助爱波斯坦预订美丽华酒店,爱波斯坦因此曾经与本身来自波兰的 Lewandowski通过邮件。显然, Lewandowski 的信说明了美丽华酒店已经对爱波斯坦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应对。

爱波斯坦没能住进原先在邮件中与爱波斯坦反复沟通过的 1014 房— 1 年前,斯诺登在美丽华酒店入住的房间。但至少两个房间相似,从大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是尖沙咀繁华拥挤,永不知疲倦的商店街。放下行李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之后,爱波斯坦说,我很难想像斯诺登能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待上 10 天,中间只出去过 3 次,并且 3 个人挤在这里做采访。房间大约有 20 平方米,其实在香港的标准里,这房间也算不上小了。

“斯诺登用枕头堵塞住门缝以防有人偷听,在电脑上输入密码时用一块红色的罩布盖住自己的头和电脑,防止可能存在的隐蔽录像机偷拍。他只离开过房间 3 次,一日三餐都是靠酒店的送餐服务解决,账单上的数字越滚越大。”在《卫报》的文章里,Greenwald 是这么描述 2013 年曾经发生在 1014 房内的一切。

美丽华酒店是爱波斯坦来香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有消息人士曾经告知爱波斯坦,斯诺登在美丽华酒店实际入住日期是 6 月 1 日,而非《卫报》根据斯诺登自述所刊登的 5 月 20 日。如果这种说法真实,那么这意味着斯诺登前往香港前的准备比想象中充分,很可能有什么人在香港接应着他,为他安排头 10 天的住宿。

爱波斯坦在香港的第一夜晚没睡上多久,第二天他早早地起床了,因为 Lewandowski 来找他,想要带他在酒店里转转。Lewandowski 全程介绍着美丽华酒店豪华的设施,昂贵的餐厅,但对于谈论斯诺登没有任何兴趣。可以猜想的是,美丽华酒店早就上下开过无数次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前来打探斯诺登信息的各路人马们。

“看来从 Lewandowski 那里是问不出什么来了。”在香港的第三天,在一家东南亚餐厅内,爱波斯坦一边吃着烤鸡肉串,一边思考道。美丽华酒店的调查似乎走到了死胡同。与之同时,爱波斯坦发给何俊仁和林卓敏要求见面的邮件同样石沉大海。

就在关键人物的突破都毫无眉目之时,Robert Tibbo 回复了爱波斯坦,他同意见面。

爱波斯坦在香港的 12 天里,他一共与 Tibbo 见了 3 次面。两人第一见面中,爱波斯坦并没有收获太多和斯诺登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Tibbo 以不透露任何客户信息的原则为理由而三缄其口。

但在近 3 个小时的天南海北中,Tibbo 还是向爱波斯坦证实了一件事。斯诺登停留香港期间,只有立法会议员,同时也是何谢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何俊仁曾经对媒体公开透露过一些斯诺登的个人情况。何俊仁曾声称他实在 2013 年 6 月 18 日才第一次见到斯诺登,实际上,何俊仁也的确是在很晚之后才介入此事,而且何俊仁在电视采访的表述中有诸多不准确之处。

爱波斯坦采纳了 Tibbo 的说法,那次见面之后,爱波斯坦决定不再尝试联系何俊仁,他相信何俊仁并不真正了解斯诺登事件的内幕,拥有深厚政府关系的何俊仁,只是一个被推出来联系香港政府,安抚舆论的发言者。

除了何俊仁和 Tibbo ,在一年以前,关于斯诺登的信息还依靠着另外几个关键人来完成的,他们分别是阿桑奇的女助手 Sarah Harrison , Harrison 两个住在香港的妹妹,英国商人 Cosmo Beatson ,以及《南华早报》记者林卓敏。


Tibbo 一直拒绝透露他究竟是如何与斯诺登联系上,但从逻辑上推断,彼时杯弓蛇影的斯诺登是很难相信任何人的,包括素未谋面的律师。除非,Tibbo 是斯诺登一位信任的人推荐的。而这位中间人,可能就是付给 Tibbo 律师费的人。

正面询问 Tibbo 徒劳无功这个结果在爱波斯坦预料之中,所以他也同步开始从 Tibbo 的另一个身份-难民权益组织 Vision First 的非执行董事-入手调查。查阅这个组织的网站,会发现它成立于2010年,创始人是一名叫 Cosmo Beatson 的英国商人。Tibbo 称,他和 Beatson 相识已久,Tibbo 一直替许多难民辩护,而这些难民又有相当部分曾经向 Vision First 求助,所以一来二往,他和 Beatson 便熟悉了起来,并于 2013 年 2 月加入 Vision First 。

而 Beatson 所运营的组织面对的正是斯诺登这样的人群,爱波斯坦决定花些功夫了解这个英国人。

结果,有点意外,一连串的人物关系图竟然从 Beatson 指向维基解密的 Sarah Harrison 。而在之前提及的关键人中,Sarah Harrison 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

今年年约 32 岁的 Harrison 是英国人,毕业于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2009 年,从小立志成为记者的 Harrison 在伦敦的“调查新闻中心”( Centre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谋得了一个实习生的岗位。2010 年 8 月,Harrison 被借调到维基解密工作,负责整理阿富汗战争文件的整理。在后来的日子里,Harrison 是逐渐成为了阿桑奇最亲密的助手。

Harrison 并非在香港无亲无故,相反,她有两个分别名为 Alexandra 和 Kate 的妹妹居住在香港,一位从事活动策划,一位是时装从业者。而一位在香港拥有深厚人脉资源关系的人士对爱波斯坦称,其中一位妹妹是 Beatson 的女朋友。

但这段人物关系图中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男主角斯诺登。2013年10月,记者 Sarah Ellison 在《名利场》上发表一篇文章中写道,斯诺登其实在 2013 年 1 月就秘密已经邮件过《卫报》的Greenwald ,说自己有一些关于情报部门的消息。而《卫报》的编辑 Alan Rusbridger 从 2010 年维基解密开始大量发布文件开始便与阿桑奇有联系了。也就是说,斯诺登可能通过《卫报》早已经认识阿桑奇,当然,也顺便认识了 Harrison 。

试想一下,在香港,Harrison 通过她的其中一位妹妹认识了 Beatson ,而 Beatson 在香港人脉颇广,熟悉政治庇护流程,也有一个交好的人权大律师,可以为斯诺登公开身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因此,爱波斯坦认为,斯诺登到香港作为公开“棱镜计划”并非一个怆惶逃跑的随意选择,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爱波斯坦一直很想知道 Sarah Harrison 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香港的,没有任何公开资料能给个明确的说法。他加了 Harrison 两个妹妹的 Facebook ,期待能在状态或者照片里看到“姐姐今天来看我们了”之类的话或者合影,但 Alexandra 和 Kate 的 Facebook 页面上了无痕迹。

线索再次中断,爱波斯坦把目光重投 Tibbo ,发现他和关注人权话题的《南华早报》记者林卓敏也是旧识,林卓敏曾于 2012 年撰写一名利比亚异见人士起诉香港政府,并要求获得伤害赔偿的文章,而这起诉讼的大律师便是 Tibbo 。

外界一直相信,林卓敏是另一位和斯诺登有过直接接触的香港居民。这位出生长大在澳大利亚的女记者,于 2013 年 6 月 12 日和 6 月 13 日分别发表了两篇关于斯诺登的文章,斯诺登在文章里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是如何通过侵入香港政府设置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服务器,监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但仔细阅读两篇文章之后,爱波斯坦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新闻写作习惯的地方—当中没有有关斯诺登衣着、动作、语调的细节描写。对于一名记者来说,如果你真正见过一个人或者曾经打过 电话,你总是想通过细节描写向读者传达现场感。

爱波斯坦很想询问林卓敏采访斯诺登的更多细节,无奈林卓敏连一个“不”字都不曾回过。其后,一位接近《南华早报》的人士在位于中环的“外国人记者俱乐部”( Foreign Correspondent Club )内,向爱波斯坦解释了林卓敏的沉默,那就是《南华早报》对林卓敏下了封口令,不允许她对其他人提起这次采访,否则以开除处理。

听起来一点也不可信,对吗?如果林卓敏真的采访过斯诺登,那么应该有很多新的工作机会向她抛来橄榄枝。再不然,她还可以出书,就像今年 5 月,Greenwald 出版了新书《无处可逃》( No Place to Hide )来讲述他采访斯诺登前后的故事一样。总之,这条封口令没有多大束缚力。

最后还是在 Tibbo 的帮助下,5月末的一天,林卓敏出现在了约定的地点。林卓敏对爱波斯坦坦言,她其实并没有真正见过斯诺登,文章是 Tibbo 写好之后交给她修改的。于是乎,林卓敏为什么不愿意跟人谈及这次采访也有了答案。


6 月初,爱波斯坦的归期已至,在前往机场的出租车上,他对《好奇心日报》记者说,此趟来香港,带来的问题回答了一半。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 Harrison 何时来的香港,斯诺登离开美丽华之后住在哪里,还有谁是背后的资金支持者,都没有答案。

但在香港的这 12 天时间里,爱波斯坦仍然发现了一些秘密,《好奇心日报》会在后续的报道中与爱波斯坦共同推出。

而在美国东部时间 5 月 28 日,NBC 播放了主持人 Brian Williams 对斯诺登长约 1 小时的专访,这是斯诺登一年来首次面对美国媒体。在采访之前,NBC 做了一项读者调查,问题是“你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还是叛国者”。结果,有  32%  的受访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叛国者,24%  的人则认为他是爱国者。

当被问到一直坚定不移相信斯诺登是爱国者的 Tibbo 如何看待这些数据,Tibbo 笑了一下,说,你会引用我说的话的,对吗?所以我还是通过邮件白纸黑字地告诉你我的想法吧。

结果,精明的 Tibbo 也没有履行这个承诺,他再次躲过一个敏感问题。

1年前,这样的障眼法也曾发生过。2013 年 6 月 23 日,斯诺登和 Harrison 乘搭俄航 SU213 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其后有消息传出,斯诺登将在 24 日继续乘搭 SU150  前往古巴。于是,一大群记者当日搭乘 SU150 航班前往莫斯科,他们相信斯诺登会出现在这架飞机上,美联社记者马克斯·赛登甚至相信他的身边 17A 就是斯诺登的座位。当然,所有记者的希望都落空了,斯诺登选择留在了俄罗斯。

题图来自:新华社记者姜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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