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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部关于婚姻的历史,它跟爱情是什么关系?

曾梦龙2020-03-27 15:08:42

浪漫的爱情古已有之,“为爱成婚”才是现代的创造。这是一部妙趣横生又开阔眼界的作品,让人领略古往今来婚姻的千姿百态,理解现代转变的奇异特征——天长地久的陪伴相守竟然会依托于变幻莫测的两情相悦,并思考当代亲密关系的美好、风险与诸多难题。——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

内容简介

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这本书中把我们带上了一段婚姻探索之旅。从古巴比伦的婚姻密谋,到维多利亚时代情侣们的性苦闷,再到当前关于同居、离婚、同性婚姻的争论,作者用真实、丰富的婚姻故事,粉碎了诸多关于婚姻生活的神话。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婚姻并不基于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而是一种专门用来获取财富和权力的制度。到了 19 世纪,当妻子成了“家庭的天使”而丈夫成了“养家者”的时候,婚姻才成为人们感情生活的重要依托。然而,当人们期待婚姻中有浪漫和亲昵的时候,它也就变得脆弱易碎了。 20 世纪 50 年代开启了一段短暂的婚姻的“黄金时代”。节育技术的进步和女性争取平等、自主事业的迅速推进,一方面使婚姻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也侵蚀着其稳定性的基础。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一场影响广泛的婚姻革命已经山雨欲来。近 30 年的时间里,婚姻的变革超过了此前 5000 年的沧桑变迁,古老的婚姻“法则”已经基本上不再适用了。

《为爱成婚》并不提供婚姻生活的指导方案,但它用形态各异的婚姻制度及其演变规律搭建了一个关于婚姻问题的理解空间。这一空间为我们定位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状况,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和可能性。

作者简介

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1944年出生,美国当代家庭委员会的研究与公共教育主管,长青州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和家庭问题的研究,著有《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The Way We Never Were: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我们一直如此:跟美国变化中的家庭妥协》(The Way We Really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America's Changing Families)等书。除了学术研究,孔茨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也颇具影响力,其评论文章经常见诸《婚姻与家庭杂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书籍摘录

前言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坠入爱河,有时甚至爱上自己的亲属。但婚姻从根本上说与爱情无关。作为一项经济和政治制度,婚姻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仅仅以爱情这种不理智的东西为基础。也就是说,几千年来,大部分的婚礼都应该用那首《与爱何干?》 作为主题曲。

正因为婚姻作为合约而言至关重要,所以婚事才不能由两个当事人全权决定。亲属、邻居,其他局外人,譬如法官、神父或政府官员,通常都会参与到婚事的磋商中来。即便是两个人自己安排了婚姻的转接分合,那多半也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而不是爱。

在某些文化和某段时期里,真爱实际上被认为是与婚姻矛盾的事物。柏拉图认为,爱是一种奇妙的情感,使人们行为高尚。但这位希腊的哲学家指的并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那只是卑贱之人感受到的爱” ,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爱。

在古印度,在结婚之前相爱被视为是一种颠覆的、几乎是反社会的行为。希腊人认为相思病是精神病的一种,这个观点也被中世纪欧洲的评论家们采纳。在中世纪,法国人将爱情定义为一种“精神错乱”,可以通过性交得到治疗。

有些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甚至说,一个“过分”爱妻子的男人是一个“奸夫”。好几百年后,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认为,过于深爱彼此的夫妻犯下了盲目崇拜的罪行。神学家们斥责用亲昵的小名称呼丈夫的妻子们,因为让妻子如此亲近,会折损丈夫的威严,损害妻子对丈夫应有的敬畏之心。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但当我越深入研究婚姻的历史,我就越不认同这句话。在历史上,大部分不幸福的婚姻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在时间长河中留下斑斑泪痕甚至血迹。然而,每一桩幸福成功的婚姻似乎都各有各的幸福。并且,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的婚姻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幸福。

17 世纪早期,当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遇上北美印第安人中的蒙塔格尼– 纳斯喀皮人时,他们被印第安妇女的性开放震惊了。一位传教士警告一个纳斯喀皮男性,如果他再不看紧一点自己的妻子,他就永远不能确定她生下的孩子哪一个才是他的了。这名印第安人也同样感到震惊:欧洲人对这种事竟如此介意。“你们这些法国佬,”他回应道,“只爱你们自个儿的孩子,但我们爱自己部落里的全部孩子。

女性的身体被认为是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财产。亚述人的法律宣称:“一个男人可以鞭笞他的妻子,拽她的头发,打她,以及割她的耳朵。这是无罪的。” 《圣经·旧约》认为一位童贞不保的新娘可以被石头砸死。

几千年来,从最早期的文明开始,对中下阶层来说,婚姻的经济功能要比个人的满足感重要得多,而对上层阶级来说,婚姻的政治功能排在首要地位。

一夫一妻制不代表一对一的性生活。事实上,一夫一妻制婚姻提供了一种让皇室能够鱼和熊掌兼得的方式。一个国王可以不断地生下儿子,他们在军事活动中能派上用场,还能召唤母亲的家族前来相助,但因为不是合法婚生子,儿子们就被剥夺了任何继承王位的机会。

14 世纪到16 世纪的婚姻指导手册充满了单调而琐碎的教诲,教导妻子要忠贞、恭顺、勤劳和谦恭,其中还穿插着驱除跳蚤的实用小窍门,以及偶尔要求丈夫也要同样忠贞爱妻的句子。写给丈夫看的手册寥寥无几,而且听起来更像是训练马匹而非构筑婚姻的攻略。这类手册的目标在于让丈夫对妻子建立起滴水不漏的管治,令反抗无迹可寻。

17 世纪晚期之前,家庭被认为是一个迷你王国,丈夫对依附于他的亲人称王。只要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整体社会中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传统婚姻的等级制度就也不会改变。但是,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及发生在 18 世纪最后 25 年的影响更为深远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培育出了新的政治理想,给父系权威的传统正当性带来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

18 世纪,市场经济的扩张和启蒙运动的出现带来了创纪录的深刻改变。到18 世纪末,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包办婚姻成为一种社会理想,人们被鼓励为爱情而结婚。 5000 年来,婚姻第一次被看作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同盟系统当中的一环。

在整个中世纪,女性都被当成是一种放荡的性别,比男人更容易臣服于激情……不过,对女性天生的性贞洁的强调在 19 世纪初有了新表现……新观点取代了旧观点,认为女性是无性的生物,不会对性交的邀约做出回应,除非被下了药或是在很小的时候便误入歧途。这种对女性贞洁的狂热崇拜,鼓励女性把 16 世纪和 17 世纪官方强制实施的对性行为的管束内在化。

男性友谊中存在着远远超出今天大多数异性恋男性的接受范围的身体接触和浓烈感情。例如,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ke)在日记中不时提到他和朋友作为室友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很早就躺下了,”他在 1851 年的某日写道,“在彼此的怀抱中,我们的友谊安宁地沉入梦乡。”这种行为一点儿也没有烦扰到布莱克的室友的未婚妻。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成年女性中,至少三分之一(可能接近一半)的人有过婚前性行为,这是上一代人婚前性行为比率的两倍。到了这个时候,中产阶级年轻男性更倾向于和自己同阶级的女性而不是妓女进行第一次性行为。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婚姻不能提供爱情、陪伴和亲密情感而申请离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伴侣行为残暴或者不能履行管家或持家的婚姻职责。……婚外性行为的污名在许多圈子中渐渐消退。社会上出现了要求婚前同居合法化的呼声。

男性作为保护者、基于爱情的婚姻模式在 18 世纪晚期被发明出来,在将近 200 年间被持续地修正调整,而这套空前绝后的婚姻制度正是这一修正过程的顶峰。这个进程在 50 年代达到高潮后匆匆结束,人们自此开始把它当成传统婚姻。因此,当基于爱情的婚姻在 70 年代再次显现出内在的不稳定性时,无数人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双方同意之下“以过错婚姻为幌子”进行的离婚,已然在许多国家成了“例行的法定程序”。当女性对个人实现的期望值增加,同时又愈发经济独立时,离婚率就会加速增长。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无过错离婚的流行,更多的是对婚姻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带来的结果,而非原因。

北美和西欧的立法者们以极快的速度废止了所有尚存的“一家之主”的法律,将婚姻重新定义为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联结,而非两种明显不同的专职角色的结合。丈夫不再能因为妻子外出工作有碍她履行做家务或者养育子女的职责,干预了他的权利,就禁止她这么做。

婚姻曾经是通往成年生活和声望地位的大门,也是人们获得最多资源、汇聚最多劳动力的最佳方式。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婚姻仍然能够让两个人整合资源,进行劳动分工并积累比单身时更多的资本。但是它不再是人们为未来投资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它是一项比过去更加冒险的投资。结婚可能获得的利益,需要与单身提供的可能性相互比较—人们在单身时可以追求更高的学位或者获得更好的工作。而且,婚姻有很大概率会以离婚收场,这使得人们更愿意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同时投资于自身技能以及经验的提升。

让女人“装傻”来让男人上钩,曾几何时确实是个好建议,现在则不再奏效了。女人曾经被年长、多金又有权的男性吸引,现在也不再如此。过去,双职工婚姻比男性养家的婚姻更加不稳定,这一点现在也变了。

尽管女性仍然倾向于比男性更渴望结婚,她们同样也更容易在婚后变得不满。

一个运转良好、持续稳定、婚姻幸福的双亲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理想的环境。但你并不总是能碰上运转良好的婚姻及互相配合的父母。当婚姻出现问题时,离婚对孩子和大人来说都是一个应急出口

男人和女人对结婚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逆转。在 20 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女性比男性更加需要,也更加想要一段婚姻。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结婚,也更加容易抱怨婚姻带来的负担。不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男性开始给予婚姻比之前几十年高得多的评价;到 20 世纪末,认为婚姻是理想生活方式的男性比女性更多。

150 年来,有四样东西阻止人们从爱情和自我实现的新价值观推导出最终结论:人能够在婚姻之外建构有意义的生活;并非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夫妻并围绕夫妻来组织。

第一重阻碍就是,人们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先天差异,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女性没有性欲望。这种观念在 20 世纪 20 年代瓦解了,这时的人们抛弃了男女各司其职的观念,强调性生活满足感对女人和男人同样重要。

第二个抑制爱情革命的颠覆潜力的因素就是,亲属、邻居、雇主和政府控制人们的个人行为并惩罚违规者的能力。这些个体和机构的影响力被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国有企业、银行和其他非个人机构(更关注人们的学历和资产,而非婚姻状态和性史)的发展侵蚀。

第三个防止爱情革命削弱婚姻的社会核心地位的因素,就是不可靠的节育手段和对非婚生育的严厉惩罚的结合。然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节育手段变得足够可靠,以至于对怀孕的恐惧不再束缚女性的性生活。在 70 年代,改革者废除了非婚生育的法律分类,宣称因为母亲不想或不能结婚而惩罚孩子是不公平的。

女性在法律和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以及男性在家庭事务上对女性的依赖,是长期以来驱使人们结婚并留在婚姻中的第四个因素。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女性赢得了法律上的自主权利,在经济自立上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省时省力的消费商品的兴起,例如免烫衣服、预制食品和自动洗碗机,也减少了男性对女性操持家务的依赖。

随着所有这些针对单身生活和个人自主的障碍逐渐消除,社会迫使人们结婚或违背自身意愿留在婚内的能力也被大幅削弱。人们不再需要通过结婚来建构成功的人生或长久的性关系。这样一来,几千年的传统便走到了尽头。

随着男女结婚时间的推迟,他们在结婚时各自已有大量的生活经验以及许多之前已经形成的兴趣和技能。两人能够在所有兴趣和信念上互相契合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了。当两个成年人走到一起,没有人再有支配权时,双方都必须学会和而不同。

婚姻的历史变革产生的另一条重要法则就是,丈夫必须对妻子想要改变的请求做出积极回应。这并不是偏向女性而打击男性。几千年来,婚姻都是以强化女性的屈服地位的方式来组织的。今天,大部分让丈夫权威凌驾于妻子之上,或者让妻子屈从于丈夫需要的法律和经济基础都不复存在了。尽管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在潜意识中沿袭了一些习惯和情感上的期待,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的劣势地位延续下去。

女性更容易讨论婚姻方面的议题,因为她们能从这些传统的婚姻动态的改变中得到更多收益。

我们当然可以创造出比现在更加健康的婚姻,也能拯救更多陷入麻烦的婚姻。但是就像我们不能通过亲戚关系来缔结现代政治同盟一样,我们也不能让农民和手工匠人的家庭重回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永远不能重新使婚姻成为现代世界中责任和关怀的最重要的来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调整个人期待和社会支持体系,以便适应这一崭新的现实。


题图为电影《婚姻故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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