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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川端康成的自传体小说集,关于养女之情和孤独少年

曾梦龙2020-02-27 16:11:55

他叙事技巧高超,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天授之子》

内容简介

《天授之子》为川端康成的自传体小说集,收录《故园》、《东海道》、《感伤之塔》、《天授之子》四篇小品。川端康成从两岁到十四岁期间,父母、姐姐、祖父母相继去世,他一生中萦绕着“天涯孤儿”的情节。《故园》中,以迎接养女为契机,作者回顾了自己孤独的少年时期;《东海道》则缅怀故人的上京之旅,探讨艺术与永恒的关系;《天授之子》中,描写与养女之间的父女之情,记述了战后日本笔会的活动……

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一八九九年六月十四日生于大阪。一生创作小说百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羽鹤》等。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亦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川端担任过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一九五七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

书籍摘录

故园(节选)

为了领养孩子,从三月十二到二十二日,到东京大阪一带去了一趟,我想把这十天来的事或多或少地记述下来。

我只能在不给孩子的亲人带来什么影响的范围之内写,所以这既算不得小说,也不是真实的记录。就一个作家来说,这是怯懦,也是欺骗。不仅如此,甚至行文的感兴也必须抑制。写的过程中,虽然发挥了想象的作用,但是一任想象的翅膀飞翔下去,就会脱离实际人物。但是,如果把重要事实的主要部分略而不谈,那就对孩子很不合适。总而言之,既不能照事实原样一成不变地写,也不能随兴所至地写。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想写?这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说到底,我觉得写自己的事是一种痛苦。首先是对于准备描写自我的自己感到疑惑和厌恶。因为这个缘故,它使得我把作品中人物写成可憎的人。总之,可能是因为描写自我的这个人可憎,才把作品中的我写成可憎的人,借以蒙蔽人们的视听,作为作家的一切艰难都能由此发现端倪。如果不这样,那就永远也迈不出第一步。也就是说,那只能是肝火太盛的自暴自弃、感乱之余的清醒。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也是常有的。当然,把这类作品中的人物误解为实在中的我,这种事情也是常有的。进一步说,即使将作品中人物定成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物时,也没有必须辩白的道理。不过会感到若然的凄凉。这并不是因为受到误解,而是和写作这种事情的无奈感相通的凄凉。

对于误解的辩白之策,细想起来,从开始就是齐备的。因为我并不是一边修饰自己的体验一边写自己,我并非书中人物。因为是假装出来的伪恶,所以也就显得狡猾。但是,一切自我告白无不偏于伪善或者伪恶,难免自我宣传或者自我辩护,寻根探源,其本源之一概出于把告白视为伟大,但是我却没有认真地立志于此道。因为伪善也罢辩白也罢还没有达到有意识的程度,所以它是极其脆弱的。总而言之,我既没有打算把自己条分缕析地弄个清清楚楚,也没有打算把自己和盘托出自我告白,也就是并非决心写自己。虽然是一个斤斤计较把自己硬是推向别人、万一侥幸甚至想把自己推给后世的文学家,我却恍惚于、自己消失于忘却的世界的空想之中,这是日本诗的风格吧。宗教也是如此,日本的僧侣没有留下过血腥的忏悔录。

没有写自己的意图,也就是没有写人的意图。我认为,本来是写自己的经历,但是往往脱离自己的性格和心理,这不能算一个坚定的作家。靠着把自己多少厌恶的人漫画化而寻找到的端倪,肯定会走向邪路。这样,对于作品中的自己,其憎恶的程度自然浅薄。那不过表明了一个人、一个作家的懈怠而已。作品不讨人喜欢,余味不好。也许和一张哭丧着的脸差不多。这不是把稚拙的假哭给人看吗?

我是不憎恶人的,更不可能由衷地憎恶自己。虽说憎恶作品中的自己,还没有超出修辞游戏的格。作品已经是修辞的。实在,它是用语言表现的。然而回到自身,却不知如何描述自我的影像。而且是用语言来想的。用语言思考的同时还会思考语言和实在有什么联系。实在在我们的语言那方,不论用语言如何追赶它,它始终在我们的前面。我不愿意用语言弄脏实在的自我。不写自我,仍有自我;不写自我,自我才仍旧是美好确实的存在。把这个自我先珍藏起来,不打算写自己不愿意写的笔墨游戏一类的东西,这时也就用不着语言了。语言本身只不过是笔墨游戏而已。写自我的时候那种疑惑和厌恶,也许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当然,这种想法不过是文学的陈腐问题、近代的病态而已。其中也有自我的虚荣心。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染上不能直率地写自我这个毛病,这的确是在浅梦里的彷徨。

但是,以他人为模特的时候,我就只能直率地操笔写来。和描写自我时的情况不同,既没有想过把别人肆意歪曲,写成可憎的人,我也不会写别人的隐私和缺点,而且是非常温情地把作品的骨头和油气抽掉。作为一个作家越来越思想薄弱。因此,我几乎不写以某人做模特的小说。固然也是由于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也因为并不相信自己的观察就是那么准确,一矢中的。况且即使中的,也不过是整体的一个点而已。即使自己看自己,也是无法描述,何况看的又是别人。其次,纵然看得很准,根本没错,但是化为语言时,就脱离了实在。况且,从当初开始就是除了靠语言没有别的办法观察人的。以为能够写他人而因此锯傲,有允许作家这样做的道理吗?作家只是从人类深渊之上擦过表皮一掠而过,作家没有足以威胁实在、创造实在的力量。

然而我对于实在这种事物也并不简单地相信。大体上是怀疑的。假如它从边角直到深深的底部总是能一眼看清,而且能静止不动;那么,人就用不着语言了。想写实在的人的时候,我之所以迟迟不动,退缩不前,可能是实在对于我这个不够用心的人施加的惩罚。也许它用那根鞭子把我驱逐到了实在之外。语言的不准确引起我的惑乱,使我大动肝火,但是因为不知道语言的不准确会招致绝望性的恐怖,所以还能玩弄语言而活下去。因为不准确,所以就过于天真地以为,语言所到之处全和实在相通。似乎是随随便便地取消了语言和实在的界限,让它飘舞于虚空之中。实在的影子既淡且薄,缥缈而去不知所向何方。只能听到来自天上的歌声。当然,我不可能不受到实在的报复。在实在的外边被敲打,也许实在已经不存在了。被从现实生活中赶出去的滑稽剧演员,虽然已无可救药,但是得不到救助的心却仍不醒悟,错误地以为幸亏舍身,这个世上才光明遍在。甚至想把戏言留到身后,什么时候才能闭上嘴呢?

我想写的是为了领养孩子而去了东京、大阪的事,但是我却难以言表地厌烦这件事。我以为想把它写出来的自己有些下流。于是摆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耽于修辞的游戏,然而毕竟不过是翻来覆去地做了自鸣得意的辩白而已,全是虚妄之言,所以更加厌烦。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呢?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领养孩子这一事实,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感觉到有非写它不可的必要。尊重事实的话,就不必写。孩子到家以来过了二十多天,没有一点操心的事,倒觉得无拘无束,安闲舒畅。既感到平静也感到幸福。但是想写它的时候才有类似不安的感觉。是不是确实因为领养了孩子的缘故?领养孩子是为了什么呢?这种想法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这大概也是追求真实的习惯所致吧。但是我却不尊重这个习惯。我一直被这个习惯弄得痛苦不堪,时至今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没有摆脱它。所以,刚刚冒出来的这个想法,不过是瞎模仿,没有往深处想。其次,如果想一想就能明白,事实大概就不存在了。我希望事实本身就是那样。现在孩子似乎就是那个样子。然而我打算稍微离开事实观察一下看看。写作要进入事实之中,我在文学的功能书里大概也会这么说,但是它却不能安慰我自己。我甚至怀疑,我可能是为了削弱事实而写的。


题图为电影《伊豆的舞女》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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