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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位地球生物学家的回忆录,涵盖女性、科学和友谊

曾梦龙2020-01-10 12:34:47

霍普·洁伦的《实验室女孩》是一部文笔绝佳的回忆录,写的是科研领域中的女性,还有一段奇妙的友谊,以及树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很棒。——巴拉克·奥巴马

《实验室女孩》

内容简介

19 世纪 80 年代,霍普·洁伦的曾祖父母随彼时兴起的移民潮,从挪威奔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冬天漫长而又寒冷的地方,加入似乎永远不会停止运转的屠宰流水线,默默劳作。到了霍普父母一代,他们不再直接受雇于屠宰工厂。虽然和很多北欧家庭一样,霍普早已习惯与家人沉默相伴的日常,但倔强而不与命运妥协的母亲,还有宽厚而心智开放的父亲,都给予了她另择人生可能的想象与勇气。

在父亲工作的实验室长大,在研究型实验室求学、打工、获得学位、拿到教职,再到从零开始搭建自己的实验室,霍普·洁伦在这部带有强烈自传性质的作品中所记录下的友谊和爱情、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事业发展,都不能再与“实验室”相分离。植物会向光生长,人也一样。

作者简介

霍普·洁伦(Hope Jahren)于 1996 年从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开始独立从事地球生物学研究。她曾先后供职于佐治亚理工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此间,她曾三获富布赖特奖(Fulbright Award);另外还先后斩获两枚地球科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奖章(Young Investigator Medal),到目前为止,仅有四名科学家获此殊荣,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曾于 2005 年获由《科学普及》(Popular Science)杂志举办的全美十大杰出青年(Brilliant 10)提名奖。 2008 年她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资助,于檀香山建立稳定同位素地球生物学实验室;该年起至 2016 年,任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终身教授。目前,她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任“威尔逊教授”一职。

译者简介

蒋青,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普作者、译者,曾参与编撰《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古生物分册。已出版合译著作《第6次大灭绝——人类能挺过去吗》,荣获 2016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奖。

书籍摘录

序言

人们喜爱海洋。他们总是问我,为什么不研究海洋呢?毕竟我住在夏威夷啊。我告诉他们,因为海洋太孤寂,太空旷。陆地上的生命总量是海洋的 600 倍,而能达到这个数量又大部分是拜植物所赐。海洋中的植物常常只有一个细胞,只能活 20 天;陆地上的植物却往往是重达两吨的百年大树。海洋中的植物动物质量之比接近 4 ,陆地上的这个比率则近于 1000 。陆地植物之多,足以令人瞠目:仅在美国西部的森林保护区,就有 800 亿棵树。美国的树与人之比竟然远超 200 。通常,人们生活在植物之间却对它们视而不见。但我注意到了那些关于植物的数字,因此眼中再难容下他物。

现在,请给我个面子,抽出两分钟看看窗外吧。你看到了什么?可能会看到由人类创造出的一切:别的人、汽车、大楼、人行道。只消短短几年时间,历经构思、设计、采矿、冶炼、挖掘、焊接、砌墙、粉刷、打窗框、填灰泥、埋水管、接电线,人们就能建起百层高的摩天大楼,令它垂下百米长的阴影。这真令人叹服。

现在,请再看一眼。

你看到一些绿色了吗?要是看见了,那就意味着你看到了这世上仅存不多的人力所无法创造的事物之一:这是于 4 亿多年前出现在赤道上的生命。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一棵树。这棵树的雏形于 3 亿年前形成。耗时数月,历经采集大气中的“矿藏”、用细胞搭建身体、以蜡质覆盖表面、铺设导管汲取水分、给枝叶刷上颜色等种种“工事”,这棵树终于造出一片完美的叶片。你能长出多少根头发,一棵树就会生出多少片树叶。这真是令人叹服。

现在,请凝神注视一片叶子。

人类不知道怎样造出叶片,却知道如何毁掉它。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砍伐的树木已经超过 500 亿棵。地球曾有 1/3 的陆地为森林所覆盖。而我们每十年就会砍掉这个总量的百分之一,并且无法再生。砍伐面积相当于法国国土大小的土地。几十年来,人类从这个星球上抹去了一片又一片法国大小的森林面积。每天都有一万亿片叶片被切断养分供给。这些事情仿佛没人在乎,但我们却应该在乎。这其中的理由,与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义务关心的一样:不该死的死了。

死了?

也许我接下来能说服你。我看着繁多的叶片,一边看一边不断发问。开始我会看它们的颜色:这呈现出的到底是哪种绿色?叶片前端绿得不同于后端吗?中心和边缘的颜色有所不同吗?叶片边缘如何?是平滑的?有齿的?叶片中含有多少水分?蔫了?皱了?挺括?叶片与茎之间的夹角是多少?叶片有多大?比我的手掌还大?比我的指甲盖还小?能吃吗?有毒吗?它能获得多少阳光?多久受一次雨淋?有病害?很健康?它重要吗?还是无关紧要?还活着?为什么?

现在,请你就你的叶片提出一个问题。

你猜怎么着?你现在就是一名科学家了。别人可能会告诉你,当一名科学家必须懂数学、物理,或者化学。但他们错了。这就好比在说,当一名家庭主妇必须得会打毛衣,要研究《圣经》就必须懂拉丁语一样。当然,这些知识都很有用,不过未来你有的是时间去学。问题才是一切的开端,而这条你已经做到了。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艰深。促成这一转向的原动力,并不那么仰赖于人们所设想的必需的知识。那么,就让我来讲一些故事,由我这个科学家讲给你这个科学家听。

第一部 根与叶(节选)

这世上再没有比计算尺更完美的东西了。你用嘴唇接触它时,会感受到经过抛光的冰凉铝材。你举起它迎着光观察时,能在计算尺的每一个拐角处看到世界上最完美的直角。你把它侧向一面,它就能优雅地变身为华丽的细剑,伸缩自如,隐蔽无声。小女孩也能驾驭它,因为握着游标就如手执剑柄。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小游戏和童年听到的故事难分彼此。我的头脑中总是残留着这样的画面:痛苦的亚伯拉罕差一点献祭无助的以撒时,他手里握着的正是一把可怕的计算尺。

我在父亲的实验室长大,个子较小的时候常在实验凳下玩耍,长高一点后就坐在凳子上玩。这个实验室位于明尼苏达州偏僻乡下的社区学院,父亲就在那里教授物理学导论和地球科学两门课,教了整整 42 年。他热爱他的实验室,我和兄长们也热爱那里。

煤渣砖砌成的墙面上刷着厚厚的乳白色半光漆。但如果闭目凝神,你还是能在伸手触摸墙壁的时候感受到粉刷层下水泥的质感。我还记得当初搞清楚黑色橡胶护墙板是用胶水粘贴到墙上的事,因为我用 30 米黄卷尺测量它的全长时,没在它身上发现一个钉子留下的洞眼。长长的实验操作台容得下 5 个大学男生肩并肩、面朝同一个方向而坐,黑色的台面如墓碑般冰冷,铸造它的材料仿佛能抵御时间的侵扰、不受酸灼锤敲(但别试图这么做)的影响。操作台结实稳固,你可以放心地站在它的边缘,岩石也无法刮伤它的表面(但别试图这么做)。

一排排操作台等距排列,上面整齐地分布着一组组银光锃亮的喷嘴。它们亮得不可思议,你得使尽全力才能将把手拧开 90 度。当你拧开标有“煤气”字样的喷嘴后,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它们还没通煤气。但如果拧开“空气”喷嘴,一股轻快的气流就会喷出来,惹得你想直接用嘴吸取(但别试图这么做)。这个地方洁净、空旷,但每个抽屉里都摆放着磁铁、电线、玻璃、金属,琳琅满目。它们各有各的用处,你必须理清楚。门边的柜子里有 pH 试纸,它类似魔术但更胜一筹,因为它能在展示奇妙现象的同时解开其中的谜团。卫生间里的液体是一口痰、一滴水、一滴沙士,还是一点尿液?你会发现, pH 试纸会因为其酸碱度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但血液不行,因为血的颜色会盖住试纸(所以别试图这么做)。这些不是孩子的玩具,它们是成年人的正经工具。可是,我父亲拥有一大串实验室的钥匙,所以我是个享有特别待遇的孩子,只要跟着他去实验室,就可以在任何时候玩这些设备。因为我向父亲提出请求时,他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说过不。

在我记忆中那些黑暗的冬夜,父亲和我仿佛拥有了整幢科学大楼。我们就像国王和他尊贵的王子,信步其中。这座城堡占据了我们的全部心神,再无暇顾及冰封的王国。当父亲准备第二天的实验课时,我会跟在后头检查每一组预备好的实验用具,保证每个大学男生都能轻松地按照设定好的步骤完成实验。我们全神贯注地放置设备、维修故障,父亲教我如何有所准备地把东西拆开,观察内部的运作机理,这样它们坏掉的时候我就能修好它们。他教导我说,弄坏东西没关系,不会修才丢脸。

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回家,这样能确保我九点前上床睡觉。我们会先在他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停留一会儿。父亲的办公室朴实无华,我为他做的陶土笔筒算是唯一的装饰。我们在这里取下大衣,戴好帽子和围巾,还有母亲为我织的那些她年少时没有机会拥有的穿戴。因为父亲会把我们写秃的铅笔一一削尖,所以当我把穿了两层袜子的脚塞进厚实的靴子时,我会闻到温暖、潮湿的毛线混合着刨花的味道。他会利索地系好大外套,戴上鹿皮手套,并让我自己确认头上的帽子是否捂严实了两只耳朵。

父亲总是一天中最晚离开大楼的人。他要在过道里走两遍,一遍确保所有通向外面的门都已锁上,一遍关掉所有的灯。灯一盏盏地熄灭,我小跑着跟在他身后,逃离紧随而至的黑暗。最终走到后门口,父亲会让我伸长手拉下最后一排灯闸。我们走出去,他拉上身后的门,检查两遍,确保门已落锁。

于是,我们被门隔绝于外,一头扎入严寒。我们会站在卸货码头,仰视冰冻的苍穹,极目宇宙寒冷的尽头。我们会看到那些许多年前射出的光,它们来自热得无法想象的烈焰,今天仍在星河的另一端燃烧。人们曾以星座命名我头顶的星星,但我全部不认识,而且从未问起过它们的名字,尽管我敢肯定:父亲知道每一颗星星的名字和它们背后的故事。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 3 公里的归途,我们不发一言。沉默相伴是所有北欧家庭自然而然的相处模式,也许是他们最擅长的。

父亲工作的社区学院位于我们家乡小镇的西端,小镇横跨 6 千米,两头各有一个货车站。我、三位兄长和父母一起住在主街南段的一座砖房里。 20 世纪 20 年代,父亲就在此以东 4 个街区的地方出生;到了 30 年代,母亲也在此以西 8 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从这里往北走 160 千米才能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向南走 8 千米就可抵达艾奥瓦州(Iowa)的州界。

霍普·洁伦,来自:twitter

回家的路穿镇而过,途中会经过一家诊所。正是这里的医生帮母亲接生,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也正是这位医生时不时地为我做咽拭子测试,检查链球菌感染。继续沿着这条路走,还会经过水蓝色的水塔,这是全镇最高的建筑;接着会经过一所高中,这里的老师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我们还会从长老会教堂的屋檐下走过。就在这里, 1949 年的主日学野餐会上,我的父母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之后于 1953 年结为夫妇, 1969 年带我施洗。每一个周日上午,我们一家都在这里度过,周周如此。而那些冬夜,父亲会把我高高举起,让我掰下粗壮的冰凌。我们继续走着,我会把冰凌当冰球踢,每走十步,它都会“叮”的一声撞上路边夯实的雪堆。

我们走上铲过雪的步道,走过保暖条件良好的私宅。住在里面的人家毫无疑问也共享着一种沉默,就如我们。每幢房子里住的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从还坐在婴儿车里到参加学校舞会,我和那些男孩女孩一起长大,而他们的父母也是我父母的儿时玩伴。我们已记不清何时相识,即使家教使然的寡言让我们对彼此知之甚少。一直到我17岁去外地求学,才发现世界上竟满是陌生人。

一头怪兽在小镇的另一端发出疲惫的叹息。听到它,我就知道时间已指向8点23分,火车正离开工厂,夜夜不辍。我听到巨大的铁制刹车紧了又松,一列空车皮开始向北曳步,驶往圣保罗市,在那里装满 10 万升卤水。火车会于第二天上午返回,这头筋疲力尽的怪兽又会长叹着卸下重担,把卤水注入深不见底的盐池,为工厂永不停息的咸肉生产提供原料。

铁轨南北走向,把我们的小镇切出一角,而坐落在这个角落里的,可能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屠宰场。每天都有近两万头牲畜被扔进这里的屠宰流水线,加工成食用肉类。

我家是少有的不直接受雇于这家工厂的家庭,但祖上却有很多人在那里工作过。我的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加入了 19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挪威移民潮,他们几乎就像这个小镇上的每个先民一样,从挪威奔赴美国明尼苏达州。而我也像这小镇上的每个居民一样,对自己祖先的了解仅限于此。我怀疑,如果他们在欧洲那边一直生活得好好的,就不会移民到地球上最冷的地方,还干杀猪这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追问以前的事。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祖母和外婆,她们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我的祖父和外公分别在我4岁和7岁时过世;我记得他们,却记不起他们可曾直接和我说过话。父亲是家中的独子,但我猜测母亲应该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些我从未谋面。我们家和舅舅姨母家几年才走动一次,就算他们有些人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镇也是如此。我的三个兄长一个接一个长大、离开,我也未曾留意,因为我们可以好几天都找不到话说,这种状态对我们而言稀松平常。

北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在自己和家人的情感联系上制造鸿沟。这鸿沟由来已久,而且日益加深。你能想象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吗?你不可以过问任何人任何关于他们自己的事。“你好吗”事关个人隐私,你没必要回答。你被教导永远要等着他人先提自己的烦恼,同时不要向他人提及自己的烦恼。这一定是古老维京时代孑遗下来的生存技巧。在那些黑暗的漫漫凛冬,各家临近居住,物资紧缩,长期闭口不言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所以,我走出家乡后曾感到过困惑。我遇到很多人,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嘘寒问暖,可这点滴温情,我却长年求而不得。于是,我不得不学着在另一个世界生存,这里的人是因为不认识才不说话的,而不是因为认识才沉默。

等到我和父亲穿过第四大街(或者我父亲口中的“肯伍德大道”,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孩提时代就认识这些街道。很久之后,这些马路才被重新编号,所以他从来都不用这些新名字),我们就可以看见自家宽敞砖房的前门。这座房子正符合母亲年少时梦寐以求的模样,父母婚后用了整整 18 年时间才存够钱买下它。我走得很快——要赶上父亲得费些力气——即便如此,我的手指还是冰冷,我知道,等暖和起来,手指一定会疼。一旦气温降到零下某度,世界上再厚实的手套都不能温暖双手,所以我很庆幸马上就快走完这段路。父亲用手压下重重的铁门把,用肩膀顶开橡木制的前门。我们走进家门,走入另一种寒冷。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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